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社会

时间:2022-05-28 08:01:45

蒲公英社会

在市场经济体制推行10多年后,曾经很少的“飘一族”逐渐壮大为城市主流人群中的大多数,而这个国家因此正在形成“蒲公英社会”:整整这代人,飘在城市,心无所属,他们能做的是,把种子留下,指望下一代生根发芽。

飘十年:落地未生根

大约10年前,他们选择了“飘”的生活,10年后,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他们几乎无法在所飘的城市里找到心灵之根。那么,何处是归途?

张然:此地仍是他乡

“那是一张戴眼镜的脸,画得很粗糙”,张然指着他那辆帕萨特的座椅后背说,这是他那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留下的杰作,原因是张然拒绝给他买PSP(电子游戏机)。

“我儿子比我滋润多了,今天他和他姥姥姥爷去怀柔看梨花去了。”张然很羡慕儿子的生活,来北京12年了,尽管已经娶妻生子,有房有车,但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

1993年,张然毕业于辽宁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辽阳市政府机关工作,开始了“托儿所”般的日子。1994年春节刚过,张然辞掉工作,独自一人带着3000块钱到了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一家电脑公司做市场营销。

从市场专员到经理助理,再到市场部经理,张然用了两年。不久,张然辞掉工作,在中关村租了两个柜台开始卖电脑。现在的他是一家著名品牌笔记本电脑的金牌商和某品牌液晶显示器的中国区一级商。

尽管在这个城市里,有张然全部的事业,但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在提醒你是外乡人。”张然在注册成立公司时,因为要求注册人必须是北京户口,他只好通过朋友找了一个北京人合伙,“因为不了解,开始时常担心对方会卷款走人。”

“我去买房子,售楼小姐礼貌地问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说不是。她告诉我,外地人在北京买房必须申请外地人在京购房通知书,首付必须是北京人的两倍,并且银行只能向我提供为期15年的贷款。”张然说,从那以后,他决定找对象一定要找个有北京户口的。

现在张然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妻子是那种父母都在北京的北京人。因为这,张然的孩子念书也省去了很多麻烦。

但张然仍然有极强烈的漂泊感,他说“在北京我永远不会有家的感觉。对我来说,父母所在的辽阳是我更牵挂的地方,尽管一年也回去不了几次,但经常想起它时就觉得踏实。总觉得无论到什么时候,哪怕没有任何地方去了,那里还有一个家在等着我。”但张然觉得他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再回老家了,毕竟这里有他的妻子、孩子,也有他的事业。

“现在我也说不上自己到底是哪儿的人,即便给我个北京身份证也找不到归属感。”但张然的儿子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就是北京人”,儿子已经在北京生根发芽了。

孙薇:热闹仅是烟花

10年前的1996年,家在沈阳的孙薇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像很多同学一样,孙薇来到北京加入“北漂”行列。

开始时,她住在红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月租150元。托朋友介绍,在一家图书公司做编辑。

因为在地下室,BP机收不到信号,下班后别人基本联系不到她。“那时同事以为我晚上要看稿子,所以把BP机关掉了。结果大家还夸我勤奋,呵呵。”

收入增加之后孙薇第一件事就是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但为省钱她住到了离市区很远的通州。经常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天近4个小时在路上。

一次单位开会,要求9点到。结果直到9点一刻她才到。

会后主任问:你住哪啊?几点起床的?

孙薇说:我住通州,6点半就出门了,唉,堵车。

主编说:你还不如住天津呢,坐火车不到俩小时就到了。

孙薇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买个房子,然后找个男朋友嫁了。后来,男朋友找到了,也是跟她一样的“北漂”,但房子只不过是由一个人的梦想变成了两个人的。

“那时我们两个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供不起一个四环以内的房子,而且我们的工作都不稳定。”孙薇在北京的6年里,工作换了7次,“每换一个工作就要换一个住处,找房子、搬家把我折腾得要死。”俗话说“穷搬家”,每搬一次家孙薇就扔一些东西,几年后当她回沈阳的时全部家当竟只有一只皮箱。

孙薇在大学毕业时,家里人已经为她在辽宁省图书馆联系好了工作,但一心想去北京的她放弃了那份别人眼里的美差。

6年的“北漂”后,孙薇开始适应北京的快节奏生活。闲暇时,她也会跟朋友泡泡酒吧、逛逛书店、看看画展,到潘家园淘淘宝贝。但随着时间飞快地过去,孙薇想在北京有番作为的雄心壮志也不断被磨灭。

“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混出头,特别泄气。”孙薇在与同是来自于沈阳的男友交往两年后,在家里人的催促下,于2002年春节前告别了“北漂”生活,回了家,在位于沈阳东陵区丰乐二街的东北摩托车市场,接手了一间摩托车配件商店。

孙薇说,无论选择哪里,其实就是希望自己活得更好,如今的生活虽然不如她北京时的富有激情,但丰厚的家庭收入和在当地众多的亲戚朋友让她觉得生活得舒适、充实。

“尤其是这些亲戚朋友的走动和关怀,这种感觉我在北京是无法拥有的……在北京时我有很多同事,认识很多朋友,但那种热闹不过是烟花般的一瞬,更多的还是寂寞。”

“飘一代”的由来

10多年的曲折腾挪后,“飘一代”只能对自己出生和未出生的孩子说:

城市是我们的,更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的爹妈,拼尽全力却从未真正进入城市,终其一生都将仿若浮生。

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里记录的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还在青年们的眼中粗鄙不堪。那时候,他们的朝圣之地是巴黎。据说,从旧金山出发,凑足18美元就可以得到一张去往马赛的船票,但仅是三等舱。船舱中挤坐着诸如斯坦因、亨利・米勒、海明威、庞德、辛克莱这些日后被尊崇为文学大师的人。

对于很多中国人,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大城市是他们的巴黎。

到了1999年,《中国青年报》发了一个很小的报道,内容是讲城乡之间的流动不仅仅是民工,还包括有知识的青年。广州《新周刊》杂志总编辑封新城看到了这个报道,突然联想到一批有着飞翔气质的都市漂流人,思考了将近一年,他给这些人取名叫“飘一代”,并和他的记者们把这个词用作了一期杂志的封面。

身欲静而心不止

2001年到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映芳开始带着学生对从外地移民到上海的52个个案进行了深度访谈。陈映芳发现与血缘、业缘、地缘等相关的家族网络、社会网络依然对他们的流动、组织生活和沟通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看来,家庭出身,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状态。

在这批新移民逐步融入到大都市的同时,还受到一些制度性的限制,比如说户口。

户口是什么?胡吗个已经很久没有想这个问题,直到1999年他要到香港去演出,在办护照的时候需要找到自己的户口和档案,于是上天入地般地翻寻,终于发现一个在自己上学的城市,一个已经被返回到家乡。对这种走到哪里也逃脱不了身份证明的尴尬,胡吗个感触深刻,后来他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歌词――“屋顶上的那只大花猫,她有福气,有阳台。可以抱着这个城市的户口整日睡觉。真想把她娶过来,摇身一变,上街去。”

中国人对于这种无根无据地在都市中游荡的经验似乎并不陌生,至少在更早些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文人有着同样的际遇。鲁迅曾经在上海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了三年;住亭子间的还有沈雁冰,他第一次用“茅盾”的笔名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巴金则在亭子间里,“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

一样的从乡村、小镇到城市,一样的生活无着,一样的飘荡无根。“他们多数人的写作经验来自生活过的乡村,但也有些人开始尝试描写都市。城市在有些人眼中亲切,在有些人眼中冷漠。但并不妨碍他们都有了新的体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

这种体验是什么呢?在《移民上海》的序言里,陈映芳说,城市本来是作为流动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场所而成立的。在相互间互不相知的人们、互不相干地一起生活的城市里,陌生和冷漠是一种宿命。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束缚”的人来到这里会找到他想要的“自由”,但同时他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他必须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

在城市中他可以获得独处的机会,但他必须承受孤独与冷漠。城市里有现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都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经济关系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也变得无情。在城市里,有生存的机会,有自律、理性,但也有生存的压力,而且人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一个人完全可能在这里梦想成真,却也可能走投无路……

陈映芳说的是上世纪末到上海的新移民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所有进入大城市并开始长期生活的一代人的感受。

“飘一代”融入“飘时代”

回头去找当初的“飘一代”,发现它已经开始变得模糊,那些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大都趋于定型,他们买了房子,有了妻子,甚至生了孩子。

十年后的今天,体制外的人数超过了体制内的人,人人都开始飘,飘的空间也几乎到了“天高任鸟飞”的地步了,可供选择的飘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从前新锐的“飘一代”逐渐消弭在中国城市的飘时代大背景之下。庸常的现实的人们淹没了从前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

吴虹飞,6年前出现在“飘一代”这期杂志中的时候,“约24~26岁”,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组建了一支叫做“幸福大街”的乐队,“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在城西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里,她和她蓬头垢面的乐队辛勤地排练着。”6年后,她是南方一家杂志的记者。

而胡吗个,在北京换了10多处住所,五六份工作之后,也稳定下来,并打算在未来一年要一个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到底是不是‘飘一代’,就在努力生活的时候时光已经过去。”他说。

这种体会,写《流放者归来》的考利也有过,当他看到曾经边缘的一群青年慢慢回归主流时说,“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至今,走在“飘时代”阳光下的人们,有很多不敢要孩子,一个对话颇能反映心态:

“为什么还没有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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