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法问题刍议

时间:2022-06-05 10:57:36

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法问题刍议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有利于加大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力度,但也有不足之处。对此,应确立从严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思想,修改现行刑法,对破坏环境罪犯的行为设置严厉的法定刑;应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目前的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并增设相应的罪名以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

【关键词】刑事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 司法解释 环境保护 立法建议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力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随着各地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我国环境犯罪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目前我国通过刑事立法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力度虽然得到了相应加强,但是现行的刑事立法同样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亟待完善,环境保护刑事执法不严的问题仍然存在,给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严峻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紧扣生态环境保护和我国刑事立法的具体实际,切实加强刑事立法和制订相应司法解释,确立从严惩处的环境刑事政策,使不断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有力遏制和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行为。

《刑法修正案(八)》和新近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对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对刑法的修正在我国立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刑法修正案(八)》采纳了部分实践证明能够推动我国法治文明的“两高”司法解释以及诸多新内容,集中体现了近些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大成果。《刑法修正案(八)》对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法的完善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相应修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表现形式产生了新变化,“修正案”中删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向土地、水体、大气”等字样,从而解除了对倾倒和排放、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限定,即便行为人实施的是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之外的其他场所倾倒、排放、处置有毒物质的行为,如果造成环境生态的严重污染就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应受刑法处罚。同时,确立了我国刑事法律对生态环境权的直接保护,降低本罪门槛,即便不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均可以构成本罪,体现我国刑法对造成环境本身现实危害行为的关注,有利于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行为的打击力度。此外,修正案将原《刑法》中的“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扩大了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范围,因为现实中可能对环境资源造成破坏的不仅是“危险废物”,凡是一切“有害物质”均可能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修正案对此做出的修改扩大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外延,能够通过刑法对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更加有效的控制。

其次,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的非法采矿罪进行了相应修改。修正案对非法采矿罪的修改,将此罪从结果犯改为行为犯,降低了入罪门槛,增加了此罪的容量,其入罪门槛将“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要件修改为“情节严重”。即便目前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文件并未确定“情节严重”的具体表现,但是其内涵明显大于之前刑法规定的“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而是肯定包括了更多的情形,有利于加大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修正案对此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之后,构成非法采矿罪的行为不要求以行政处罚作为前置条件,从而能够有效规避矿产资源管理中的腐败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产生。修正案还将对此罪的加重结果进行了修改,将其“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把结果加重犯修改为情节加重犯,此处修改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了加重结果的容量,只要犯罪行为人的情节特别严重,即便并未造成“矿产资源的严重破坏”,同样应加重处罚。

最高法、最高检于2013年《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以12个具体条文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进行了界定,并对从重处罚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两高”通过和认真执行上述司法解释,必定使更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受到刑法追究,有利于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刑法打击力度。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或者结果属于“严重污染环境”而构成了犯罪,司法解释列举了14项具体的标准,比如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致使公司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致使30人以上中毒的。对于实施污染环境、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等犯罪,何种情形从中处罚的问题,司法解释也作出了专门的规定。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污染环境的后果,但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就是故意犯罪的行为,此种行为在触犯了污染环境罪的同时,还触犯了投放危险物质罪,按照当前我国的刑法理论,在两罪中择一重罪处罚。此外,按照当前我国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仅要处罚污染环境的具体责任人,而且对于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以环境监管失职罪进行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两高”的上述司法解释如果能够得到不打折扣的执行,必定有利于切实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有利于对我国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刑事司法保护。但是,我国“两高”司法解释并不属于立法范畴,且即便在“两高”上述司法解释能够得到很好执行的情形下,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律规定仍然存在许多需要加以健全完善的地方

当前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现状

《刑法修正案(八)》在我国立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完善中也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不属于立法范畴,但是有利于加大通过刑事法律打击和惩治环境犯罪的力度,是符合我国立法趋势的,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立法完善的。法律和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紧密相连,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而必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健全完善,其功能作用的发挥也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社会现实,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而存在、发挥作用。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关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完善,1979年制订颁行的《刑法》中只规定了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狩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3个罪名,当时的3个罪名已经能够基本适应对相关的破坏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立法的滞后性带来了许多问题,需要环境立法随之完善健全,到1996年底,我国相应的单行法律增加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相关的罪名,并且于1997修订《刑法》时加入了单行法律已经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新修订的《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作为单独的一节设立,增设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占用耕地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等新罪,总体上进一步加大了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利于更好地通过刑事法律保护生态环境。1997年之后,我国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及时研究环境保护刑事立法中的问题,及时对《刑法》进行修正,以促使环境刑事立法能够紧跟时展步伐,更好地发挥刑法调整生态环境和谐的功能作用。2001年我国修订并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二)》,把原《刑法》中“非法占用耕地罪”修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将犯罪对象从“耕地”扩充到“农用地”,进一步扩大了刑法的保护范围。2002年我国修订并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四)》同样对相关的条款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通过刑法打击破坏环境资源行为的力度。

据报道,2013年1~5月,公安部集中部署重拳打击污染环境犯罪活动,侦破了一批在云南、辽宁、山东、湖南等地的污染环境重大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8人。当前,环境犯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目前刑事立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破坏环境资源罪犯的惩治力度,但是还仍然无法满足通过刑事法律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立法上也有许多缺陷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按照我国1997年《刑法》的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也就是只有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且导致了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才构成本罪,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为结果犯进行规定不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后来,立法者发现了问题所在,环境保护的目的重点在于预防,不能等已经造成了重大损害再去治理和惩治违法者,所以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做出了重大修改,把1997年《刑法》规定的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也就是只要构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便构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不必满足“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此罪的门槛,但是并未改变此罪作为结果犯的本质,还是不利于从根本上预防污染环境事故的发生。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呈现上升态势,导致了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自然环境持续恶化,需要切实加大刑事法律的打击力度以保护不断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对此,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以及增设“过失致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危险方法致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对策措施,并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观点主张,期望在修正案中进一步健全完善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但是,备受期待的《刑法修正案(八)》采纳的意见建议是十分有限的,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完善了环境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却没有采纳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的意见,也没有采纳增设相应的过失犯、危险犯的意见。除了法律的规定还缺乏必要惩治力度之外,我国环保行政执法的不足也同样造成了惩治破坏环境犯罪行为的力度不足的问题,在具体的环境执法过程中,当前还存在“以罚代刑、重罪轻罚、轻罪不罚”等诸多问题,削弱了我国刑法惩治破坏环境犯罪行为的功能作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上述问题亟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必定导致通过刑事法律途径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效果受到制约。

完善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法的思考

我国环境资源犯罪中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难以得到根本的改观,其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环境违法犯罪的遏制仅仅局限于或者聚焦于对罪刑规范的个别因素的完善方面,并未站在整体的、全局的刑事政策高度对此类问题加以认真细致的审视。我们在完善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法的过程中,必须为环境生态的刑事司法保护确定具有针对性和符合具体实际的政策制度,并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法律资源切实加大对环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

一是确立从严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思想。目前,我国已经将生态环境建设凝结为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报告也将生态文明构建列为我国五大建设之一。无疑,环境犯罪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障碍,我们必须确立从严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思想,因此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

刑事司法思想对整个刑事立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关立法效果、执法成效。符合现实需要的刑事立法、科学合理的刑事立法,能够提升立法效益,满足法律对社会现实的管理需要,实现最佳的效果。当前我国十分重要的一个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及时确立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对当时快速恶化的犯罪形势,我国及时确定了“严打”方针,及时、高效和严厉打击了严重社会治安犯罪和较为突出的各种犯罪,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当前经济社会快速稳步发展,社会趋于稳定,“严打”方针已经在较大程度上不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过于强调“严打”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此,中央及时调整刑事司法政策,将“宽严相济”确立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内涵主要是“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倾向于“宽”,对于某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和初犯、偶犯等“从宽处理”,既实现刑法的惩戒功能,同时也便于犯罪行为人“改过自新”。应该说,“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符合当前我国的国情实际的,是有利于通过刑事法律途径达到更好地社会治理目标任务的。然而,不同犯罪即便均侵害了相应法益,但是环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环境犯罪的后果更为深远和严重,对人类生存质量的提升具有巨大破坏力,同时对于人类将来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当前的我国绝不能将环境犯罪等同于其他犯罪实施所谓的倾向于“从宽”的“宽严相济”政策,而是必须确立从严惩治的立法思想,提升刑事司法对破坏环境犯罪行为的威慑力。

二是完善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法的建议。在确立从严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刑事立法思想的基础上,需要我们将此立法思想贯彻落实到具体的立法过程中,笔者对完善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法的粗略建议是:

第一,修改现行刑法,对破坏环境犯罪的行为设置更为严厉的法定刑。目前刑法对某些破坏环境犯罪的法定刑过低,和其他犯罪构成了立法的不平衡。比如,我国刑法规定盗伐林木罪的最高法定刑为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对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规定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盗伐林木的行为实际上也是盗窃行为,但刑法偏偏规定盗伐林木的行为能够得到从宽处理,这样的规定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盗窃罪和盗伐林木都造成了公私财产的损失,盗窃的一般物品还有可能被追缴,但是盗伐的林木却难以在短期内重新种植,对生态环境也造成极大破坏。为此,对盗伐林木的行为完全应该比照盗窃罪进行量刑,甚至应该比盗窃罪进行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其他罪名的法定刑,也应该进行逐一比照,设置更为严厉的法定刑。

第二,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目前的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同时增设相应的破坏环境资源的罪名,比如,增设非法勘探罪、故意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罪、违法发放采矿许可证罪、谎报和不报环境保护信息罪等,进一步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

(作者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中国政法大学)

责编/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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