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完善基层监所检察监督权

[关键词]监所检查监督权;司法实践;完善

监所检察监督权作为检察机关重要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这里所说的监督的目的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刑罚得以正确执行;二是监管活动合法进行。检察机关本身不是刑罚执行者,不应侵入刑罚执行权发挥作用的范围,只能对执行权和监管权的行使结果进行监督。

如何明确监所检察监督权,基层监所科的职责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从保障刑罚正确执行和监管活动的合法进行的要求出发,进行全盘的监所检察监督权完善,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监所检察监督权在司法实践中重视程度匮乏

1.对减刑、假释的裁定的监督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2009年度监外执行工作考核办法》第三个考核问题即:监外执行考核评分标准中要求:人民法院及时将判处管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生效裁判、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送达罪犯居住地县级公安机关,并抄送人民检察院,交付执行活动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手续完备,没有造成漏管。但是现实中法院在此环节存在不及时送达法律文书或者文书不全的现象,此处情况参与的机关多(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监狱和外省四机关),状况极其复杂,工作不好开展。基层检察院的监督职能只触及本地区基层法院,在请示市级人民检察院后才触及中法和本市其他区、县。比较一下监督权的实施,对一审、二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决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却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但是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及高检院相关规定,在对刑罚执行监督中,监所检察部门发现减刑、假释不当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不难看出,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权的权力有弱化的情况。虽然1987年以来一直沿用的《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规定了监所检察部门也有相同权力,但法理上,作为下位的工作细则不能同上位的刑诉法和刑诉规则相抵触创设权力;笔者认为减刑、假释的法律地位和重要性及效力并不低于一、二审审判活动,应当有其严格的法律性和程序性。

2.对看守所监管活动的监督方面。虽然有关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职责,但规定比较原则。检察机关发现违法、违规情况,向有关单位提出纠正意见或者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而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否被采纳往往取决于被纠正单位的认识态度,因为在现行刑诉讼法中对此都只是到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为止,而没有下文,二审法院办理案件基层监所部门有的不重视有的监督不到位,导致在押人员长期得不到换押,长达三四个月不能进入下一个司法环节。死刑、死缓案件审判结果期限漫长。

《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被释放的管制、缓刑、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罪犯,是否具备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监管机关不纠正违法行为的约束制约机制,从而使监督显得苍白无力,出现了“纠而不正”的现象,例如:看守所在管理措施上存在任意性,在押人员不“坐号”(不服从教导员管理),看守所处罚其“禁闭”十天,而在监区内打架的在押人员(严重违反监规)只处罚七天,人治思想严重。对看守所下检察建议会影响检察工作的开展,口头纠正不一定能取得很好效果。

社区服刑的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公安机关上下两级重视力度都不够,在监外执行环节,有的公安派出所还没有专人负责,上级不重视,下级应付了事。

二、监所检察监督权的完善

要想使监所检察部门更好地以检察监督权维护刑罚正确的执行和促进监管活动合法进行,就必须赋予和实现较为灵活多样的实在的监督权力和手段,完善监所检察监督权,是完成检察监督任务的必要手段,只有检察监督权分化为各种具体权力和手段,才能从监督基础上、监督目标上和监督效果上保证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效力。完备有效的监所检察监督权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抗诉权。对于减刑、假释不当的,也应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6条的规定,赋予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职权。抗诉权是现行制度下对减刑、假释进行监所检察监督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抗诉权行使后能够直接引起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与当事人再审申诉不同,对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再审,不存在驳回的问题。就目前法律规定来看,减刑、假释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提高审理级别,在实践中,笔者认为法律监督的透明才能对法官自由裁量行为产生最显著影响,将有效避免刑事案件量刑畸轻等不公正现象的发生,减少法官面临抗诉和错案检讨的压力。

决定提起抗诉的检察院对于抗诉的理由、生效裁定的错误所在及其危害性、抗诉的必要性最为了解。相对于下级检察院提请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再由上级法院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再审的程序而言,同级检察院对于原审法院裁定进行抗诉监督具有职权上的对应性和程序上的便利性。如果不能降低审理级别,既然减刑、假释裁决直接送达基层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应由基层检察院监督,而不是由同级检察院监督,那减刑、假释程序应规定基层院可以“以下抗上”。“以下抗上”就实现司法监督权、维护司法公正来说并不存在上下之分,只是级别上的差异。研究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发现,级别低下的御史台监察御史,却有权对高级别甚至丞相、尚书、大理寺进行监督,这是监督的权威性决定的,级别的低下不影响监督权行使。

有期徒刑减刑比例是较高的,每年进行多次减刑,必须按照规定期限审理完毕。因此,笔者建议将减刑案件分类,有期徒刑以下的减刑由基层院或派出专门院审理,这样既可以提高审理效率,又便于基层检察院监督。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同级检察院和同级法院的职权是对等的,二者在诉讼中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发生相对应的监督法律关系。

2.知情权。这项权力是指监所检察部门为发现刑罚执行或监管活动违法享有的权力和手段、方法。包括:(l)质询权,即有权要求监管机关说明、回答监管活动进行情况;(2)调查权,即人民检察院对监管活动有权参与,有权询问监管人员和被监管人员;(3)要求通报权。工作成绩优秀的检察室往往就是和看守所关系理顺的检察室。近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看守所与检察院监控联网,方便了派驻检察室的调查取证以及实时动态监控,但是往往在方便手段的同时而容易忽视掉一些相关权力的有效利用,要求通报权,即由监管部门定时向监所检察部门定时通报监管情况。在基层监所部门向看守所要求提供某些材料时,监管场所很容易产生消极对待的情绪。是否全部或如实告知派驻检察室,似乎取决于其自身利害关系及与监所部门的协调关系。知情权主要是让监所检察部门有足够的途径和方法去发现违法活动,不局限于录像,不局限于书面材料。实际工作中,被监督单位对自己掌握的监管问题,加强了知情权,可以扭转这种获取信息不畅的局面。

3.纠正错误权。包括:(l)制止权,这是指直接责成监管部门立即停止不当违法监管活动的权力;(2)纠正权,即在违法监管活动行为已经完成后,依据监督职能责令其予以纠正的权力;(3)督促权,即有权对不当违法监管活动的整改进行督促;(4)建议权,发现监管工作中需要改进的问题,以检察建议的形式予以提出。在实际操作中,监所检察部门有时过于注重配合,监督不足。发现一个安全隐患就发一份书面的《检察意见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不现实。在看守所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自身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下了检察建议也不能及时有效地消除隐患。为了追求良好的工作关系,导致驻所检察室的工作围着监管场所的工作转,监督工作也就被束之高阁,虽然关系比较协调,但却不能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

要正确处理好监督与配合的关系,坚持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做到监督到位而不越位,形成在监督中配合、在配合中监督的良好机制;要结合检察监督工作注意发现、收集线索,通过检察监督发现监管活动中深层次的问题,加以分析、研究,提出让监管部门信服的建议和意见。

4.要求惩戒权。加强检察机关对监管部门的约束制约权力,使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得到保障,从而充分发挥检察权,使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就应赋予监所检察部门对监管部门要求惩戒权,对违法监管活动的责任人员,尚不构成犯罪的,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及纪律处分的权力。监所检察部门缺失要求惩戒权,以致有的监管部门负责人认为只要不犯罪,你检察院除了挑错说说而矣,又不是上级主管部门,还能怎么样?有职无权没得说就是这个效果,监督者处于尴尬地位,而有了要求惩戒权,有错不改,是有代价的。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达成共识,给监所检察部门设置这两项职权,并加以落实。

可见,办案权是监所检察监督权重要的组成部分。监所检察部门远离本院而派驻到监管机关。所以构建完善的监所检察监督权体系,是监所检察部门独立进行检察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先行官”。

收稿日期:201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