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古代赋税制度与赋税思想及其启示

[摘要]山东地区古代赋税制度和赋税思想是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创新与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地衰征”、鲁国实行“初税亩”，确立了以土地为赋税征收对象的基本税收制度；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明朝的一条鞭法等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了土地税与人头税的税制合并与简约。同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轻徭薄赋思想，对我国古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山东赋税；赋税制度；赋税思想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2-0021-05

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区名称是从金代开始的，明朝设山东布政使司(又称行省)，形成与今天山东省大致相同的版图，至清朝正式称山东省。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以山东省的行政区划范围为依据，主要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朝(鸦片战争前)的山东地区赋税制度与赋税思想。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赋税

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山东赋税以齐、鲁两国为代表，其在中国赋税制度构建和税收思想发展方面发挥了创始的作用。

(一)赋税制度

1、齐国。据《国语・齐语》载，管仲制定了“相地而衰征”政策，即按土地肥饶及产出多寡以确定赋税轻重等级，这是我国古代财政征课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变革。《管子・大匡》载：“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而不税。岁饥弛而税。”即平均税率为10％；对灾歉视情况而定减免。《国语。齐语》中记载，为了促进鱼盐业的发展，“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即鱼盐贸易只是稽查而不征收关税、市税。另据《管子》载，齐国有以“田亩藉”的田税、“邦布之藉”的户籍税、“征人藉”的人头税，还有“以室庑藉”的房产税和“以六畜藉”的动产税等各种税收。

2、鲁国。(1)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94年，鲁宣公正式过去按井田征收赋税的制度，改行“初税亩”，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史上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实行“初税亩”，标志着我国赋税制度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2)作丘甲。公元前590年，鲁成公改革军赋制度，使丘(丘16井，144户)中之人，按耕种面积分摊军赋。(3)用田赋。公元前483年，鲁国军赋改按田亩征收。至此，税、赋逐渐合二为一。

(二)税收思想

1、孔子。(1)强烈反对聚敛，提倡节用，主张“政在节用”、“道千乘之国，敬事而攸，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左传》中记载，在税收征收上，孔子强调惠民，坚决反对重税，主张“敛从其薄”。薄敛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政治口号。孔子反对鲁国按田纳赋以增加人民负担，并指责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的冉求是“非吾徒也”。(2)强调培养税源和征收什一税，反对竭泽而渔。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确认识涵养税源意义的人。在税收负担上，孔子主张什一税，以其作为薄赋敛的标准。孔子的税收思想为后儒所继承，成为历代儒家的税收主张，既被后代思想家用作体恤人民疾苦、呼吁减轻税负的工具，又被用作反对历次封建税制改革的武器，对后代封建政府税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2、孟子。(1)“仁政”是其租税思想的基础，主张一方面统治者要实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的“仁政”，另一方面征收税收要看人民是否乐意，《孟子》载：“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为政者凡是不符合仁义道德的征税求富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富桀”或“弃于孔子”的举动。(2)薄赋敛既能富民，又有利于发展生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进，用之以礼，财不可用也。”“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3)主张实行单一的农业税制。《孟子・公孙丑上》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不愿藏于其市也。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路也。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他提倡在城市不征坐商税；宅地无生产不征“里布”；无职业之人不征“夫布”；关卡和山林川泽也不课税，自由往来经营，即“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4)在税收负担上，孟子认为要“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载：“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即主张农业什一税。“什一而税”成为以后两千多年来儒家经常宣扬的税收教条。(5)关于农业税的征收方式，认为“贡”的方式最差，“助”的方式最好。他认为，“贡”法的税额必须“较数岁之中以为常”，税率固定后，缺乏灵活性和弹性；“助”法则不同，农民只在公田上提供劳役，私田收获不缴纳租税。孟子实际上不懂得固定税额有其长处，但是他却成为古代研究税率制度的第一人。孟子的税收思想比孔子丰富且具体，大大推动儒家税收思想的发展，构成了后世儒家神圣的传统税收教条，一直到19世纪之末仍占着支配地位。

二、秦汉时期的山东赋税

秦统一后，山东地区基本执行全国的税收政策。秦汉时期赋税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田赋政策由秦朝的重征到汉朝的薄收，二是建立复杂的人头税征收制度。

(一)赋税制度

1、田赋。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对官有土地收租，对私有土地征税，税率为土地收入的2/3左右。秦二世时，田赋更重，“收泰半之赋”。汉代田租较轻，税率开始为1/15，后为1/30。秦汉时期，均有田亩附加税即刍稿税征收，其税制为，秦朝时每顷田地纳刍三石和稿二石，汉代时税率为每亩加税十钱。

2、人头税。汉代，有口赋、算赋、更赋、献费等类人头税征收，负担沉重。其中：口赋，是对儿童征收的一种人头税。汉初规定3-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纳20钱，武帝时又加3钱，元帝时改为7岁起征，但每人每年仍需交纳23钱。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初为算赋”，算赋的课税对象是15-56岁的成人，税率初为每人每年一算120钱，贾人、奴婢倍算，即240钱。惠帝六年，为奖励生育，提倡女子早婚，规定对15-30岁的未嫁女子课以5算。文帝时，人口增加，算赋收入随之增加，随即把一算改为40钱；武帝时改为80钱。更赋，是对应服役而不服者征收的一种代役税。汉代徭役有三种：(1)正卒：从23-56岁，均每年服役一月；(2)更卒：25岁以上的男子，每年为郡县服役一个月；(3)戍卒：23岁以上的男子，每年戍边服役三天。正卒和更卒可纳钱代役。对不服正卒的，征收2000钱，不参加戍边的，征收300钱，形成一笔徭役基金。

3、水税。在两汉时期，将水作为国家财产，对灌

溉用水征税。秦彭在建初元年任山阳(治所在今山东金乡西北)太守后，“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薄，藏之乡县”。这一作法避免了豪强恶绅从中欺诈和盘剥，保护了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因此被朝廷作为法律规定，在各地普遍推行。

(二)税收思想

1、贡禹。(1)反对重赋。他将反对重赋的矛头主要指向人头税制度。然而他并未否定这一制度，只是主张口赋的起征点从原来的3岁改为7岁，同时将其课征的年龄上限从原来的14岁增长至19岁，也就是成年人的算赋起征点由原来的15岁推迟到20岁。推迟口赋起征点的建议为元帝所采纳，从此成为汉收口赋的定制。在西汉前150多年间，几乎不曾有人就西汉时期极为重要的口、算赋制度发表过意见，贡禹可以说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第一人。同时，他主张提高口赋和算赋的起征点，也体现了他反对重赋而提倡轻征的租税思想。(2)认为“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因此主张“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这意味着取消算赋口赋等货币征课，即“除其租铢之律”，而“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也就是一切租税收入及官禄赏赐等财政支出，均直接使用布帛或谷物来代替。

2、仲长统。其赋税思想可以用“租税十一，更赋如旧”八个字来概括。他对汉代三十而税一的田赋制度持否定态度，他坚持十一之税，反对轻于十分之一的税率，更主张维持西汉时期的更赋制度。在东汉谷物价格高涨时，更赋负担微不足道，这可能是他主张“租税十一，更赋如旧”的原因。他反对三十而税一，主要是他看到当时的军费浩繁而俸禄微薄，以至于盛行。他说到：“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候，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更改，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仲长统在宣扬儒家的十而税一思想同时，也宣扬重税，这是汉末流行的观点。

三、隋唐时期的山东赋税

(一)赋税制度

隋唐时期，山东作为隋唐政权直接控制的地区，从总体上看，主要执行的是国家统一的赋税政策，即：隋朝的租调制；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后期的两税法。

1、租庸调。唐朝前期的租庸调是在隋朝租调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其制定于高祖武德二年，实行“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其具体规定是：“租”是田租。税率为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是户调。根据乡土所产定税率，每户每年纳绢、绫各二丈及绵三两，或纳布二丈五尺，绵三两及麻三斤。“庸”是代役税。每丁每年有二十日力役，闰年加二日，不服役的人则以产品特别是绢代纳，每日力役折绢三尺。此外还有减免规定，如遇水旱虫蝗等灾，视灾情损害程度而豁免。

2、两税法。由于土地兼并、人丁流亡日益加剧，户籍严重不实，均田制受到破坏，租庸调遂不适宜，至德宗建中元年为“两税法”所代替。两税法是以地税、户税为基础，以资产多寡为标准，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法的内容主要是：(1)采取量出计人的征收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数额，作为课税总额，然后将其分摊于各等田亩和各等人户。(2)“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不分主户和客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行商也是纳税人，规定在所在州县纳税。(3)“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贫富纳税。即按照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分等纳税。(4)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5)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米粟。两税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税制改革，对后代税制建设产生过深远影响。

但是，安史之乱后，山东地区的黄河以南12州由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割据，其时并未实行两税法。50年间，他们自定赋额，所得收入归自己留用，不上交朝廷。元和十四年，唐政府平定了淄青镇，并于次年两次下诏勘定两税。长庆元年以后，山东各州基本上实行了两税法，但执行中仍有变通，唐政府先后多次下诏进行整治。

(二)税收思想。

这一时期山东有两位理财家对全国赋税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刘晏。其税收思想概括为：(1)重视发展生产，培养税源。他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刘晏理财的杰出之处，在于正确处理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注重培养税源。他认为人口多了，生产增加，赋税自然就增加了。(2)提出赋税征课的三个原则：一是“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也就是说，课税应选择人们需要量大、需求弹性小的物品，以此作税源既丰富又稳定。所以他把理财的重点放在盐法的整顿上，因为食盐是人们日用必需之物，需要量大，对这类商品征课就可获得充足而稳固的税源；并且通过寓税于价，可以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二是“知所以取，人不怨”。也就是说，课税既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要使百姓不感到沉重负担，并在实施中力求做到。三是视农业丰歉调整生产者的税赋负担，对农民实行“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的政策，以利农民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3)实行刺激农工商发展的租税措施。他在大历年间曾对户税、地税进行整顿，改变税率，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4)改革盐法盐制，创立常平盐制度。他采取自由经营方式进行盐法改革，开创了对盐“就场征税，不问所之”的新税法。此项改革使盐利收入由每年的40万缗增加到大历末年的600余万缗。

2、崔融。他对征收商税提出了六条建议：(1)“市纵繁巧，关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赋税”，把征商看成是抑商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主张按交易额征收关市之税，通过官道而不交易的不纳税。(2)农业和商业都是历久传习的职业，不可加以动摇，对征税扰乱工商业表示抗议。(3)富商大贾占据着关市的险路要津，如果国家为了增加军费而开征或提高关市之税，触犯了富商大贾德利益，他们会表示抗议，甚至引起骚乱，导致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他要求放宽对关市之税的课征。(4)在江津河口置铺纳税，均需先检查过往船只。其结果，非但国家税款易为主管官员侵吞，又因对大小船只量物征税，造成了商船的拥滞现象，他建议改革征税办法，加快商业的繁荣。(5)他提出了一种矛盾的现象，“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兴”，而暴兴人们就会起异图，怀不轨。这种担忧征商会动摇天下人的观点，在以前还没有出现过。主张国家对全国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不赞成课税。(6)关市之税是国家为了应付军需而课征的一种税收，在无战事时应让农商有充足的积蓄，在国家有战事时加倍课征，主张富商大贾平时注意积累，急时应征。这也是前所未见的观点。

四、宋朝的山东赋税

(一)赋税制度

1、田赋。宋代山东地区田赋制度主要沿袭五代旧制，政府根据主户土地数量多少和好坏分别在夏秋两季征收。田赋的征收标准，大致分为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这些赋税规定主要是向主户征收，

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主户中的形势户及官僚地主往往凭借政治经济特权不纳或少纳田赋。山东地区不少州县的地主把土地与人丁分散为许多户头，以减轻赋税数额。有些地主为逃避赋税，还把土地假称献纳给僧寺、道观逃税漏税。所以赋税的主要负担者仍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客户佃农。一般的小地主也承担一定数额的赋税。

2、杂税。宋太宗以来，随着官僚机构扩大和军队数量增加，加上辽夏战争的巨额赔款，政府支出剧增。宋政府通过杂变、支移等手段，使山东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杂变主要有对牛税、牛租、四季盐铁钱、农税、屋税、义仓税等。支移即用行政手段，逼迫山东等地农民把秋税谷物或其他粮食输往边境城镇，运费完全由农民承担，不负责支移的农民要缴纳道脚钱，变相把运输粮草等部分军费转移到农民身上。山东不少地区还借口临时需要，随意将征收实物改为折钱，或将收钱改为征纳指定物资，经过这样变化，农民的实际担增加了两到三倍。朝廷还以买粮食、绢帛等名目，用低价大量征购京东等地区上等的绢帛和粮食。山东地区不少官府还采取不给钱而白拿的办法，公开强取农民布绢粮食，或把白取的粮食等折钱。后来，这些名目便演变成了官定赋税项目，而长期延续下来。

(二)王禹偶的税收思想

他认为国君对人民“有所纳而有所施”，贤明的君主应参加农业劳动，并交纳农业税。这体现出他对理财观念的激进思想。其税赋思想为：首先，反对繁重的赋税。他以茶税举例，唐朝始建茶税之法时，每年得钱不过四十万贯，而“今则钱数百万矣，民何以堪之”。税额的大幅增长必然伴随着封建官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王禹偶形容道：“言虎之搏人，犹官之税人”。其次，他主张废除汉武帝以来的专卖制度，主张“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让人民自由经营。最后，他主张并非一味要求减轻人民负担，而是强调租税征课应当“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税”。对山泽之利取为国用，他认为“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这实际上是税收取之得中的另外一种表达。

五、明代一条鞭法在山东的改革

一条鞭法的内容，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随着历史与地域的发展，各时各地的改革都不尽相同。但它最主要的办法有四点：一是赋役合并，二是里甲十年一轮改为每年编派一次，三是赋役收解等各事宜由人民自行办理改为由政府统一办理，四是赋役各项普遍用银折纳。

1、税收立法。在早期，税收立法在地方引起了不满。当时的东阿知县白栋在当地推行一条鞭法，每地一亩，征银0.011两，外加差银0.0092两，丁一人，征银0.13两，这个比例在北方不算低，手续非常简单，但引起了地方的不满，受到弹劾。但在明代的后期，各地方的改革，都要得到当地精英的认可，这样的改革才比较稳妥。山东的汶上县知县写道：“乃荐绅先生各执所见，弗思润泽，纷纷之议，几聚讼矣”。

2、一条鞭法在山东改革的特点。一条鞭法的改革在北方要晚一些，当时争执的主要焦点在于“户银”，当时山东已将其附加到丁上，户银也被分为三个主要的类别和九个子类，最高一等的户银每年要交纳40两白银。推行一条鞭改革，将会取消户银，而当时山东的一些官员认为户银是一种累进税。所以，经过一番争论后，山东一些地区保留了户银。但当时的一条鞭法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财政方法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山东这种维护地方确定的税收原则违背了一条鞭法发改革的观念本要求。但它毕竟冲击了旧的赋役制度，是一次进步的改革。

六、清朝“新政”时期的山东赋税

1、加提田赋盈余。田赋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税收项目，主要包括地丁、漕项两种形式。(1)地丁。1900年，经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准，每地丁银一两加提赢余银一钱至二钱不等，作为地丁盈余“归公”。1901年，仅加提地丁盈余银即达50余万两。继袁世凯之后，继任巡抚在1901年至1903年的3年中连续加提地丁盈余，“每两自三钱至五钱五分”。通过加提地丁盈余，每年多征收地丁银近“百万”两，“以济办理新政之用”。(2)漕项。1900年，经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准，每漕粮一石加提盈余银三钱，以“充练兵经费”，稍后又加提一钱，共成四钱。1901年，仅加提漕项盈余银即得30万两。同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漕项一律改折银钱交纳。按当时银钱行情，银钱之间的比价为银一两合京钱2300文(合制钱1200文左右)；漕粮的市价为每石值京钱6000文(合制钱3000文左右)。而官府定的征收章程却是“每银一两，征京钱四千八百文”，“每石(漕粮)征京钱十二千文”，均按高出市面行情1倍的比例交纳。这样，仅通过漕项改折一项，官府每年就多征收“盈余银七十余万两”。

在“新政”时期，山东官府通过对地丁和漕项“浮折提加”，使田赋的收入大大增加。1901年以前，山东的田赋年征收银一般维持在350万上下的水平。1902年田赋收入银上升到370余万两，1908年又上升到390余万两，到1909年更猛增到489万两(占到了当年山东财政总收入的44％)。

七、几点启示

山东地区赋税制度的演进，对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首先，从征税对象演变看，从秦汉时期对人丁课税为主的人头税制逐渐演变到唐代以后按田亩征税为主较为先进的财产或所得税制，体现出赋税的征收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而进行适时改革。在当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现行以商品流转额为征收主体的流转税税收制度，应逐渐过渡到以收入和财产为课税对象的所得税制和财产税制；其次，从税收缴纳方式演变看，明朝一条鞭法改革后，赋税的缴纳方式由实物为主逐渐转向以货币缴纳为主，这也说明税收的征缴必须以简便、快捷、容易计量为基础，减少征收成本，同时统一的货币缴纳的方式还能提高税收部门的透明度，方便预算管理；再次，从税收征管演变的角度看，以两税法为标志，古代的征税时间逐渐固定统一，体现出我国当前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的征税原则；最后，从税制设计与安排来看，以一条鞭法为标志，山东地区古代税种由繁多趋向简约，税收制度更加透明，征纳双方的成本趋向降低。简单有效的赋税制度才符合税收的便利原则和最小收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