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先生学术贡献述评

摘要　张荣起先生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是研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专家，也是北京民俗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将考据、校勘等文献研究方法较早引入到通俗文化研究领域，促进了后世中国通俗文化的新发展。

关键词　张荣起　文献学　通俗小说书目　北京风俗

张荣起先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北京人。生于1923年8月23日，逝于2011年3月17日，享年88岁。张先生于1944年人北京大学中文系，1948年8月毕业时，同时享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学专修科毕业生身份，成为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后跟随任职于北平图书馆，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去北平图书馆工作。随后，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独立建系，由于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张荣起先生1951年11月又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信息管理系)任教，曾讲授“参考咨询与参考资料”、“中国书史”、“古籍整理”等课程，为信息管理系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深受老师、同学们的尊敬。

张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专家，也是北京民俗研究方面的专家。张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师从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孙楷第先生，对小说版本学有多年的钻研，用力甚勤，博见洽闻(孙楷第先生评语)。张荣起教授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基础和重要工具书，一般研究中国小说的人都要从此出发。郑振铎先生曾评价该书“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该书1933年由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印行，而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孙先生又发现了不少小说的善本或稀见本书，亟望将这些重要发现增补进原小说目录中，重新修订出版。但此时孙先生身体非常不好，就委托自己昔日的学生张荣起先生把书目修订重版。张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已是小说版本方面的行家，虽然工作很忙，但对修改工作非常热心。他首先按照孙先生的具体要求，将书目正文错误的地方照书末所附补正篇改正；把书末补遗篇所列诸书分别列入正文；把孙先生所批在原书上的各条文献进行整理，使之与原著录的方法体例一致；把二十年来中国陆续发见的善本和稀见本补人该书；把日本丰田穰先生、工藤篁先生在日本调查所得的善本和稀见本补入该书；把日本印《醉翁谈录》“小说开辟”篇所引话本名目摘出来，放在该书宋元部。张荣起先生花费了很长时间，不仅完成了孙先生所交待的各项任务，而且还把他自己所知见的善本和少见的俗本小说增补了若干种，令孙先生很是高兴。有张先生的同事曾在张氏家中看到过张先生所藏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两本，在书页空白处补充和批注了多种书目材料，密密麻麻布满整个书的天头地脚等处，可见张先生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和成绩。正如孙楷第先生在1957年“重订通俗小说书目序”中所言，“(张荣起)用力甚勤……这次替我起草增订小说书目，添出不少的书名版本，对我书裨益甚大。”

但令人遗憾的是，张先生增补的内容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全进入到日后正式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原因之一在于孙楷第先生认为那些补充的书目中常见本子过多，多是清末民初通俗出版社出版的，价格也过于便宜。例如大达图书供应社、广智书局等在当时颇为通俗和大众化的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在孙先生看来，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都不具备收录的资格，价值不大，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收录原则，所以没有全然采用张先生增补的书目。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孙先生原先所著录的书目实际上大多也都是由古代民间书坊刊刻出版，而张荣起先生增补的则是由近现代以来民间通俗出版社出版的本子，但由于这些出版机构基本和孙先生生活时代是临近的，受编者历史时代的局限，这些机构出版的小说本子都进入不到其视野和思维中。事实上，近二十年多来，不少小说书目的编撰者又重新把这些材料捡起来，编成新的书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古代通俗小说部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7年)、《中国近代小说目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等。由此可见张先生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颇具历史价值的。

2　校勘珍本古典小说

张先生曾把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加以精细的标点、校勘，并附详细解题，最后加以出版。主要成果有：校订《二刻醒世恒言》嘲、整理《三遂平妖传》。张先生的校勘工作非常细致，他把校勘运用到通俗小说的研究中，发展了校勘应用的新思路，为当代青年研究者树立文献校勘工作的典范。例如在《三遂平妖传》中，张先生依据北京大学馆藏明代王慎修的刻本进行整理，内加附书影、插图、异体字简表以及同冯梦龙增改的四十回本的比较。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冯氏改编前的原貌，通过比较，还可以了解冯氏的写作思想。同时通过两个刻本的比较，也澄清了冯本中某些前后不符、疑难字句等问题。这些整理工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后记中，张先生经过研究发现，指出来自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三遂平妖传》影印本的版本同王慎修刻的二十回本，基本是由同一副雕版印刷而成，而且它们印成的年代相距不远。由于两本中的缺页情况和字迹残损度各不相同，又可根据两本间的差别互为校补、验证。此发现为校核补充《三遂平妖传》的原貌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学术线索。

此外，张荣起教授还是北京民俗方面研究的专家。张先生身为老北京人，对北京文化怀有深情，在北京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亦着力甚多。《燕市积弊》和《都市丛谈》是记述北京旧时社会民俗的最具特色的书籍之一，颇为社会民俗学者所重视，本身具备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常被后人在各种有关的文章著述中辑录和引用，但在流传上却很不理想。《燕市积弊》写作于晚清，是在报纸上按日连载的有关旧京工商百业各行情况的记述和评说，在当时颇受读者好评。但长期以来只有当时刊载此书的报纸剪辑本，从未印行过单行本，也没有被收入丛书。《都市丛谈》写作于民国时期，是《燕市积弊》的姊妹篇。由同一作者所撰，是一部有关旧京戏曲、风俗等社会生活的杂记，其传本也甚少。这种状况极大影响了大家对原书的了解和利用。张先生将二书重新发掘整理，加以细致标点，合编同印，使这两种风格近似的书汇为合集，彼此间互相补充。并且张先生还将作者其他散落在书刊上的相关文章进行了收集整理，作为附录补遗补充在合集当中，为后世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老北京社会风俗研究方面较为完整的好样本。在汇编本中，张先生为方便读者检索原书内容篇目，汇集了原书及补遗篇目，将其内容分为岁时、婚丧、饮食等类，在各类下列出有关篇目。大大便利了普通读者对该书的阅读和使用。

另外，关于《燕市积弊》和《都市丛谈》的作者问题，多年来，这两部书著作的真实姓名不为一般人所知。在1909年刊印的《爱国报》剪报本《燕市积弊》卷端和1913年刊印的《白话中国公报》剪报本《燕市积弊》卷端，作者皆署名为“待馀生”。而在1940年北京隆福寺文奎堂石印的《都市丛谈》单行本的书名页上则署名为“逆旅过客编辑・梅花馆主校正”。张荣起先生经过细致资料分析与梳理，考证出二者同为一人，是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末一直为报纸撰写稿件的庄荫堂所作。并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撰写了一篇较为详细的传记，肯定了其在旧京文化风俗史上的贡献：“……庄氏并长于曲艺、戏剧，其有关这方面的论著，除在《都市丛谈》的部分篇目有所反映外，其所编撰的京韵大鼓曲本……大都为曲艺、戏曲表演艺术名家所采用演出并成为该艺术流派的著名节目。”

综上所述，纵观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他将考据、校勘等文献研究方法较早引入到俗文化研究领域，促进了后世中国通俗文化的新发展，对保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张荣起先生在新时代文献学领域的探索和研究方法，对后学起到了示范性作用，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