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快速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使得以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社会学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建设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中国社会学也面临重要的挑战与发展机遇。2010年，中国社会学者在积极应对这种挑战与机遇中，在社会学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与观点。

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学术格局中心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之际，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教授在《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等论文及相关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做了深入反思与总结，并明确提出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理论自觉”，要自觉认识到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要实现“理论自觉”，一是要注重研究和解答大问题，即要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中国本土性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二是要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三是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四是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理论自觉”概念与命题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共鸣与认同，一些学者以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对不同领域的研究加以反思、总结和展望。

在2010年的相关会议（如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中国社会学2010年学术年会等）发言和相关论文中，郑杭生教授对“理论自觉”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指出，在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处在中心地位，中国则处在边陲地位，作为“西学东渐”结果的中国社会学，更是处于边陲地位，许多中国社会学者缺乏理论自觉，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以正确的立场和方法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精华为我服务。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学科如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加强学科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提升学科理论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就会提高自己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召开，与会学者对理论自觉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广泛的共识，理论自觉意识更加明确和强烈，中国社会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

郑杭生教授强调“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学术历程看，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理论的提出与发展，都是运用世界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开发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理论自觉”概念与理论视角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必将对中国社会学由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走向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15年――社会建设重在调整社会结构

2010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会召开，这是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第三个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全面阐述和剖析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内需难以扩大等重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据课题组测算，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调整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将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快社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与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这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平衡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必然选择。在当前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就是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其他许多矛盾也可得到较好的解决。

陆学艺教授还建议，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应该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协调统筹、规划、组织、调控，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有序有效进行；应该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应该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提高社会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利于调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参加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应该在每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或者两个会合并召开，更名为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成为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社会结构调整，尤其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带来内需的大突破，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无疑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途径。

民族政策的“政治化”与民族“二元结构”

2008年拉萨“3-1”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民族问题引起更多社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中国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应吸取中国历史中的宝贵经验，并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族群关系的策略与经验教训，以民族问题“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马戎教授还呼吁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这些观点引发了民族研究领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学者也与其展开了深入的争论。

在2010年的系列演讲与文章中，马戎教授继续深入探讨“政治化”、“民族化”政策的影响及其后果，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倍受关注，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即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却为人们忽视，这种二元区隔表现在行政区划的民族区隔、教育体系（学科设置、学校制度）中的民族区隔、民族研究的学科区隔、政府工作业务的民族区隔，以及媒体和文化娱乐中的民族区隔等各个方面，在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种普遍存在的民族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这不仅在深层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也带来了当前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文化隔膜，对和谐社会建设非常不利，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但是从苏联的演变态势来看，中国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今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分裂。民族区隔的“二元结构”使得政府领导人、学术界和广大民众都丧失了在这一问题上获取知识的渠道和对相关信息的敏感神经，应积极设法及早改变这一状态。

马戎教授呼吁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界学者们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关注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程度的变化，关注对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反思与改进；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们也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大框架里来思考，大家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打破现存的民族“二元结构”，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团结和自信。

在当今世界，民族或族群仍是政治动员和利益诉求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转型的阶段，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各种二元结构区隔，促进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整合，强化国家认同，是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理性化与感性化相结合促进意识形态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

刘少杰教授在其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对当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当借鉴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要有费孝通所主张的“文化自觉”的态度，注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在当代文化视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背景下，重视感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当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但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往往仅仅专注于组织化、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建设，而忽视支配基层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习惯、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的感性制度。应当兼顾制度建设的理性化和感性化，并努力实现二者的融合，只有把那些针对不同目标、追求不同利益、坚持不同准则的理性化制度，同那些在指向目标、追求利益和行为准则等方面都具有模糊性的感性制度联系起来，在社会成员的生活意识中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使理性化制度由逻辑条文变成现实的能够真实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

以战略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郑功成教授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未来发展》一文中，基于战略思考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路做了深入探索。他指出，社会保障作为各国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由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的工具转变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合理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之路，就是要在尊重这一制度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将人民引入一个安全、平等、自由、尊严的福利社会。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十分关键的时期，特别需要战略思维，需要从国家层面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之后才是各项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从弥补制度缺失、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这一目标任务将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2008~2012）：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保障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2013~2020）：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三阶段（2021~本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转化，成为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制度保障。

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在《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一文中，对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做了深入的总结与反思，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农村研究中主要问题一是“问题取向”的研究，二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乏。“问题取向”的研究有将农村预设为“问题”社会之倾向，其研究和表述有可能会建构和夸大乡村社会的“问题”，而且，过多的“问题”（problems）研究，而非“问题”（questions）探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村社会学的视野，仅仅关注问题与对策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系统的研究，反而给农村发展制造新的麻烦。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研究过于依赖直觉经验，经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导向，只是简单重复一般化农村调查，调查方法缺乏科学系统性。

中国农村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关键在于要将农村社会研究回归到社会学范式之中，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勇于探索农村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的“大问题”，所谓“大问题”一是指相对于一般经验问题的重要理论问题，二是指社会学范式中的基本问题，如结构与变迁、分层与流动、群体与组织、制度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要避免沉迷于对琐碎“小问题”的纠缠，不断提高农村社会学理论创造能力，以达到促进农村社会学理论大发展的目标。

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国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系统、深入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与本质，进而推动城乡社会建设和“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