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决策与短期决策

内容摘要：家庭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组织，家庭的整体状况与劳动收入紧密相关，家庭有对劳动力进行配置以实现家庭整体收入目标的需求；家庭农业生产是一种有效率的劳动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普遍存在利他性动机；这种利他性动机使劳动力甘愿服从家庭决策进城打工或者返乡务农；因此劳动力是否进城不再是劳动力的个人决策，而是家庭的整体决策。通过实证检验家庭务农与工资收入的消费弹性差异，本文认为家庭将工资收入视为一种临时性、不稳定的收入，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的决策是一种短期、临时性决策；本文认为家庭决策与短期决策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迁移状态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农民工 家庭决策 利他动机 短期决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入城市打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具有城镇户籍也不会永久定居城市，而是在不同城市间、在城乡间年复一年往复流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人户分离”的往复流动是一种不稳定的迁移状态，并对此给出了不同层面的解读：蔡（2001）将这种不稳定的迁移概括为“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并认为这是受制度障碍制约的结果；白南生（2002）利用大量调查问卷数据综合从制度环境以及家庭、个人因素解释这种不稳定迁移；赵耀辉（2006）将家庭看成一个决策“黑盒”，默认劳动力由家庭配置，并利用1994年和1995年度四川省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暂时决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将从更基础的层面深入“黑盒”内部探究为什么要以家庭为单位解释劳动力迁移，即家庭为什么要对劳动力进行配置以及劳动力为什么会服从家庭的配置决策，并利用CHNS数据实证检验家庭到底做出了怎样的决策。

家庭决策

（一）家庭有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的需要

家庭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组织，家庭的整体状况和每个成员紧密相关，家庭成员在消费时通常共享预算约束（马尔萨斯认为当家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时，家庭其他成员的总支出（消费）也会相应增加（[英]马尔萨斯著，郭大力译，2008））；劳动收入是构成家庭总收入的重要来源，家庭通过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可以达到整个家庭的收入目标，因此家庭需要对劳动力进行配置。如果假设家庭为追求收入最大化并尽可能规避收入波动的风险而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以农民家庭为例：如果限制劳动力跨经济部门流动，则家庭只能将劳动力配置在农业部门内，为了追求收入最大化，家庭通常会将主要劳动力配置在家庭长久以来专注的具有家庭传统的特定农业生产活动中（家庭传统以知识的方式在家庭内部传递和扩散，劳动力的早期劳动技能多来自于长辈的传授，因此可以发现很多小孩都在从事和父辈一样的职业（[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著，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2010）），而出于对规避风险的考虑，家庭可能会细碎化经营土地以避免单一作物带来的产量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如果限制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则家庭只能将劳动力配置在原农村社区内，为了追求收入最大化，家庭通常会将劳动力配置在比较经济收益高的经济部门，而出于对规避风险的考虑，家庭可能会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部门，哪怕部门间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相差较大；如果不限制劳动力的跨部门和跨地域流动，则家庭的配置劳动力决策也会相应更加灵活。因此，家庭有对劳动力资源统筹配置的需要，农村劳动力是否进城务工并不仅仅是劳动力的个人决策，而是成为整个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

（二）从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看家庭成员之间的利他动机

传统农业生产多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一方面，家庭生产是自人类原始社会以来就存在的生产安排，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础，是最原始、最初等的人的组织形态，而传统农业作为满足人类最原始、最初等生存需要的生产过程，天然的与家庭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家庭农业是一种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蔡、王德文、都阳，2008），庭成员之间普遍存在利他动机，这种利他动机使得家庭成员自我实施约束，解决了其他劳动组织方式（如、集体农场等）不能有效监督和计量劳动所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蔡将其解释为家庭与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激励相容的特征（蔡、林毅夫，2003））。

从生产过程上看，传统农业生产必须服从农作物的生长特性，劳动被分散在土地上进行，从开始投入劳动到最终产出也必须服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整个生产过程使得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分散，导致有效监督劳动的成本高昂（林毅夫认为农业集体耕作方式受土地和季节等农业生产特征影响，从而很难被有效监督，这种监督的困难随着集体（如农村合作社）规模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难，当监督难以实施的时候，就要靠成员的自我约束）；从最终产品特征上看，劳动者在完成最低限度的劳动（如播种）之后，自然的力量也会贡献生产，而且整个生产过程容易受到其他外部随机力量（如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导致管理者很难从最终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中分离出单个劳动者的努力信息，因此对劳动的计量也十分困难（M. E. Bradley and M. Gardner Clcrk，1972）。整个生产过程难以对劳动进行有效监督，从最终产品也无法准确计量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因此传统农业生产中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关联程度很弱（林毅夫，2008）；而如果在一个经济组织中，个人的努力不能有效地从合作（分工）中分离（或者马上显现）出来并体现为相应报酬，则对劳动者的激励就会降低，从而会影响这个经济组织的效率（Armen A，1972）。

但如果这个经济组织中的成员并不完全出于利己动机，则监督和计量就不那么必要（马克斯·韦伯认为“工于计算的精神（Rechenhaftigkeit）”与家庭共产主义在本质上不相容，因此以家庭组织的农业生产不需要对劳动进行计量（[德]马克斯·韦伯Weber.M.著，阎克文译，2009）。一般认为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既存在利己动机，同时也更普遍的存在利他动机：亚当·斯密曾指出“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总是自私的”，但亚当·斯密也曾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于自己家庭内部的成员比对市场中的陌生人有更多的利他动机”（亚当·斯密著，焦维娅译，2008）；贝克尔（1991）认为市场交换中的利他主义行为效率低下，但家庭内部的利他主义行为效率较高。因此，即使对劳动缺乏外部监督和计量，利他动机仍然能使劳动者自我激励并自我实施约束，保证有质量的劳动供给；利他动机还有助于减少家庭内部的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家庭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的利他动机使家庭农业生产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

（三）利他动机使劳动力服从家庭决策

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的利他动机不仅保证了家庭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也是家庭成员劳动力服从家庭决策、进城打工或者返乡务农的内在动力。作为具有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劳动力承担着照顾老人、抚养小孩以及创造劳动收入的责任，家庭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的利他性在劳动力身上体现的更为充分（[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著，王献生、王宇译，2010），因此劳动力通常更能够为了实现家庭的整体和长远目标而服从家庭的配置决策。以农民家庭为例，这种服从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家庭决定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非农部门赚取工资时，劳动力一般甘愿承受与家人分离、远离故乡的心理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成本或者甘愿从事不熟悉的工作成本，服从家庭安排进城打工；二是当家庭决定将劳动力配置在农村农业部门时，即使此时已进城的劳动力有能力永久定居城市，一般也会甘愿服从家庭安排回乡务农。

本文将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数据实证分析农民家庭到底做出了怎样的劳动力配置决策。

短期迁移

根据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Friedman，1957））：如果一个家庭预期在很长时间内都可以持续获得某项收入，则该项收入会显著影响这个家庭的消费；如果家庭将某项收入视为临时性、不稳定的收入，则消费并不会显著随该项收入的提高而增加（赵耀辉，2006）。显然，世代以务农为主业的农民家庭将农业收入视为持久收入，通过比较农民家庭对务农和工资两种收入的消费弹性，可以判断农民家庭对待工资收入的态度：是将工资收入视为一项临时性、不稳定的收入还是将其视为等同于务农收入的持久收入，据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决策：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打工是一项长期决策还是一项短期的、临时性决策。

本文将16-60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定义为劳动力，在一年时间里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包括参军）的家庭定义为迁移家庭；将消费定义为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劳动力和非劳动力）的当年平均消费（本文将家庭人均年消费定义为：剔除生产性支出以外的家庭人均年度总支出。受数据问卷限制，本文所定义的消费未能识别劳动力在城市的消费），将务农收入（本文将农业定义为包括粮食作物耕种、果园种植、牲畜养殖和渔业在内的广义农业，务农收入既来自广义农业的收入）定义家庭务农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将工资收入（不包括退休收入）定义为家庭配置在非农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一般认为家庭规模和结构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如果家庭待抚养老年人数量较多，则家庭需要相应增加抚养支出，并且因为不需要为老年人的未来进行储蓄，所以家庭的收入消费弹性可能随着待抚养老年人比例的提高而增加；如果家庭待抚养小孩数量较多，则家庭一方面需要相应增加抚养支出，另一方面也需要为小孩未来的教育和消费进行储蓄，因此家庭待抚养小孩比例对家庭收入消费弹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察。同时，生活在城市郊区、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农民家庭可能在消费倾向上表现出系统差异；家庭所生活的社区综合发展水平也可能对家庭的消费倾向产生影响（本文选用的社区综合发展指标包括：社区21周岁以上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edc）；社区电脑、电视及移动电话的普及程度（comm）；社区医院、药房、健身及康复中心的分布情况（sani）等）。以上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家庭的消费倾向产生系统性影响，因此在下文回归中会对其进行控制。

考虑到家庭的消费决策与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决策同属家庭决策，众多无法观测、不可量化的因素可能共同影响家庭作出这两种决策，因此本文选取家庭成员平均身体健康程度（家庭成员平均身体状况由综合体制指数BMI（Body Mass Index）计算得出），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劳动力比例，以及社区人口密度和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等外生变量作为家庭工资收入的替代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见表1）。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务农收入的消费弹性为0.2445，既家庭务农收入提高1%，将使家庭人均消费显著提高0.2445%；但家庭工资收入提高1%，却仅能使人均消费提高0.1223%，是务农收入对消费促进效果的一半。对于农民家庭来说，“钱”是没有差异的，但对于不同来源的“钱”农民家庭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消费态度，最直观的理解是农民家庭将工资收入视为一种临时性、不稳定的收入，由此可以推断，农民家庭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的决策也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的决策。

除此以外，家庭规模越大，消费倾向越高；家庭待抚养老年人比例对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待抚养小孩比例会显著抑制消费，这可能是因为家庭需要为小孩未来成长进行更多的储蓄；以上结果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家庭而言十分显著，而生活在城市郊区和小城镇的农民家庭并没有这种消费弹性的显著差异。同时本文还使用相同的解释变量分析了农民家庭如何处置劳动力外出所带来的工资性收入，通过对家庭年人均重置（修缮）房屋支出的弹性分析可知，农民家庭更倾向于使用这些工资收入来改善住房条件。

结论

本文认为：家庭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组织，家庭的整体状况与每个家庭成员紧密相关，家庭成员之间共享预算约束，而劳动收入是构成家庭总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家庭有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以实现家庭整体收入目标的需求；通过对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分析，本文认为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普遍存在利他动机，而这种利他性动机在劳动力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在利他动机驱使下，劳动力通常会服从家庭的整体决策；这种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家庭决定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非农部门时，劳动力往往可以承受与家人分离、远离家乡的心理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成本和从事不熟悉的职业成本，服从家庭安排进城务工；二是当家庭决定将劳动力配置在农村农业部门时，即使此时已经进城的劳动力个人有能力永久定居城市，往往也会服从家庭安排回乡务农。

本文利用CHN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的决策类型：通过对比农民家庭对务农和工资收入的消费弹性差异，本文认为农民家庭将劳动力进城赚取的工资收入视为一种临时性、不稳定的收入，从而进一步推论家庭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部门是一种短期、临时性决策，家庭并没有将劳动力长久配置在城市以长久获得工资收入的打算。家庭决策和短期决策共同解释了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的不稳定迁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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