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有幸埋忠骨

同志安葬江西共青城以后，我和老伴吴芸红一直有个心愿：去陵前拜谒。芸红是耀邦同志主持团中央时代的老部下，更是心心念念想去瞻仰耀邦陵。二十年前他刚去世时，我们曾去中南海旁会计司胡同寓所吊唁，在那幅最能传神的遗像前，行礼致敬，默读李昭同志大花篮的缎带上写的“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安息吧！”不禁失声痛哭。几天后芸红随同团中央的同志参加人民大会堂的追悼会，静听总书记致悼词，见到大会堂外面青年学生一排排静默致哀，秩序井然的动人情景，至今不能忘怀。对这位伟人，正像他女儿满妹所著回忆父亲那本书的书名：《思念依然无尽》。2008年5月，我终于得到一个去南昌的机会，一接到通知，就想着一定要抽个时间一偿宿愿，临行前，老伴再三关照：去耀邦陵时，如有可能献花圈，务必写上她的名字。

江南5月，正是草长莺飞的艳阳天气，汽车在南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上奔驰，到德安转上去共青城的路，一直在林荫道上行驶，越驶近我越觉得心情沉重，怀念、哀伤、愤懑、感慨，种种情怀郁结，一时竟无语凝噎。进入陵园，先在门口买了一只花篮，在素带上恭恭敬敬地写下“老部下袁鹰吴芸红敬献”字样。感谢同去的两位朋友，帮我捧着花篮，走上喻示逝者七十三岁生命的七十三级台阶，来到墓碑前。由七十三吨花岗岩制成的墓碑，造型不同于一般常见的墓碑，呈三角图形，有如飘扬着的旗帜一角。由上到下依次镌刻着烫金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显示着墓中人为中国革命献出的一生历程。墓碑右上方，是耀邦同志的侧面浮雕像，像下由中共中央定稿的《同志生平》，楷书写成、烫金镌刻在墨玉花岗岩的碑座上。

肃立墓碑前，我恭恭敬敬献上花篮，三鞠躬，不禁泪如雨下。敬爱的耀邦同志，您终于远离费心伤神的是非之地，忘却种种不公平、非正常的遭遇，获得彻底的自由，好好地安息吧。行礼过后，转身向东远眺，越过一片林地，就是烟波浩淼的鄱阳湖，一望无涯，胸襟顿时开阔。《思念依然无尽》中详尽叙述了共青垦殖场同志陪同他们兄妹冒雨反复选择墓址的过程，生动感人。他们最后选定这个本来默默无闻、树木稀少仅有四十米高名叫富华山的小荒山，真是选对了。它不仅面对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现在已成了白鹭、天鹅栖息繁衍的固定家园，永远充满了灵动活泼的生命，而且富华山的名字，正是体现了安葬在这里的伟人实现富强中华的壮丽理想。安葬十多年来，共青城的所有成员，胼手胝足，呕心沥血，将这座红土的荒山经营成花木扶疏、林荫如画的一座青山。“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杭州西湖边岳飞墓前的那副名联，同样可以移到耀邦墓前来。 袁鹰

那天并非假日，扫墓人还是纷至沓来，在我们后边捧着鲜花上山来的，是来自西北某省区党校的一批老同志。尽管气喘吁吁，但都神情严肃，几位白发女同志清泪盈眶。我们又一次回头向墓碑告别，从南侧下山。在半山的休息厅里，含泪观看了安葬时的录像，看到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一行护送耀邦同志的骨灰盒，由北京飞到南昌转来共青城，李昭同志率领子女捧着党旗覆盖着的骨灰盒缓步走向墓地的情景，看到共青城同志和少先队员们列队恭迎的场面，默默地行礼，默默地告别，谁也没有讲话，但是谁的心里都有千言万语。

休息厅外，有个出售纪念品的小卖部，主人是位花白头发的老大娘，她微笑着说：“买点纪念品带回去吧。是个好人，他会保佑你一生幸福。”我认真地对她说：“大娘你说得对，他也会保佑你幸福的，你这里生意不是很好吗？”老大娘笑着回答：“对！对！我们都托他的福。”

告别陵墓往回走，我仍然沉浸在哀伤里。同去的《南昌日报》一位年轻女同志打破沉静，轻声问：“您刚才在花篮的带子写‘老部下’，您和您的夫人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吗？”

我回答：“我的老伴从1953年秋天起到1983年离休，除去十年外，一直在团中央做少年儿童工作，还当过几年《中国少年报》总编辑和《辅导员》杂志顾问，当然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直接得到他的领导和教诲。我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在党报工作，从‘’结束到耀邦去世，无论他当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直到总书记，都可以说是他的‘老部下’”。

她又说：“那你们一定听到过他的许多讲话了。”这句话，引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老伴吴芸红常说五十年代少先队工作在耀邦同志领导下打下基础，是成绩最好、做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个黄金时期。1953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说：“培养教育新的一代，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事业之一。爱护儿童、教育儿童是具有国家意义的任务，也是新中国人民的一种共产主义美德”。“我们应该把今天的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康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一代”。这个“五爱”方针，当时不仅在广大青少年中、在教育界都引起热烈反响，直到今天仍然是全社会的道德风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团中央号召少先队员参加“小五年计划”的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国家小主人的意识。曾经热情地对少先队员们说：“你们现在做小五年计划，将来就做大五年计划。”他又号召全国少先队员积极开展植树造林、除四害和学习普通话等三项活动，为祖国为社会做好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芸红清楚记得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时期的许多感人事迹，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忠贞不贰，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一身正气，关怀同志，平等待人。直到后期在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动时，还常见到年近花甲的耀邦同年青人一样挑泥担水，上山运石头。她同团中央的老同志一样，对老领导永远怀着深深的敬爱。五十年代她刚调到团中央工作时，身体瘦弱，同事们都叫她“小吴”。有两次在楼梯上遇到，耀邦都亲切的问：“小吴，你胃病好点没有？”这件小事，她至今念念不忘。

我最早直接聆听耀邦同志的讲话是1959年10月首都庆祝中国少先队建队十周年的庆祝大会，那时，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庆十周年的“首都十大建筑”的第一项工程，刚刚落成，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巍峨雄伟的人民殿堂，难以抑止兴奋和自豪。第一书记向少先队的小弟弟小妹妹讲话，他着重讲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支队伍：“第一支是伟大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领导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第二支是我们战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应该是一支不知疲倦、不怕任何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突击队。第三支就是你们少年先锋队。你们这支队伍，我想应该是一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积极进行准备的预备队。”他那天讲话的题目就是《预备队的光荣任务》。全场少先队员们听到这里，顿时感到自己肩上增加了重担，好像突然长大了许多，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人民大会堂立刻成为激动和欢跃的海洋。我有幸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的业余作者参加了那次大会，耀邦同志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对一切少年儿童工作者包括儿童文学工作者肩上所负神圣使命的庄严号召。

作为一名长期在文艺宣传岗位上服务的报纸编辑，我感受特别深刻的是耀邦同志对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文学艺术家真诚的尊重和坦率的交往。他从不说“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之类的套话，而是推心置腹地亲切谈心，如同对老朋友一样讲心里话，坦率而真诚。他不用秘书代拟讲稿，总是侃侃而谈，议论风生。1979年元旦第二天，耀邦同志刚刚就任中央宣传部长第一次同首都三百多文艺界人士见面，向大家祝贺大有希望的新的一年。他请当时担任副部长和文化部长的黄镇郑重宣布：文艺界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也根本不存在有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彻底扫清了多年压在全国文艺界头上的魔影。他说：、“”把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他说：

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作建议。我想到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问讯处”――指出文艺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代的资料；一个“休息室”――歌手们的口渴了，有一杯凉开水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文艺工作者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打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

如此简明扼要而又生动准确地阐明党的宣传部门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到会文艺工作者都感到闻所未闻，耳目一新，反应的热烈可以想见。人们都想起多年来自己的种种欢欣与辛酸共存的亲历，心情更加激动，都期望耀邦同志讲的这些话能逐渐落到实处，虽然大家也明白绝非易事。

八十年代初一个早春，我列席过他主持的一次工作例会。会上，他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排除种种干扰阻挠，深入人心，受到广大党员和知识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拥护。经济形势的转机和初步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也使老百姓高兴。但是他也提醒大家，长期肆虐的“左”倾思想和陈旧观念，仍然还有强大的影响，有如早春时节阴冷的阵阵寒雨。讲着讲着，他背诵一首辛弃疾的词：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辛弃疾这首《汉宫春》，并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但是耀邦同志引来比拟当时的政治气候，却十分恰切。他逐句点解，古为今用，更显得生动活泼。尽管那一时期政治生活中还有“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不时千方百计地阻挠侵袭，但是它们绝对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耀邦似乎对自己这番旧词新解比较满意，讲得津津有味，兴致盎然，特别是解释“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这几句时，心情忽然显得欢快，又习惯地站起身，大幅度地挥动手臂，仿佛已经看到东风吹拂，熏红了梅花，染绿了柳叶，人间万物，芳菲满眼，再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了。这时候，他就眯起眼笑出声来，笑得率直，坦诚，使到会者都受到感染，静静的大会议室里霎时间荡漾起愉悦的笑声。

1980年2月，耀邦同志倡仪为《假如我是真的》等几部有争议的话剧举行一次“剧本创作座谈会”。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多年以来，特别是十年中，文艺界人士已经习惯于那种声势严厉、一锤定音、将作者置于被告席上听候发落的审判会，跟着来的就是连篇累牍的批判，肆意上纲的声讨文章。但是这一次的会完全不同于人们熟悉的那种“批判会”，而是平等相处、以理服人、和风细雨的谈心会。耀邦同志在会上细心地静听到会者的意见和愿望。他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八个字的要求：敢想敢干，百折不挠。这八个字，当时乍听之下，似乎也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今天回想起来，却感到语重心长，字字千钧，真正实现谈何容易。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这八个字，多么富有战略眼光和睿智的预见性！耀邦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觉得当前最可宝贵的就是这八个大字。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学艺术新的大繁荣时代，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艰苦的事业，你不敢想敢干、百折不挠，那怎么干得成！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还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突然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提高声调：

“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

这个突兀的举动完全出于大家的意料之外，全场的文艺工作者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立即以发自肺腑的掌声和欢呼表达自己衷心拥护，有几位老人禁不住泪流满面。这种动情的热烈场面，在我几十年参加文化界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的经历中是极其罕见的。窗外还是2月的严寒，室内却已充满盎然春意。人们都深情地凝望着他，亲切地感到站在台上大声疾呼的，不仅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中央领导人，更是一位可以对他交心、对他诉苦，甚至对他发牢骚的良师益友。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时隔三十年，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反复阅读《思念依然无尽》的时候，多次想起老诗人臧克家先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名句。耀邦同志生前主持一次次重大冤假错案的、改正，使无数含冤受屈多年的好同志和知识界人士得到昭雪，重见天日，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和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岗位，他会料到最后自己竟遭到“莫须有”的冤屈，身后二十年未得彻底昭雪吗？是的，有些人现在虽然功成名就，华堂豪宅，似乎活得有滋有味，但他们在人民心中早已死了，人们甚至不屑再提起他们的名字。而同志虽然已经去世二十余年，他还活着！《思念依然无尽》第一章《永远的沉默》写到1987年耀邦离开工作岗位后的一次“最后的故乡之行”，离开长沙去部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尽管轻车简从，还是被正在那里举行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热烈欢迎他，要求同他合影留念。沿金鞭溪游览时，又被认了出来，数千游人不约而同挤在山路两边鼓掌欢迎，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在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这种罕见的热烈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他却坦然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近日读《李锐诗词本事》，也提到此事，有诗云：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青山有幸埋忠骨。站在耀邦陵前，望着山路上那三三两两络绎不绝、沿着七十三级石阶来拜祭的人群，我又一次想起李锐老人的这句诗：“活在人心便永生”！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凛然正气，他在民族历史转折关头的不朽功勋，他那襟怀坦荡、真挚热诚的音容笑貌，都将永远活在几千万共产党员和亿万老百姓心头，永远与鄱阳湖畔的青山绿水红土地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