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罪的立法动向研究

摘要：湖北荆州市长江大学15明见义勇为大学生搭人梯搭救落水儿童，一渔船停在不足5米处，大学生多次跪求船主实救遭拒，船主称：“活人不捞，只捞尸体”。当天，3明大学生就认时牺牲。在这件事中，八凌打捞公司陈波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其治安拘留。因我国刑法尚未写入““见死不救”罪”，““见死不救””无需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但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刑罚典中，都有““见死不救””这项罪名，因此，我国是否也应当将““见死不救””列入我国刑法？对那些举手之劳，丝毫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见死不救””行为，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关键词：”见死不救” 构成要件 责任

一、国外对”见死不救”行为的立法

国外对”见死不救”的行为都有详细的规定，《法国刑法典》第三节“阻扰采取救助措施以及怠于给与”中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这种行为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前款同样之刑法”。《瑞士联邦刑法典》第一章“针对身体和生命的犯罪”第128条“疏于救助”：“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处监禁刑或罚金：――对受害致人或者处在直接生命危险之中者不给予救助，而根据当时情况行为人可以救助的。――阻止他人为此等救助，或妨碍他人救助的”

由此可见，“在国外部分国家将”见死不救”列入了刑法典，他们对”见死不救”的行为采取了重刑惩罚措施，用严格的刑罚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见死要救，舍己救人，否则重者带来牢狱之灾，轻则带来金钱损失。

二、我国对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立法争论

从以上各国可以看出，他们对”见死不救”的行为采取的是重型惩罚措施，用严格的刑法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见死要救，舍己救人，否则重者带来劳役之灾，轻者带来金钱损失。那么我国目前能不能引进上述国家的做法，将”见死不救”罪写入我国刑法呢？有的学者建议将”见死不救”写入法律，他们认为在道德无法自我约束时，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何况”见死不救”立法，其作用和价值都是为了保障受难人的权益：保障道德缺失下人的生命权，保障每况愈下的道德防线回归本位。出台一个法律明确其中的责任和义务，以法律的正义与刚性去加以道德防线，去推动道德标准的提升。”见死不救”入罪能解决“道德困境”是一种道德纠正。

另外一些专家认为，不应当将”见死不救”写入法律，他们认为制定““见死不救””越过了法律管辖底线，以至于把本属于公民的非职责性的纯道德义务，纳入到法律范畴进行“强制执行”了、近年来，”见死不救”现象在一些地方频繁发生，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其中一些人眼见他人陷入困境，自己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却在那里袖手旁观，尽管这种行为业已被千夫所指，但其仍然只是一种道德恶性罢了，所以，人们对”见死不救”者所实施的责罚手段，也仅仅限于道德层面的谴责或讨伐而已。

三、“见死不救”罪立法动向研究

随着”见死不救”事件频繁出现，使得”见死不救”成为当前社会一个热门话题，引发了人们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能否将”见死不救”人定罪的提法也备受关注和争议。笔者认为，”见死不救”原本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可以通过立法来奖励见义勇为。但是反过来，法却不能将”见死不救”设定为犯罪行为，原因如下：

首先，”见死不救”行为不符合犯罪共同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是一切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要件，因此，也称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虽然各个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都有特殊行，但如果将各种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归纳、整理加以概括抽象的话，任何犯罪构成都包括四个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关系。首先，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群体中一定利益，如故意杀人罪侵害了人的生命权，故意伤害罪侵害了人的健康权，盗窃罪侵害了人的财产权等等诸如此类。其次，犯罪所侵害的利益实质都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在刑法中，不侵害任何社会关系的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都不可缺少的要件。而在”见死不救”行为中，行为人本身没有去侵害他人的利益，他人受到侵害有许多原因，但绝对和行为人本身毫无关系。

犯罪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没有危害社会行为，救没有构成犯罪。其次，危害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不管具体犯罪行为表现形式如何复杂或具体的危害结果表现形式如何，他们都是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要件。而”见死不救”行为的行为人并没有积极或放任的去实施某种行为，因为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主观方面包括两种形式，故意和过失。每种犯罪都必须具有一定形式的主观要件，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如果不是处于故意或过失，也不构成犯罪。”见死不救”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希望或放任他人遭受损害，也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过失过错。其主观意图只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理，这种心理并不受法律所管辖。因此，”见死不救”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不应当受法律追究。

其次，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立法依据具有较大的负面性。

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立法依据是将道德法律化，而将道德法律化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不良后果。主要表现在：首先，道德法律化可能减弱了人们道德的自律能力。在实践上，也容易产生道德泛化。将道德规范转化为国家的法律，这不仅仅是损害了道德的行为，也违反法律的基本属性。其次，道德法律化有可能对道德造成负面影响。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的意义和角色，很容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的强制国家标准，因此，虽然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要把国家和社会生活纳入法律轨道，且立法要遵从基本伦理价值取向，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法律保障，但绝不可能强制推行法律化，否则后果是严重的。因此，道德法律化很难成为改善社会道德状况的一剂良药

再次，设立”见死不救”不符合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

我们所处在的社会任何事都讲究权利义务对等性。有多少权利，就要承担多少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大街上，有人抢劫，作为一个公民，确实有义务扭送犯罪嫌疑人去公安局。有义务正当防卫阻止犯罪。但是相应的这个公民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而这个风险的保障很低。所以尽管有义务，公民却没有必要去做的义务，也就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警察就不一样了，他的工作就是保障社会未定，打击犯罪，这是他的职责，就算警察在当时休假，他依然是警察，有义务阻止犯罪发生。同时，从现实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见义勇为者均具有见义勇为的能力，如日本志愿者要受过一定专业训练，拥有一定的工具，具备一定技能，才去做见义勇为的事。而在中国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受到质疑。如2002年地，广东省明确规定，严禁动员中小学生参加救火。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显然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损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合法权益的漠视。

因此，要求普通民众见到危险必须去营救，其要承担的风险很大，而这种风险没有法律保障。因此，这种立法是不公平的，法最本质的精神就是追求公平，而将”见死不救”写入法律，就违反了法律精神，不利于法制建设。

最后，设立”见死不救”会将法律界限扩大，不利于法治社会建设。

法律和道德虽然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有些方面是相通的，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就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是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法律与道德所调整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是履行道德的最低义务，单是法律不干预或者无法干预的，道德可以干预，如个人操守品质或人际关系。因此，道德适用的范围要比法律广泛的多。故而，两者有本质区别的 ，如果将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那么法治进程就是一句空话，法律化的国家就难以建立。

设立”见死不救”罪不具备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这一罪名的设立意味着要对一件本与自己无关的事履行额外的责任，依照现代法治观念，只要不侵害国家，他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共秩序，公民的行为就是合理的，而”见死不救”的设立显然损害了公民这种权利，因此思想上很难被接受。同样在实际操作中，”见死不救”罪也面临困境：证据难以寻找，证人不愿意作证，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如何背负这样一个罪责等等。将道德问题法律化诚然可以让人们顺从，但是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普遍道德认同，其最终结果要么是因触犯太对而使民众叫苦不迭，那么就是因为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而导致法律条文被虚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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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玲，（1979年11月―― ），河南人，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