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阵图”是什么?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云：“（亮）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八陈图，一名八阵图。或问：八阵图是什么？答案莫衷一是。

一曰诗歌。民间流传不少歌咏武侯《八阵图》的诗，其中以杜诗最为有名。杜甫晚年离成都草堂南下，由云安移居夔州，有《八阵图》诗一首，其云：

功w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文本本义（或称原义）和意义（或称引申义）的关系复杂而又微妙。据《杜诗详注》卷之十五仇（兆鳌）注，此诗有四说：

第一，“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遭跌挫耳”，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

第二，以先主之征吴为恨。仇注引《东坡志林》云：“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此东坡之说。此则材料，仇注明言见于《志林》，但今存五卷本《志林》无载，而载于《仇池笔记》之中。据考《志林》原为苏轼著述计划之一部分，而未能成书，只留下部分零星札记。早在宋代，有人即据以刊印，有《手泽》《志林》《仇池笔记》诸名，作者皆冠以苏轼名，且有宋人称引。《笔记》与《志林》在宋时已成书，内容互有错杂。

第三，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孔明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王嗣爽《杜臆》朱鹤龄注说。

第四，仇注引刘迫云：“孔明以盖世奇才，制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阵法，何至连营七百里，败绩于虢亭哉！欲吞吴而不知阵法，是则当时之遗恨也。”以为刘备不能用阵法，而致丧师为恨，此刘氏之说。

俗话说，诗无达诂。即使子美再世，恐怕也难以说清此诗之主旨。

二曰故事。今本《三国演义》（毛纶、毛宗岗父子一百二十回评点本）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说东吴大将陆逊大破刘备，追至鱼腹浦，误入孔明在沙滩上用乱石排成的“八阵图”，急欲回时，无路可出。书中写道：

正惊疑间，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笑曰：“将军欲出此阵乎？”逊曰：“愿长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径出石阵，并无所碍，送至山坡之上。逊问曰：“长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黄承彦也。昔小婿入川时，于此布下石阵，名‘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临去之时，曾吩咐老夫道：‘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莫要引他出来。’老夫适于山岩之上，见将军从‘死’门入，料想不识此阵，必为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将军陷没于此，故特自‘生门’引出也。”

此则故事，说诸葛亮入川时，预知日后陆逊会误入此阵，吩咐岳父黄承彦不要引他出来。而黄承彦此时竟出现在“八阵图”现场，却又偏偏“好善”，放他出来。凡此种种，本已无端，为小说家言。

三曰戏剧。元明间，有无名氏杂剧《诸葛亮石伏陆逊》（清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已佚）。

宋元明话本小说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吴越春秋连像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为戏曲演绎提供了不少故事来源。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书坊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卷下《先主托孔明佐太子》，述及诸葛亮预设八阵图伏击陆逊。明嘉靖壬午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七亦有《八阵图石伏陆逊》。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五载“夔门士女传”：“谓孔明预知先主败走，设此以迷陆逊。”凡此，皆似杂剧《诸葛亮石伏陆逊》之滥觞。

四曰图书。南宋陈Y《中兴书目》卷七十云：“诸葛武侯《八陈图》一卷。后人推演其法，摹为图。”明言托名诸葛亮，为伪书。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二有《八陈图法》，亦云：“八陈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

“八阵”，出自风后《握奇经》，其云：“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为握奇，或总称之。”宋高似孙云：“风后《握奇经》，三百八十四个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变化不测，盖潜乎伏羲之画。所谓天地风云龙鸟蛇虎，则其为八卦之象明矣。”又云：“马隆本作《握机叙》云：‘风后，轩辕臣也。握者，帐也。大将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机。”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子部兵家类”著录浙江樊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握奇经》一卷，《提要》云：“旧本题风后撰，汉丞相公孙弘解，晋西太守马隆述赞。案《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风后十三篇，班固自注曰：图二卷，依托也，并无《握奇经》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录，固尚以为依托。则此经此解，《七略》不著录者，其依托更不待辨矣。”

又云：“考唐独孤及《昆陵集》有《八阵图记》云：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故八其阵，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蹯，飞龙翔鸟，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军以案其后列，门具将发，然后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掎角则四奇皆出云云。所说乃――与此经合。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推演为图，托之风后。其后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并取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

又《正续小十三经》（正集，明顾起经辑；续集，丁巍、王钢、苏丽湘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前言”云：“风后《握奇经》一卷，相传为上古风后撰、汉公孙弘解。原附《握奇经续图》一卷，不知撰人。《八阵总述》一卷，题晋马隆述。以上三种，撰注人似俱出伪托。”

综上所考，风后《握奇经》和《八阵图记》均为伪作。与《握奇经》《八阵图记》相比，武侯《八陈图》最为晚出，三者均为后人“推演”而成，皆伪。

如此，是先有武侯《八陈图》还是先有《握奇经》和《八阵图记》？这恐怕亦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

另，《通志・艺文略》著录《武侯八阵图》一卷，可能是陈寿所编《诸葛亮集》以外另行之作。

然则，“八阵图”到底是什么？

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五《遗迹篇》载有“武侯八阵图”遗迹。兹摘录如下：

（1）李膺《益州记》：“稚子阙北五里，有武侯八图。土城四门，中起六十四魁，八八为行，魁凡一丈，高三尺。”

（2）《水经注》：“沔阳定军山有亮八阵图。”

（5）《元和郡县志》：“诸葛公八阵，在新都县北十九里。”

（4）《寰宇记》：“夔州奉节县，本汉鱼复县。八阵图在县西南七里。”

（5）《兴元志》：“西县有武侯八阵图。”

（6）《九州通志》：“定军山在沔县东南十里，两峰对峙。汉昭烈于此山下作营，斩魏夏侯渊。山有诸葛岩，上有兵书匣。其山壁立万仞，非人迹可登。其下有八阵图，又有督军坛。乡人云：每阴雨时，上有击鼓声。”

上述六则资料，实为四处。《水经注》与《九州通志》为沔阳定军山八阵图，同为一处。《元和郡县志》与《益州记》为新都八阵图，同为一处。《寰宇记》夔州奉节县八阵图，为一处。另《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四《制作篇》澍案：“《兴元志》‘西县亦有八陈图’，则八陈图凡四也。”

此中所言“八阵图”分为旱八阵和水八阵。先说水八阵。

《太平寰宇记・夔州・奉节县》所载为水八阵：“八阵图在奉节县西南七里，周围四百八十丈，中有诸葛孔明八阵图，聚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水退后，依然如故。”

《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注》云：“江水又东迳南乡峡，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许里，江山迥阔，入峡所无，城周十余里，背山面江，颓墉四毁，荆棘成林，左右民居，多垦其中。江水又东迳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

《晋书・桓温传》云：“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

刘禹锡《嘉话录》云：“王武子曾为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石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巴蜀雪消之际，大木十围，枯槎百丈，破铠巨石，随波塞川而下，与岸齐，雷奔山裂，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平川，万物皆失故态，唯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近六七百年，淘洒推激，迨今不动。”

杜牧之《孙子注》云：“今夔州诸葛武侯以石纵横八行为方阵，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穷，循环无穷也。”

苏轼曾到过夔州，见过此阵，但并没有看出什么名堂。苏轼还有诗《八阵碛》一首，对八阵图表示极大的怀疑。其云：“平沙何茫茫，仿佛见石。纵横满江上，岁岁沙水啮。孔明死已久，谁复辨行列。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至人已心悟，后世徒妄说。”

再说旱八阵。

《元和郡县志》所载成都北部新都县八阵图，为“旱八阵”。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引高似孙《子略》云：“其图一在新都八阵乡，峙土为魁，植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两阵并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

另，汉中积石八阵图，即沔阳定军山八阵图，亦为“旱八阵”。干宝《晋纪》云：“诸葛孔明于汉中积石为垒，方可数百步，四郭，又聚石为八行，相去三丈许，谓之八阵图。于今俨然常有鼓甲之声，天阴弥响。”

又《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注》云：“茔东，即八阵图也，遗基略在，崩褫难识。”

就诸葛亮本人而言，八阵图在军事上的运用，亮本传乃至《蜀书》并无记载。今检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得知宋袁燮《絮斋集》（辑本），从现存《永乐大典》录四十四条，馆臣漏辑者八条。其中《轮对札子》条云：“诸葛亮制为八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首尾俱救。虽司马懿之雄，不敢争锋。亮没而后追之，杨仪反旗鸣鼓，而懿不敢逼。盖以后为前，亮之遗法也，虽百战而不可败，是之谓常胜之兵。今之诸将能深晓此法乎？”（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上），中华书局，1983年）此说与史不合。《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临终前，委杨仪为“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魏延与杨仪不和，历来已久，积怨很深。诸葛亮死后，魏延拒不执行“断后”命令，率所部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阻止仪军南归。于是，“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岂有什么“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头八尾，触处为首，虽百战而不可败”的八阵之法？

八阵图古已有之。孙子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文物出版社，1975年）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古有八阵，诸葛亮法之。”

又《玉海》引薛士龙曰：“汉都肄也有孙武六十四阵。窦宪常勒八阵击匈奴。晋马隆又用八阵以复凉州。陈勰持白虎幡，以武侯遗法教五营士。是则武侯之前，既有八阵，后亦未尝亡也。今有马隆《握骑图赞》，其传起于风后，严从曰：武侯所习，风后五图也。”

又《路史注》云：“八阵古有，汉以十月会营士为八阵，是也。世以为出诸葛孔明，不然。孔明八阵，本一阵也，盖出黄帝邱井之法。”

在古代巴蜀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石踪迹”。蜀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自远古就有竖立大石的习俗。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古代蜀人为了纪念或祭祀的需要，在特定的场合竖立大石，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古蜀国开明氏时代，即大约春秋中期至战国后期，关于大石的传说就更多了。这些大石往往与石棺葬俗有关，称之谓“墓石”。据《华阳国志・蜀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与考古研究相印证，类似这种墓石，在今西昌地区的冕宁、西昌、德昌、米易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越西、喜德等地均有分布。

还有一种“大石踪迹”，叫作“独石”，主要是一些墓葬前的纪念物。在文献记载中，因其形状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大致有石笋、石镜、天涯石、支机石、五块石、列石等。八阵图就是列石，考古学上也称“石行”。它是四川本土发展起来的关于丧葬、祀典的原始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古代蜀人为某种目的而立的纪念物，如墓志、路碑、禁地界碑、祭祀标记等。

自诸葛亮治蜀以来，川西的许多历史遗迹都被说成与诸葛亮有关。蜀人为“追思”这位贤相，便把俗称“八阵图”的列石，“附会成诸葛亮练兵的场所”（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曹学俭《蜀中广记》卷二引《图经》云：“（石笋）乃前寺之遗址，诸葛亮掘之方验。有篆字曰：‘蚕丛氏启国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横埋，连接铁其中，一南一北，无所偏邪。”是其明证。高似孙《子略》也认为新都八阵图自古就有，且不知其年代。其云：“江自岷来，奔怒湍急，惊雷迅马，不足敌其雄也；徙华变沧，不足穷其力也。磊磊斯石，载轰载桩，知其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爱，神所敬者欤。”可见，所谓八阵图，乃是古代蜀人留下的“大石踪迹”。

@里，笔者想起顾颉刚在1923年5月6日《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他在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命题有三个要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其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氏的结论是“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演变是怎样的。

由顾氏理论观之，关于诸葛亮的传说，也是时代愈后愈丰富。我们可以看到，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所引各书，便可看出一件事实彼此记载的详略不同以致歧异，多是由逐渐增饰铺张而成的。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制作篇》《遗迹篇》所载诸葛故事，可谓五光十色，其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凡此种种，可足证“时代愈后愈丰富”的说法。

陈骥不仅以为诸葛亮的《八阵图》是“后人推演为图”，而且认为鱼复的“八阵图”亦是“世传亮所制”。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克勤克俭，多有政绩。陈寿云：诸葛亮死后几十年，“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又云：“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

因此，如果我们问：“八阵图”是什么？尽可答曰：此乃后人纪念诸葛亮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