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蔡楚生电影的民族化

时间:2022-05-30 05:44:29

浅析蔡楚生电影的民族化

摘要 作为中国第二代导演的蔡楚生,被评论界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在对中国“影戏”传统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中,强化了电影的人民性以及“喜剧性诉求”等特点,在对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定位方面彰显其艺术个性,为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 蔡楚生;民族化;喜剧性诉求

蔡楚生(1906-1968),广东省潮阳县人。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从事电影工作。其编导的《渔光曲》在1935年2月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使中国电影首次驰誉国际影坛。蔡楚生对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使他被评论界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法国的电影历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所著《世界电影史》中,有中国“最杰出的导演为蔡楚生”的评价。这部著作评价的世界上最知名的200位电影艺术家中,蔡楚生是唯一的中国人。

一、对“影戏”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影戏”是中国早期对电影的通用名称。“影戏观”以叙事(特别是戏剧性叙事)为核心,关注社会人生,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其本质上体现的正是“文以载道”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古老传统。

蔡楚生注重电影的叙事传统,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形成了一种通俗、幽默的叙述风格。1934年的《渔光曲》,以两个渔家孩子小猫和小猴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旧中国农村和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这种表现内容的开放性和叙事结构的严谨性的结合,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戏剧式电影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渔光曲》在叙事方法方面与影戏传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电影化的表现和感受方面,又大大的进步了。银幕上优美的视觉形象及歌曲的音乐形象,大大加强了情节所提供的表现能力。

较之初期“影戏”,蔡楚生在注意以各种手段鲜明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方面做出了较好的成绩。他的创作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电影对初期影戏传统继承的基本方向,即在创作中更多地贯注鲜明的进步倾向和时代精神,在注重中国市民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剧作叙事经验方面继承“影戏”传统,而在技巧表现的层次上则大量吸收蒙太奇的思维方法和艺术技巧,使创作更具电影的艺术特色。

二、强调电影的人民性

蔡楚生强调电影的人民性,《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和民众患着同样极为紧迫的疼痛。其叙事从古典章回小说中得其精髓,几条线索在张忠良身上得以纠结,平仄有致地勾勒出抗日前后上海各阶层人等的众生相。在蒙太奇运用上,又从古诗词中汲取营养,赋、比、兴手法俯拾皆是。借一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诗歌,很自然地把中国传统写意风格注入了影片的灵魂。伴着“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歌声,张忠良投入王丽珍的怀抱,而素芬却在苦苦地思恋丈夫。国仇家恨在薄幸和持守间得以抒发,怎不令人潸然泪下。现在的中国电影,已舍弃了浓墨重彩的悲欢离合,不是成为纯个人表达的工具,就是纯而又纯的感官盛宴,鲜有电影能在关照人情的同时,又能上升到民族情怀的高度上来。

蔡楚生强调电影的审美作用,但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更强调对人的关注。他主张创作要立足于写“人”,尤其要表现“人的命运”。蔡楚生的作品,大多数着力表现穷苦大众的命运。他特别善于描绘一个家庭或几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家,《渔光曲》中的小猫和小猴),并且通过他们的遭遇,去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的真实面貌。他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素芬、张忠良,还是《南海潮》中的阿彩、金喜等,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自己独特的遭遇。但同时,他们的命运又不是脱离社会而孤独存在的,而是特定社会定人物的特定命运。人们可以从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看到动乱的时代生活,看到尖锐的阶级矛盾,创造性地充实和发展了电影在社会伦理情节上的美学内涵,使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三、“喜剧性诉求”艺术风格的形成

1934年,蔡楚生推出了轰动影坛的杰作《渔光曲》(蔡楚生编剧、导演,王人美、韩兰根等主演),在上海20世纪60年代罕见的酷热天气中创造出连映84天的新纪录。《渔光曲》把镜头对准了下层的劳苦大众及其悲惨命运。影片主人公小猴、小猫兄妹的命运简直是集人间苦难和悲惨之大成:出世不久父亲就死于海难;尚未成人,与他们相依为命的奶奶又病逝;刚来上海不久,母亲、舅舅竟然同时葬身火海;而最后,小猴竞又在《渔光曲》中告别人寰。《渔光曲》把民间苦戏演绎到了一种极致。但是,蔡楚生的不同凡响之处不仅在于“将苦戏进行到底”,而更在于大胆地在正剧人物身边设置喜剧性角色和场景,在苦戏进行中融入喜剧性噱头(尤其是韩兰根的那张尴尬又滑稽的苦脸)。蔡楚生在传统“苦戏”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融入喜剧手法和技巧,创作了一种悲喜交织、趣味盎然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之更适合中国民众的欣赏习惯。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喜剧性诉求”。正是这种“喜剧性诉求”使得《渔光曲》成为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电影。

蔡楚生在艺术上始终坚持电影的中国化、民族化方向,注重探求电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开创了中国电影艺术的主流风格。20世纪三、四十年代,蔡楚生创作的以《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作品,综合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表现手法,真实描写旧中国的社会现实,深情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深刻反映全民族的抗战精神,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较好统一,成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艺术精品。这是电影中国化、民族化的典型成果。正是在蔡楚生和其他进步电影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电影形成了民族化的主流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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