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形式”为“中介”

摘 要：特里・伊格尔顿2007年的著作《如何读诗》显示了伊格尔顿的文学思想从注重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到注重文学内部修辞的转变，他依然寻求在“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之间的调节，但更侧重于诗歌内部形式，将形式作为诗歌与历史的中介。《如何读诗》通过对作为“中介”的诗歌内部修辞形式的强调，对当下文学批评中的泛意识形态化乃至泛文化研究的潮流不乏纠偏作用。

关键词：伊格尔顿;形式;意识形态;历史;中介

特里・伊格尔顿2007年出版的著作《如何读诗》不同于那些严肃深奥的诗歌理论专著，它是一本诗歌鉴赏的入门书籍，在前言中，伊格尔顿就指明了“本书是为学生和一般读者介绍诗歌而做。”{1}书写文化普及类读物，对于这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来说，并不是第一次，早在多年以前，伊格尔顿就曾为“牛津通识读本”写过一本名为《人生的意义》{2}的哲学小书。正是由于《如何读诗》的特殊定位，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出伊格尔顿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基本立场，更可以从行文当中看出那独特的英国式幽默。例如他在第二章第一节《什么是诗歌》中写道：“总的来说，格律，一如尾韵，为诗所独有;但是，它很难说是诗的本质，因为有那么多没有格律的诗相当好地留存下来。因此，我们所剩下的，唯有行的结束（line-ending），这是诗人自己决定了的。”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同样来自英国的爱・摩・福斯特，以及他那有点消沉和惋惜的口吻：“是的，呃，哎呀，是的，小说嘛，它就是讲故事的嘛。”③

虽然篇幅短小，但从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可以看出{4}，伊格尔顿力图从多方面向读者展示诗歌的鉴赏方式，在表明其批评的基本立场的同时，既介绍了繁琐细致的诗歌艺术手法，也有具体的批评操练。只不过，在具体的论述过程当中，伊格尔顿并不是完全按部就班地照着计划来写，反而会有某些“横生枝节”的地方，一旦发觉有哪些技巧与手法是诗歌鉴赏中必须被了解的，就会及时增补。这从第五章《如何解读一首诗》的诸多繁密小节的安排就可以窥见一二{5}，特别是第六节与第八节之间。第六节的标题为《句法、语法和标点》（Syntax， grammar and punctuation）而第八节的标题也为《标点》（Punctuation）这难道不是重复了吗？为何在二者之间，会由一个第七节《含混》（Ambiguity）隔开呢？伊格尔顿最初的目的是介绍“句法”安排在诗歌表达意义当中的关键作用，比如使得诗歌更有戏剧性，文字表达更能与意义相对应等等。而他所分析的最后一个对象是艾略特的《不朽的低语》，本想用其表明语法在诗歌歧义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那首诗恰好是在新批评派燕卜荪在《含混七型》当中所举的第二种含混的形式，即“上下文引起数义并存，包括词义本身的多义和句法结构不严密引起的多义”{1}。谙熟新批评著作的伊格尔顿必定在此刻想到了这点，所以便马上将“含混”单独列为下一节的内容进行讲述。但是计划中的第六节除了句法和语法之外，还要阐述“标点”对诗歌的作用的，由于“含混”的突然插入，对“标点”的阐述，便转移到了第八节――只不过，内容转移了，题目却没改动，所以便造成了第六节和第八节部分题目重复的现象。

总之，伊格尔顿这本小书可以说是深入浅出，面面俱到，即使偶尔的小瑕疵，也一定事出有因，值得思考。这对一个诗歌初学者来说不无裨益，但是单单读懂字面上鉴赏方法的介绍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挖掘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所坚持的基本批评立场，并探究其批评方式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一、形式与意识形态

以批判精神为武器，力图解释这个“合理化”世界所隐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一直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基本立场。伊格尔顿在广为人知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就以《结论：政治批评》作为最后一章，表明了其文学批评的核心观点。他认为纯粹的内在分析只是一种神话，文学学术机构与社会的统治机构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关系，使得文学批评的话语服务于统治机构的意识形态，同时保持其成员的再生产。虽然他以诸多笔墨介绍了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批评，但是却依然认为具有政治指涉的批评方式更值得提倡：“的确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它们在我看来比这里讨论的任何理论都要有价值。”{2}不仅如此，在大众文化初兴之时，伊格尔顿就对文化研究的前景十分看好，认为批评实践也具有广泛的延展性，不可以将其困守于经典之中，众多文化现象可以具有文学经典一样的分析价值。

只不过，在《如何读诗》中，伊格尔顿似乎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保持着对文化研究源源不断的热情，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诗歌内部。在第五章中，伊格尔顿以具体的诗歌文本为基础，分为十二小节详尽地论述了诗歌中的语调、句法、语法、节奏、格律、意象等，甚至连标点也不放过。这不禁让人狐疑，为何早年立足于文化研究的伊格尔顿会在这个文本细读式微的年代，埋头于诗歌内部的纯文学欣赏？这是否意味着他晚年的文学批评思想的转向？

其实，只要仔细考察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并非简单地进行阶级分析与政治批评，它其实包含了两条基本策略。首先，是研究文学作品作为消费品的整个流通过程：“最有用的就是把‘文学’视为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的一个名称，这些作品则处于被米歇尔・福柯称为‘话语实践’的整个领域之内，如果真的有什么确实应该成为研究对象的话，那就是整个这一实践领域，而不仅仅只是那些有时被颇为模糊地标为“文学”的东西。”③第二个则是由文本本身所产生的效果入手，“我所设想的这种特殊之处将会在于它对于种种话语所产生的各种效果以及它们之如何产生这些效果的关心。其实，这大概就是‘文学批评’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古老的形式，即修辞学。修辞学从古代社会直到18世纪一直都是用于批评分析，它考察种种话语是如何为了实现某些效果而被建构起来的……修辞学，或话语理论，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起分享着对于语言的种种形式手段的兴趣，但它又像接受理论一样关心着这些手段怎样在‘消费点’上产生实际效果;在对作为某种形式的权力和欲望话语方面，它可以向结构和精神分析理论学到很多东西，而它对于话语之可以成为一项人的改造事业的信念则与自由人本主义有不少共同之处”{1}。修辞学就是对作品本身进行细致入微的细读式的分析，这种方法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却总是被意识形态解读所具有的批判锋芒所遮蔽。但是，在《如何读诗》中正好相反，面对诗歌这种形式感如此强烈的文体，伊格尔顿精致的文本细读能力体现了专业批评家的水准，对“修辞学”的兴趣也在《如何读诗》的第一章中再次说明：“整个古代和中世纪，今天我们作为批评所知道的东西，实际上名为修辞学;而且，这个词在古代世界中兼具文本和政治意义。”{2}因此，伊格尔顿不会困守于文本内部，而是从形式（读者感受）、内容（意义）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这几个维度入手。比如，在讨论押韵的时候，他把这种诗歌技巧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其基本着眼点其实依然在于所谓的“修辞学”，即诗歌形式本身对于读者的作用：“我们也许对于right和prise这样沉重的大写的抽象概念失去兴趣。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或许大概不会发现这首诗格外地热切。”③

在第六章末尾：“形式和历史”中，伊格尔顿系统地阐释了他由形式到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对形式更为微妙的关注，是将它作为历史本身的媒介来把握。谈论形式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是谈论文学中的形式策略在其中本身就是表示着社会意义的方法”{4}，以英雄对句体为例：“这种技巧的雅致和简练，以其政治的平衡、倒置和对照，以其预先设定好的，准确地将词语与它们制定的位置扣在一起的意识，如何反映了某种秩序、理性、和谐和宇宙必然性的观念。”{5}这种批评方法在伊格尔顿早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⑥当中就有深刻的体现。其时，伊格尔顿围绕四个论题，即“文学与历史”、“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倾向”和“作为生产者的作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理，并介绍了苏联、东欧和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其中包括了本雅明、布莱希特、马舍雷、卢卡奇等等。几乎每一种批评方法都是由形式本身过度到政治：本雅明由艺术作品的表达方式的变迁来考察现代社会的传媒革命，布莱希特力图通过形式的“陌生化”催醒大众的政治意识，马舍雷在作品的空白和间隙当中挖掘意识形态，卢卡奇则将文体的变迁与资产阶级本身的兴旺与衰落联系起来，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将作品本身的形式作为通往历史与意识形态分析的中介。

总之，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分析可以分为两条路径，首先是研究作品的生产与消费的整个实践领域，其次是研究作品内部表现方法的审美效果如何产生以及它的社会指涉。前者是他作为西方“左翼”文化理论家的应有之义，而后者在《如何读诗》当中则展现为“炫技”{7}式的文本细读，这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发展的自然选择，而非他晚年的保守取向。

二、“形式”“内容”“质料”“结构”

可以看出，在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当中，“形式”是一个重要概念，它也是西方文论史上的关键概念，与“内容”“结构”“质料”这些概念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西方，对形式的最早阐释可以追述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与形式（form）相对的，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内容（content），而是质料（material）（俄国形式主义也采用过这个术语）。如果说内容本身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错综复杂，那么，质料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就是单一的被动与从属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实将文学艺术本身当成了一种工匠式的技艺，质料本身不过是被动的填充材料，艺术、形式、质料之间的有机整体如何构成一种“美”才是他探究的重点：“为了美，一个活的有机体或任何一件由部分组成的单一体，不仅必须使这部分有一个整体的安排，而且还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依赖于两个品质：大小和秩序。”{1}也就是说，悲剧所呈现出的具体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隐含在表象下的基本构型。这种对基本构型的追求与结构主义对于“基本语法”的追求颇具相似之处，其实它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对于理念世界与终极本质的追求。只不过，形式的这种“内在本质”的意涵经常被人所忽略。唯有雷蒙・威廉斯在他的《关键词》当中，将形式的意涵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英文的Form来自于拉丁语系的复杂演变，其中有两个主要相关意涵。其一是肉眼可见的或外部的形体，具有强烈的实体感：‘他所碰到的一位天使，具有人的形体’（an angel hi wai he mette，In mannes fourm，1325）……其二是基本‘形塑原则’（shaping principle），能将飘忽不定的事物化为明确、特定的事物：‘身体只是物，灵魂才是基本形构’（the body was only matter，of which（the soul）were the form，1413） ……Form这个词显然包含两极化的意涵：从外部、表面的意涵到内在、明确的意涵。”{2}

除了“内在形式”与“外在形式”的划分之外，“形式”的概念许多时候是与“内容”相对的。韦勒克在《20世纪文学批评中的形式和结构的概念》一文中指出：“一般来说，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者在修辞学上的用法，形式指词语的构成因素，如音韵、格律、措辞、比喻等，而内容则指作品中的寓意或训诫。”③之后，训诫本身的宗教性内涵被去掉，扩大为与表面故事相对的，较为广泛的“意义”，因此，茨维坦・托洛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指出：“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就是‘一部作品怎样表达意义？表达什么意义？”{4}同时，作品的形式与作品的文体更是密切相关，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指出：“狭义的形式指代文学类型或体裁，如抒情诗体、短篇小说体或者指代诗歌格律、诗行及韵律的类型，如诗体诗节形式。同时，形式又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一部作品的形式是指它的基本构成原则。”{5}从艾布拉姆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由于形式表现与文体类别密切相关，所以它的概念似乎具有有逐步扩大化的趋势，其实可以称之为一种“模式”或者是“构型”，它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文字表达技巧，而是与整个作品的人物、情节、思想等方面密切相关。

由上可知“形式”概念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到了每个理论家手里，都可以将其与具体的批评方法结合起来。威廉斯就指出：“形式主义（formalism）词义的演变包含一个趋势：它实际上容许、包容各种引申的的含义――从特别的形式、更广泛的形式，到（社会）意识、关系的形式。”⑥当然，形式也不同于形式主义，虽然后者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但是后者在使用过程中也组成了一套“形式主义者”的概念史。{7}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新批评派的兰色姆那里则被结构（structure）与肌理（texture）所取代，所谓结构，是一首诗中可以用散文加以转述的东西，也就是使得作品的意义得以连贯的逻辑线索，而作品中无法用散文转述的部分则为肌理。他认为诗歌的本体在于肌理，科学文体则主要表现为“结构”。{1}严格说来，结构―肌理的关系与内容―形式的关系并不完全重合，但是二者却有共同之处，当然，这种提法并没有解决形式与内容的复杂关系问题。赵毅衡在《重返新批评》中对各个流派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了归类，首先是有机-整体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其次是有机-统一论，以黑格尔为代表，最后唯形式论，以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为代表。{2}从中可以看出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复杂性。最复杂的可能是所谓的统一论了，虽然许多流派都倡导二者间的统一，但是具体如何统一却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即使许多标榜“唯形式论”的流派，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也不得不正视内容的重要性。

本文短短的篇幅确实无法完整地呈现出“形式”的整个语义流变。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③，在如今文学研究“反本质主义”甚嚣尘土，人人争相研究具体问题之时，回到一些基本的概念内涵，或许能有新的研究思路。

三、“中介”方法与文学批评

伊格尔顿以“形式”作为诗歌本身通向社会与历史的中介，其实是对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批驳，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由“决定论”向“中介论”转化的趋势。虽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二者不是直接联系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才连接到一起的。文学艺术无疑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如何将其与具体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任务，阿多诺的批判社会学、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威廉斯的“感觉结构”等都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以此来反对粗糙的镜子式的反映论，同时也是运用“中介”方法展开文学批评的理论实践。正如马丁・杰伊在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中所写的：“所以，对一种正确的社会理论而言，中介（Vermittlung）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现实的任何一面都不能被观察者理解为最终的或自身完全的，也不存在如实证论者所相信的作为社会理论基础的真正存在的，只是普遍与特殊、‘要素’（moment），与整体的永恒冲突。”{4}

在文学批评当中，“中介”方法确实可以起到连接两个不同领域的批评理论的关键作用，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指出：“中介的概念是一个经典辩证法术语，用指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与社会基础之间、或政治国家的内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确立……应该被理解为符码转换的过程，作为术语的发明，对特定符码或语言的策略性选择。以便用相同的术语表达不同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5}

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更容易发现“中介”这个词本身的含混性与复杂性，它经常与另外一个词――“媒介”纠缠不休。在英语当中，“中介”可以表述为“medium”，在德语当中则是“Vermittlung”。而“Vermittlung”与“medium”所覆盖的意涵并不完全相同。“Vermittlung”在德语中有三个意思，第一为介绍，传授，提供;第二为调解，调停，翰旋;第三为电话中继站，交换站。⑥而在英语中“medium”的语义则更多，包括媒介，宣传手段，巫师，中间物等。德语著作中有提到“Vermittlung”的，翻译成英语基本上都是“medium”。但“Vermittlung”其实没有“medium”中“具体技术传媒手段”这个义素，“具体传媒手段”在德语中有另外一个词语承担，这个词德语也写作“medium”，但在黑格尔、阿多诺哲学当中，表述“中介”意义的，全部写做“Vermitttlung”，但是却有不少学者直接将其翻译为“媒介”{1}。虽然说“Vermittlung”并没有技术传媒的意思，但是研究文学作品的技术载体与传播过程，却是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维度，这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沟通文本与社会的“中介”的批评方法。

从德国哲学看，“Vermittlung”与认识论密切相关，经常运用在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哲学命题当中。它在德语中的基本意义是居间联系，在黑格尔逻辑范畴体系中，“中介”概念表示不同范畴间的联系的间接性，它主要源于黑格尔对直接知识论的批判：“直接知识论的主要兴趣乃在于指出从主观的理念到存在的过渡……并确认理念与存在间有一原始的无中介性的联系。”{2}黑格尔认为中介是普遍的：“中介的环节……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每一个概念中都可以找到。”③因此，到达绝对理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重重的自否定，经过概念的重重推演，最后构建出逻辑学大厦。

可以说，“中介”这个概念在认识论当中，本身是为了反对主客体二元对立而产生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正因为“中介”的沟通功能，它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赋予了政治意义上修复破碎性、重回整体性的功能，詹姆逊指出：“中介概念在传统上一直是辩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借以阐述其使命的方式，即打破资产阶级学科专业化了的分隔，把普遍社会生活中看上去各不相关的现象联系起来。……因此，这是分析者的一个手段，借助这个手段，破碎性和自治化，社会生活不同区域的分隔化，可以进行局部性的象征性的克服。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分离，只不过的在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看起来像是分离的。”{4}

在现代文学批评当中，“中介”许多时候还与“意识形态”与“非真实”联系起来。因为破除意识形态幻象，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威廉斯指出：“在现代用法里，某些社会的中介机构被视为是刻意地介入真实（reality）与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之间，使人对真实无法了解。在某些心理分析的思想里，出现了类似‘间接的’、‘迂回的’或‘误导的’这些意涵;其中，‘潜意识’的内涵历经‘中介’（mediation），进人‘有意识的心灵’（the conscious mind）。”{5}也就是说，意识背后的潜意识才是最重要的，必须探究的其实是经历“中介”之后事物的真实本质，这其实又与形而上学追求表面客体之后的纯粹本质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和“形式”概念一样，“中介”概念的复杂意涵并非本文所能穷尽。笔者想指出的是，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非原发性”的理论，它经常要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理论作为依托。借助于社会学，就有了文学社会学，借助于心理学，就有了文艺心理学。在文学四要素当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与文学作品都本身有着复杂的关系，想要将二者直接等同或者关联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如何将作品本身与主体、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也是众多理论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无疑，“中介”式的批评方法在此是大有可为的，但其具体操作方式也是最难定义的，具有广泛的灵活性和可塑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仅仅说明文学与某个领域（无论是社会，还是主体）密切相关或者相互作用的宣言是无用的，关键是要找准其中的“中介”，并且用实践分析来展示具体的操作方法。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以“形式”作为“中介”通向历史与社会，正是一种“中介”文学批评的有益尝试。或许，那确实是“后理论时代下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