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你的宝贝一生一世

时间:2022-06-05 08:15:03

彼时,在晨练的公园里,他常常会跑上几步,蓦地下跪在潮湿的地上;抑或好端端的,突然栽倒在地上,丝毫不顾及他人的好奇和观望。我走过去,使劲儿拧他一把:“爸,你看那么多人看着呢!”他自嘲地笑笑,脸上永远都是那抹不去的晦涩:“妞,你别嫌,这是我们导演要求的。”

“傻根”、“土根”、“老西儿”……他有那么多的小名和外号,以至于别人称呼赵学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原来是他的名字。

第一次听见别人喊他赵学军,是在那个小县城的民政局里。那个穿藏绿色制服的女人喊赵学军,然后递给他一本绿色的证件――母亲自小心高,从嫁给他那日起,便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作为建筑工人的粗糙和潦倒,在我四岁的时候,终于在生活的揉搓中,和他离了婚。那一年,他33岁。

在北上的火车上,他从列车员那里,买了一只长颈细腰的水壶,装上橘子味的苏打汽水。小小的我,非常喜欢,每隔几分钟便打开瓶盖,嗅一回那清凉的薄荷气味,或者忍不住吮吸两口。他抚摸着我的头说,妞妞不着急,慢点喝,慢点喝。我把水壶凑到他嘴边,他闻一下,真香!然后拧上盖子,飞快地挪开。

等我在他怀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北京的公交车上。

他说,妞妞,这是北京。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惊喜地问他,这就是有“天安门上太阳升”的北京?他含着笑,深深点头。此时的我不知道,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决定带着我去北漂。

他送我去附近的幼儿园上学,恰巧学校正在准备六一联欢会。幼儿园要求每个小朋友的家长,都要为这次的节目出一点力。

有的家长是做糖果批发的,就包揽了联欢会所有的糖果;有在印染厂工作的家长,负责了联欢会装饰的布料;还有的家长捐钱、出人力。唯有他,什么也拿不出,什么也不能做。在一大堆穿着考究的城里人面前,他是那样的局促和难堪。

最后还是负责晚会统筹的家长提议说,你,要么代表我们所有的家长,表演个节目吧。演个卓别林什么的,逗孩子们开心也好。

我一直记得那次联欢会。他穿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大一号的西装,显得邋遢和滑稽。脚蹬夸张的大头皮鞋,脸上涂抹着染成黑色的糊状面粉,打着红色的眼圈,胡须是用坚硬的松针做的。头上的礼帽,从他的额头上一直向下滑,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把他粘得好好的眉毛,揩下来一大半。

他表演的是《摩登时代》,拄着一根细细的小木棍,走起来像企鹅一样,而且,还要故意站不稳,故意跌倒。他一直走得那么危险,我分不清,他是故意跌倒,还是真的跌倒。

那么多的人欢呼,嬉笑着用力鼓掌。旁边的胖男孩,冲着我大声地嚷,你爸爸可真逗!这样的一句话,终于逼出了我的眼泪。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作为父亲,是这样让我失望。

那天晚上,他兴奋地抱着我,说,妞妞,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他说的办法,是一个学生的家长看了他的表演,又了解了他的情况后,问他愿不愿意去电影制片厂做一名群众演员。

他自然是愿意。原以为,以他没有文化的建筑工人身份,漂到北京,只能收破烂卖废品,不承想,却得了份演员的差事。他满口应允下来,又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人家,尴尬得直搓衣角。

自此,他就成了电影厂的群众演员。有时候一连几天,候在片场,只为了能在剧中做个露脸的路人甲或者士兵乙,之后从制片手中接过几张钞票,供我读书。

那一次,学校催着交保健笔的钱。放学之后,我去片场找他。远远地,看着他剃了光头,跪在地上,被一个穿着黑绸缎、留着汉奸头的男人一脚踹开,摄像机前,那个人还不解恨,又上前去扇他的耳光。

这样的一场戏,演了两遍,还是没有通过。导演走过来,把那个演土匪头子的男人撇在一边,反倒大声地指责他,演得不到位,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还不行,就换人。

他朝导演谦卑地笑着,说这一次保证过,保证过。第三次的镜头前,那个男人的耳光,显然比前两次要用力得多,他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嘴角也涌出血丝。原本紧张的神经,在导演喊“过”之后,才放松下来。

而我,已经眼含热泪,大声喊他,爸爸!他回过神来,一眼看到我:“妞妞怎么不上学,跑来这里做什么?”见我流泪,他又解嘲地笑笑,发热的脸上泛起一抹红晕,说:“没什么的。演戏就是这样辛苦,那些大明星还这样呢。这不,他们还给我煮了鸡蛋敷着。”

他最终还是没有凑够那128元。他对老师说,先发给妞妞保健笔,钱,他明天一定送过来。老师打量了他的装扮,对他说,其实这保健笔也没什么,家里这么困难,干脆你们就别要了吧。没想到,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其他孩子有的,我家妞妞,我家赵圆,也要有。

第二天,他就凑齐了那128元。而我,有了和其他孩子一样的一套保健笔。蓝色的杆,红色的芯,写出来的字无比清香。常常拿了用保健笔写完的作业,在他面前炫耀。

许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给演员做替身,才凑齐那128元。大冬天的,他从十几米高的悬崖上坠下,落入冰冷的水中――危险场景下的替身,一次能领好几百。

为了我一点小小的虚荣,他是拿出性命在拼。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其他人有的,我家闺女也要有。

新学期开始,我们住的地下室里,传来他的好消息。说有个著名导演看中了他,要他饰演新剧中男主角的父亲,戏份很多,还有台词,给的片酬,跟原先的群众演员,已是不能同日而语。

那日他拎着半条鱼回来,又买了家乡的汾酒,悠悠地喝着,喝完之后,便拿出台词练习。张口闭口,我们导演,我们导演。迂腐的表情,满是得意,仿佛他是男主角一样。

那部电影放映的时候,他狠下决心,买了两张电影票,拉我去影院。不过,他在剧中只是一个王爷的随从,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鞍马前的镜头就闪过去了,并且,以后再也没有他的镜头出现。多日的努力,到最后,被剪辑师悉数删去,只留下了一个侧面的身影。

他的失望,那么明显。光影之下,我分明看到他脸上隐约闪现的光亮。他低下头对我说,不要紧的,反正他们片酬又没少给,这些钱,足够我们好好过一阵子了,我给导演的印象蛮好的,下次可能就有机会吧。

我的眼睛蒙着一层雾水。

那间二十平方米的地下室,我们俩过得还是有模有样。做饭的时候,我掌勺,他拿调料,锅里饭菜喷香的时候,他揩一下我的鼻子说,丫头长大了,然后才兴高采烈地盛饭。

我上高中之后,他便从外面买廉价的化妆品回来。我揶揄他老土,哪里有上中学的女生,就涂脂抹粉的?他说,才不呢,片场的那些女明星,都在用,我家闺女也要漂亮。他的眼睛晶晶亮,脸上皱纹凸显。他渐渐老了。

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再去片场找他,隔得老远,便听到他得意的声音:我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扬眉吐气的表情,恨不得让全剧组的人都知道。他只顾得意,却没有来得及考虑,女儿一年的学费,要他做上百次危险的替身。

偏偏是一直让他得意的赵圆,在大三的时候出事了。

他后来才知道,我上学挣的那些钱,并不是打工挣来的,而是入了传销的行当,拉身边的同学发展下线,然后向他们骗取的。

上大学之后,我变得骄矜,年轻漂亮的姑娘吃不了那些打工的苦,又想分担他的压力,所以,加入了校园传销组织。直到同学报警,警方通知学校,学校要将我开除。

他找到我,说:乖,咱要去向校长求情。你好不容易就要毕业,咱不能不毕业就离开这。我不吭声,他又说:咱错了,要认。他一口一个乖,不骂我一句。他越不骂,我心里就越难受。

他来到比他年轻十岁的校长面前,除了跪下,他想不出其他认错的办法。他的声音苍老而沙哑,他没讲自己的难,只讲,我没教好赵圆,我错了,请校长你不要开除她。

校长最终答应,不开除我,但要重修一年的学分,视我的表现,再做定夺。

他当下高兴得手舞足蹈,说,重修就重修,还能多学些东西,只是,这次要听话。

我在他的话里,看着他没心没肺的笑,早就泣不成声,一个劲儿地点头。

我毕业后做记者的时候,他还当着他的群众演员,但我们已经搬进我贷款供的一套小两居室里。

他逢人便说,接下来,什么都不用做了,享女儿的福了。实际上,自己一刻也没有闲过。

那一日,我还在报社组稿,他就打电话,让我去采访。他说,他得奖了。

是一个不知名的电影人聚会的颁奖。因为几个导演推荐,主办方才同意设立“最佳群众演员”的奖项。

那天他换了一身青紫色的中山装,显得精神极了。在主持人宣布最佳群众演员――赵学军的时候,他仿佛被突然的惊喜击中,虽然提早练习了多次,但还显得有些局促。

只见他从下面的席位上起身,分开众人,走上前台。依旧是谦卑的,从主持人手里接过透明的水晶奖杯,心里激动,手在颤抖,表情依旧是永远褪不去的那份晦涩,仿佛还是那个母亲抱怨的世上最无用的男人,还是那个刚刚从小县城里出来、来京讨生活的建筑工人。脸上的汗,顺着喜悦的皱纹,一颗一颗往下掉。

对着镜头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奖杯,我要和我女儿,我的宝贝,分享……

而我,早已不顾记者的身份,朝着他的身影,泪流满面地冲着他喊:爸爸,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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