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与国外对外政策相关性论文

文化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确定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化因素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自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入到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国际政治中。冷战结束后，文化一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频繁出现的概念，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加强。本文试以“集团主义”和“町人根性”为例，论述文化与日本对外政策的相关性，并拟就该研究的意义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首先，来看一下文化这个经常出现却又无统一定义的概念。

(1)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中国大百科全书》，1987：924)

(2)文化不仅是个体成员大脑中共有观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体支撑”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也是公共现象。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识建构而成的。(温特，2000：202—206)

(3)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麦哲，1997(4)：13)

(4)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认为：“文化是像宗教、艺术、科学等具有理想的精神的高度价值的高级境界的东西。”(《文明与文化——国外百科辞书条目选择》，1982：118)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广义的文化几乎涵盖了人类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它对我们的分析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本文将文化定义为：特定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产品。主要指潜藏于该人类群体中的共同的观念体系。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必须看到任何一种文化均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潜移默化存在的，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政治层面表现为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国民性等。第二，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普遍性。相对性即指文化的民族性，普遍性则指其世界性。在文化生成与进化过程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特征。

二、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中，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施加着独特的影响。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化背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倾向。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的心理因素会不自觉地影响其行为模式，一个民族或国家也不例外。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往往会影响该国对外政策的倾向。而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决策者，其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也受到特其民族文化的影响。文化不仅在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对国家对外政策手段、方式和风格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应注意到文化是国家政策制定的背景，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倾向，并极易导致一定的外交风格和外交传统。此外，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一项政策之后，文化又往往成为掩盖其真实利益企图、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

第二，文化因素作为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其作用越来越突出。冷战时期，国家实力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但随着冷战格局结束和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的消失，文化作为国家实力的表现，其作用越来越突出。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就曾明确提出，“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王晓德，1995＜12＞：28)诚然，在某一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其文化的扩散性和吸引力会给该国带来一定的“软权力”，使其他国家自觉追随其文化模式和意识形态，美国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正是基于这一思想。

第三，文化是冷战后弱国对抗强国的手段之一。冷战结束后，文化冲突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冲突，成为国际矛盾的主要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加注重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发展中国家，这日益成为影响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稳定的主要威胁。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处于劣势，它们往往依靠文化保护的力量阻止来自外部的文化侵略，因此产生了“文化安全”、“文化”的提法。

第四，文化因素在全球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会得到强烈的自我认同，并成为国际间理解和协商的障碍。埃德温·奥·赖肖尔所著《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就提到，日本人重视非语言手段交流(即“腹芸”)的文化习惯使他们在谈判中很难与重视语言技巧的美国人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受到民族文化抵触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趋同的全球文化。它将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相互理解和消除文化误解，促进国际合作，建立对多数国家都有利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

三、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岛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特殊的国民心理。亨廷顿曾提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亨廷顿，1998：29)正如上文所述，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国民性必将对日本的政治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渡边昭夫在《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一书中，就提出考察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可以有四种角度，其中之一就是日本特有文化对外交方法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日本政治时，有必要结合文化研究来考察，这将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日本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

首先来看一下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集团主义”。这是分析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它使共同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荣辱与共，将日本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有效地发挥其最大能量。集团意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动。

集团主义有两种原型，即“家”和“村”。中根千枝曾指出日本社会存在着以“家类型”为中心的集团主义。根据加藤周一的理论，集团主义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固守团体，追求一致。日本人是不折不扣的“组织人”，喜欢将自己置于一定的组织之中。强调集体意识影响了日本社会全部人际关系的风格。他们坚信个人只有依靠集体才有价值，有时甚至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换取集体利益。在对外时，则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对集团的无比忠诚。第二、不欢迎少数意见。日本人非常重视集团内部的“和”。以集团内部的合作与协调作为最高目标。为了使团体制度成功运转，日本人认为应该明智地避免公开对抗。因此他们逐步养成了一定的集体技巧和品德，塑造了一种至少表面上是平和、宽容和温顺的性格。即使内心不愿意，也不直截了当地说“不”。第三、集团内部由严格的上下关系构成。集团由各级领导者和成员构成。领导者必须满足组织成员的所有需要，这称为“恩”。作为回报，各级成员必须忠于上司，并履行自己相应的义务，这称为“义理”。因此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集团内部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整个集团更加紧密。第四、竞争的集团主义。在集团内部，各成员为显示能力差异，会出现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以不危及集团整体团结为限度。此外，目标指向型集团(goal-orientedgroup)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也有学者指出，日本的集团主义具有封闭性，集团内部追求和谐统一，成员间可以进行顺利的交流。但在对外时却表现出强烈的封闭性，称集团外的人为“外人”，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对“外人”的排斥。反映在国家层面上，则表现为强烈的“锁国”心理。

如前所述，强调集体的意识影响了日本社会全部人际关系的风格。这种影响也反映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上。即所谓的“一边倒”。先是倒向英国，30年代又转向德国，二战后则长期依附于美国。日本的左翼人士则长期倒向苏联。这其中固然有各种利益因素在起作用，但能够依附在一个利益集团并长期共存，恰恰反映了日本国民及其决策者在外交政策上的集团主义倾向，同时也是日本的一大“优点”。尤其是二战后，正是因为成为日美同盟的一员，日本才能够相继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重要的国际性机构，并从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因此，日本历届政府在制定外交战略时，都首先要强调“深化日美关系”的首要目标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基本原则。当作为集团整体对外时，日本则坚决地支持美国的各项政策和决定。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还不十分强大的日本却坚决地同美国站在一起，对苏联采取了经济制裁，并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冷战结束后，为成为政治大国，日本更加紧密地依附于日美同盟。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数次美军暴行的恶劣影响，依然允许美国继续使用军事基地；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使日美成为更紧密的攻守同盟；支持美国打海湾战争、反恐战争，并出钱、出兵，以实际行动体现对集团的忠诚。

当然，作为一个集团，日美同盟不但与其他国家和集团之间存在冲突，其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竞争，这突出表现在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不管是70年代的纤维贸易摩擦还是90年代的汽车贸易摩擦，都具有集团内部竞争的性质。当然，尽管集团存在内部竞争，尽管随着日本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美自主”意识的加强，日本并没有取代美国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同盟依然十分稳固。这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精神和“义理”意识。

在集团中形成的那种避免公开对抗、“以和为贵”的性格，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日本的外交手法上。日本的外交史上虽然也有明确指责他国的记录，但多数情况下都是“求同存异”，在国家目标和外交战略上缺乏鲜明的形象，日本外交也因此被称为“合气道外交”。(五百旗头真，2001＜11＞：7)

除集团主义外，在日本外交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另一种民族特性就是“町人根性”。町人出现在德川时代，主要指掌握商业资本的商人。出现初期，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在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中排在最末。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经济优势逐渐提高了政治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出特有的影响力，以致出现了“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局面，(源了圆，1981：98)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行事风格——町人根性。町人根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力主义，其外在表现就是无原则性和注重实用性。

受町人固有的重商和经济至上思想的影响，日本人形成了多元价值观，不承认惟一正确的思想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的正义。更不会为了分对错而争得面红耳赤，这有违“和为贵”的原则。因此，他们不大喜欢纠缠于抽象的理论，只要所有人都同意，符合大众的利益，就是正确的。中根千枝指出，“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框子、形体和骨架……日本像是一个软体动物”，(《东亚文化论坛》，1998：86)这形象地概括出町人根性的表现之一——无原则性。表现在政治上，则给人以捉摸不定的印象。例如，德川时代，拥护幕府体制被视为“正确”，而后来“尊王攘夷”却取而代之；二战时期，日本大力宣扬“世界一同”，但战败后，和平民主却成为日本至高无上的奋斗目标；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对日本人迅速表现出的积极配合态度无不感到吃惊，日本天皇甚至专程拜访了麦克阿瑟元帅。这种无原则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不了解日本的人常感到手足无措。

町人根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实用主义。由于固有的无原则性，日本人缺乏不惜一切去追求的绝对价值观念，更多地注重眼前利益，这也是日本人为什么被称为“经济动物”的原因。由于幕府时期的当权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商人们便利用借债的机会对幕府政治施加影响，从而出现了前文提到的“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局面。在今天，则表现为日本政治中最自信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手段——经济手段。例如，为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拉取选票。自民党总务局长铃木宗男说：“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都是接受了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家。”(孙承，2001＜8＞：44)外务省官员甚至宣称：ODA(政府开发援助)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主要手段。二战后，日本通过日元贷款、技术合作、设立亚洲开发银行等手段，从经济上拉拢并控制了相当数量的东南亚国家，实现了“经济地平的扩大”。其外交中的重商主义色彩相当浓厚。

除集团主义和町人根性外，对日本政治、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还很多，比如日本的神道教、佛教等精神因素。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认为，在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表象的背后，都存在着发展的精神动因。以西欧资本主义为例，是新教伦理精神转换为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按照这一思维模式，我们也应该承认，儒教、神道教、佛教都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当然，尽管文化因素对日本政治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但我们不能一味夸大文化的作用，应该看到文化因素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倾向，并有助于形成一定的外交风格和外交传统。那种认为文化因素是国际政治中决定因素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四、结语

在研究日本外交史时不难发现，从文化角度入手是理解日本外交的一条有效途径。在日本外交史上，“文化外交”的提法一直不绝于耳。战后，“文化”始终是日本国家政策、外交政策的重要课题。战后初期，“文化”主要指与彻底民主化相关的一系列文化措施。片山内阁时期，“文化”又与“和平”相搭配，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外交的基调。到岸内阁、池田内阁时代，由于推行“政经分离”原则，对于苏联等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文化”更多地与“经济”相提并论，成为当时经济急速发展的直接反映。长期以来，日本外交官员一直认为“文化”是一种柔性的外交手段，有利于保持日本“自主外交”的平衡。另外，对于中、朝、韩等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我们文化相同”的说法屡屡出现在外交辞令中，甚至成为部分日本外交官的口头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因素与日本对外政策相关性的研究，更快捷、更准确地把握日本外交问题的实质和那些带有倾向性、规律性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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