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9 12:47:03
［摘要］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敦煌；寿昌遗址；围棋子
［中图分类号］K8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16-02
围棋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作为棋戏出现在宫廷士大夫阶层，那时把围棋叫“奕”。经过秦、汉、两晋、南北朝的不断发展，到隋唐广泛流传于民间。围棋活动作为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而被人们所喜爱。
20世纪70年代末，敦煌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阳关以东的唐代敦煌郡寿昌县古城遗址中发掘出土了66枚围棋子，其中黑色41枚，白色25枚，多为花岗岩石制成，有少量为玉石质地。棋子外形美观、磨制精细，形状呈圆饼形，中间凸起，中圆直径为1.2厘米，中厚为0.75厘米，重量12克左右。这些围棋子曾在1986年随同其他文物在日本展出，受到了国际围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
追溯围棋的产生，其历史相当久远。围棋产生于我国，它是我国传统的棋种，是古代文化瑰宝之一。关于围棋的起源，据公秦史官所编的宗谱《世本・作篇》载：“尧造围棋。”晋张华《博物志》补充说：“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明陈仁铴所作《潜确居类书》说：“夏人乌曹作围棋。”尧、舜、乌曹都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的历史人物，距今四五千年。
考古学家曾发现，绘制在我国原始时代陶器上的棋盘纹几何图案线条匀称、格局整齐，与我国古代十三道的围棋盘相似。这说明原始时期的围棋棋局比较简单，着法也容易。《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以子围而相杀谓之围棋。”春秋时期流行围棋，它的出现与古代战争有关。如围棋子的战略战术、最后计算胜负的方法，都符合古代的作战方略，因而可能是古代军事家所创造。早期的围棋盘有纵横十一、十五、十七道几种，今天所通用的十九道围棋盘盛行于南北朝。在考古发掘中从古墓里发现了十五道的围棋局，继而又发现了十七道的围棋局，而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对局是《孙策诏吕范奕棋局面》中的十九道对局。孙策是东汉末年的人物，这说明现行的十九道围棋也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
围棋古代称之为“奕”，“棋圣”是我国古代棋艺家的最高荣誉。晋葛洪《抱朴子》曰：“棋之无敌者，则谓之棋圣。”而奕秋就是战国时“通国善奕”的国手，西汉则有棋艺家杜陵“为天下第一”。西汉之际成书的桓谭的《新论》将棋手分为上、中、下三等。
汉末三国时期，围棋兴盛起来，比赛频繁，高手辈出，棋手间的等差悬殊较大。因此，围棋界为评定棋艺高低、促进棋艺发展，逐渐实行围棋九品制。《艺经・棋品》中规定了九品的名称：“夫围棋之品有九：一入神，二坐照，三具体，四通幽，五用智，六取巧，七斗力，八若愚，九守拙。”可见，围棋九品制在两晋已盛行。
两晋是我国历史上围棋的繁盛时期。从王室到文武百官，从名流隐士到僧侣都以奕棋为乐。在棋风日盛之时，十五路、十七路围棋已不能满足他们娱乐的需要，所以，十九路棋的出现就是很自然的事。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十七路围棋与十九路围棋并存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围棋发展的兴盛时期。南朝统治者力倡围棋。当时设置了围棋利邑，还有大中正、小中正的官职，成为实行围棋九品制的管理机构。我国围棋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评棋品盛会出现在南朝的梁时期。据《南史・柳晖传》记载 ：“梁武帝好奕棋，使晖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二卷晖为第二焉。”
从唐代开始废弃围棋九品制，代之而起的是“棋侍诏制”。唐玄宗初设翰林侍诏，充文学技艺侍从文职。围棋有棋侍诏，属翰林院官阶同九品。棋侍诏官品虽小，但因为常接近皇帝，也有因此当上大官的。如顺宗朝的王叔文就是从棋侍诏当了宰相的。棋手进翰林院是由各地选拔推荐参加比赛产生的。因此，棋侍诏又称国手，谓其棋艺高超者。
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是在距敦煌市西南75公里的寿昌城遗址发现的，寿昌县汉代叫龙勒县，北魏正光六年（525）改为寿昌县。为何在寿昌城出土了许多围棋子呢？
根据《通典》卷6《食货志・赋税》记载，“大唐武德六年（618），唐高祖诏曰：“敦煌郡贡棋子二十具。”高宗李渊登基的第一年，下诏全国各郡县上奉贡品，令敦煌郡贡围棋子20具。这说明早在唐以前，敦煌寿昌县就以制造围棋子而著称。又宋祈修的《唐新书》卷4《地理四・沙洲》记载：“土贡：棋子，黄矾，石膏。”现存于敦煌博物馆的《唐地志》为天宝初年（742）的写本，写本中记载：“都四千六百九十，贡棋子。”说明从唐武德元年到天宝初年的100多年中，敦煌郡每年向朝廷进贡20具围棋子。每具按当时流行使用的规格为19×19的围棋格局布子，需黑、白子361枚，20具就是7220枚。这在无机械化生产的古代，完全用手工磨制，的确是一项沉重的工作。再加上丝路古道各地的社会需要，每年最少也得有三五百具的生产量。
根据寿昌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及围棋子，又据《唐地志》、《新唐书》、《通典》等文献记载推知，唐时敦煌城中居民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围棋子的制造，要从寿昌城西南几十公里外的龙勒山北面的搏格多山脉运输石料。每天生产二三具，全年生产量不少于千具。这在古代的西北边陲也算是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了。因为寿昌城南靠的龙勒山属当金山系，盛产白玉石和水晶石。北面搏格多山脉属天山系余脉，多为红、黑玉石和冰洲石。其中玉石质地的棋子无疑是用两山中的白、黑玉制造而成，作为贡品进贡。这就是寿昌城出土围棋子的原因。
为了普及围棋这项体育活动，遂产生了具有理论性的《棋经》。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我国最古老的《棋经》一卷，它是北周时期（559～580）的手抄写卷，全卷共七篇，现残留六篇半（首缺），共159行，约250字。敦煌研究院存有《棋经》缩微胶卷，编号S5574。《棋经》分为《诱证》、《势用》、《释图势》、《棋制》、《部襄》、《棋病法》和《梁武帝棋评要略》七篇，内容丰富，文字秀丽，语言简练。作者用辩证的观点把部分孙吴兵法战略战术思想巧妙地应用于围棋着法上。如《诱证》篇中说下棋：“不以实心为善，还须巧诈为能，或意在东南，或诈行西北……棋有万从事须详审。勿使败军反怒入围。”再如《部襄》篇中：“凡下子，使内外相应，子相得力，若触处断绝，难以相救……棋法奋人心思虑，须精计算，须审所下子。”全文精辟地论证了下棋之道在于斗智及灵活应变。《棋经》的存留，说明十六国时期敦煌地区围棋已很盛行。
经过近百年的流传，到隋唐时代，敦煌郡围棋对弈活动不但比较普及而且高手云集，经常进行围棋交流。敦煌壁画和《维摩说经法》中的方便品写道：“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其意思是说，维摩法涉足下棋场所，总是欣赏、衡量他人下棋的技术，对于有仙根的人予以度化，可见当时下棋之普遍。莫高窟454窟屏风画之五就有下围棋图一幅，61窟屏风21幅下方也有对弈图，画面不大，长40厘米，宽30厘米，对弈者在柳树下石桌旁，聚精会神地进行较量，这是五代时期（907～959）的作品。瓜州榆林窟30窟为五代时期（907～959）开窟，洞窟南壁上方有一幅下围棋图，画面长35厘米、宽27厘米。图内有三人，二人对坐桌旁，一人在桌的棋头安坐，桌上摆有围棋盘一具，棋格有十九道，线条的墨迹很清楚，横格只能看清九道，上、下格宽窄不等，说明有的线条脱落。棋盘上有10多个棋子。桌横头一人很像裁判，桌两边端坐对奕者，头戴布巾，身穿蓝袍，腰束丝绳。一人低头静观棋局变化，右手举拈子，准备放下；另一人安详端坐，观察对方落子何处，棋局有无突然变化。从作战双方专心致志的神态来看，一场紧张激烈的搏斗正在进行，似有各不相让、险着叠出之妙。榆林窟32窟北壁上方也画有下棋图，画面较小，为二人对坐奕棋。这几幅图虽不大，但真实记录了当时敦煌地区群众下围棋的场面。
我国的棋侍制从唐初至南宋末延续了500余年，及至元明时代已是名存实亡。明朝民间围棋竞赛十分盛行，棋艺水平提高迅速，并在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流派：永嘉派以著名棋手鲍一中、李冲、徐希圣为代表，新安派为首者为汪署、程汝亮、方子诛等，京师派中李时养、颜伦的棋名最大。
清代，中国围棋发展进入鼎盛时期，高手如林。如清初的王汉年、黄龙士等，他们对棋艺锐意改革，开清代围棋之先导；乾隆盛世前后又有施襄夏、范西屏、梁魏今、程兰如等四大名家，把古代棋艺引向顶峰，施、范二人被誉为“棋圣”。清末棋艺由盛转衰，国内棋手的水平被认为只有日本初段的棋力。
民国时期，虽然出现了顾水如、过惕生、刘棣怀等一批名手，也不过相当于日本的四五段水平，围棋发展处于低谷。
纵观围棋史的发展，我们为边陲敦煌能以围棋作为唐代沙州向朝廷进献的贡品感到自豪，更为围棋作为我国文化艺术交流的载体流传朝鲜、日本并在日本得到弘扬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