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通信战士杨才的成长路

杨才，原名夏宗容，又名夏政云。1921年出生，四川省阆中县河溪关人。他家里人多地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933年春天，村子里到处流传着反动派把红军、共产党妖魔化的传说，整个村子笼罩在恐怖之中。6月的一天，红军果然来了，他们身穿粗布衣，脚穿麻草鞋，待人和气。不久县里、区里、村里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紧跟着乡里还成立了儿童团和少先队。这让12岁的杨才感到：红军真好，打富济贫，是咱穷人的好队伍。就这样，正是读书年龄的杨才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的一名宣传员。

杨才参军不久，反动军队向红军和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屠杀和“围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奉命收缩阵地，转战到四川通江县阴龙山一带。从此，天天行军作战，一走就是几百里。鞋子穿坏了，就光着脚板走，一切的艰难困苦，年仅12岁的杨才都尝到了。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杨才在行军休息间隙很喜欢听红一方面军的战士讲如何在江西粉碎的四次“围剿”，又是怎样冲破敌人的层层包围，渡过了道道天险的故事。有一次，杨才生病住到了第五后方医院。病愈后，就留在医院当通信员。当时，医院的龙政委经常给战士讲些革命道理和苏联十月革命的事，龙政委还满怀信心地讲道：“我们也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我们今天革命，就是为了明天有幸福的生活。”这使少年杨才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革命必胜的信心。

就在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渡黄河。到甘肃一带，转战祁连山麓，后到达安西猩猩峡。这时他所在的部队仅剩下200余人。后来，他们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陈云和邓发等人领导这200余人展开了文化学习，进行了反错误路线的学习。不论是文化、政治、还是技术等方面，杨才都非常用心，成绩优良，受到了首长的表扬。1935年10月，由龙政委和一名医生介绍，杨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杨才接到党组织的命令，去苏联莫斯科学习无线电、开汽车、照相等技术。在莫斯科，杨才看到了用机器造汽车、拖拉机，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1940年冬天，杨才得了肺病，被送往莫斯科的一家医院。住院期间，杨才深深感到医院医生、护士带给病人的温暖。而且，每周医护人员都要认真按时为他做3次X光医疗器械检查；吃饭还可以由他自己选择。这让在异国他乡学习而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温暖的杨才，暗暗发誓：毕业以后，不管上级让我在哪儿工作，我绝对服从。即使再困难、再危险，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1年，杨才奉命回国，以无线电工作者身份来到重庆。

1943年1月，杨才奉命到西安继续潜伏，做无线电地下工作。杨才根据以往的经验，主张找个门面房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来进行无线电地下工作；而当时西安地下工作负责人王敦美则要利用开设工厂来架设电台。后来上级领导得知此事，严厉批评了两个人。经过这次教训，杨才在以后的工作中，考虑事情更为谨慎，做事更为周全，尽力做到滴水不漏，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杨才认为，必须搞好周围的群众关系和社会关系，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以便给党组织提供更多的准确的情报信息。1945年，以“甲长”身份作为掩护的杨才（“甲长”经上级领导同意），在那些伪保长、警察眼里是只知道赚钱的“买卖虫”，都对他放松了警惕，甚至把一些事情交给杨才去办。有一次，一个自称在电厂收费的四川人经常到杨才的铺子里查电表，他很爱说。杨才就以老乡的关系与之交往。在一次酒醉后，杨才发现他竟然是以收电费身份作为掩护的特务。从那以后，只要他来到铺子，杨才都会警惕他的一举一动。就是在这样危险的处境中，杨才每天都在通过无线电给我党发送情报，接受党交给的新任务，以传达给其他地下工作者。

1948年7月，杨才和妻子奉命离开他们战斗和生活了6年的西安，辗转回到解放区。1949年北京解放，杨才来到北京。对于杨才长期坚持地下电台工作而没有发生差错，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革命精神，亲自给予了嘉奖。

全国解放后，杨才曾任云南省军区司令部通信处转报台台长；西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枢纽部主任等职。就这样，杨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坚守通信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6年6月，杨才因积劳成疾，病故于张家口，年仅35岁。随后，经上级批准，1957年3月杨才的遗体安葬于华北军区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