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婚恋报告

龙年春节前后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与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后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业，是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了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就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却成为了一对仇敌。

赵丙贤的故事只是一例。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地被更新。接下来将在本文出场的众多企业家故事将向你说明――管理自己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

企业家婚姻之 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那么，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

――先从老一代企业家的婚姻谈起。

“我离过两次婚，”周成建笑了笑，继而说道，“婚姻只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与对错无关。”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这位“服装首富”，他比我想象的要随和一些，聊他小时候因“投机倒把”而使父亲受到连累的事，聊美邦转型中的阵痛和他把一位高管送进监狱的事，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都很认真地一一回答。

我不是“狗仔队”，而是一位财经记者，我这样做，只是想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面前的这个人。一位中国商人可以在生意场上阳奉阴违，但在提到他的家人时，几乎都是真情流露。

周成建给我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

比方说，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的――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你看，即使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10年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这一词汇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汇，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

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回到周成建，那天采访结束，他说，“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这句话让我觉得他够坦诚，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很幸福。”

企业家婚姻之 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如下这段谈的是新生代企业家的婚姻。

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一位广东的朋友说，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正为大儿子刘晋嵩物色媳妇。

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张茵和她前夫生的，原本不姓刘，在张茵和现在的丈夫刘名中结合后，才改姓刘。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你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啊。当然，张茵是不承认这一点的，2010年“两会”期间，我问她关于给儿子“相亲”的事，她虽然否认了，但眼神里依然露出了一丝不自然。

当然，并不能说子女继承家业或婚姻遵父母之命就一定是坏事，以刘晋嵩来说，在母亲张茵眼中，他从小就比较“乖”，也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能够沉下来做事。这对家族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

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的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我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自。譬如李兆会（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掌门人）、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姚明（NBA球星、商人）。

李兆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父亲在2003年年初被人枪杀了，彼时他还不到22岁，还在澳大利亚留学，噩耗传来后只得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不久后执掌海鑫钢铁。李兆会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六叔李文杰任海鑫总裁，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董事长一职是虚职，也不代表他会沿着父亲原先的产业发展思路走下去，恰恰相反，他掌舵海鑫几年，海鑫成为了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我在山西采访时，李文杰酒后说，他从心底佩服自己的这位侄子。

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家族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

再来说江南春。江南春最近一年的演讲中，说得最频繁的两个词就是70后、80后。他是1973年生人，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丁磊、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的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

企业家婚姻之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老一代、新一代的企业家夫妻聊完后――现在该聊聊职业经理人事业和家庭之辩证关系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不能向任何人抱怨。这个时候，另一半的作用就不可小觑了。我们可以选择三位很是特别的人物――王石、唐骏、陈景河，他们其实大都介于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角色。

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从来都是国有企业――先是深圳市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而后是央企华润集团（准确来说是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但创办者王石不失为一位知名企业家。

唐骏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先是服务于微软，然后又先后在盛大和新华都两家民企任职，但是，他在1993年前后，即进入微软前，曾创办过三家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歹当过一段时间“民营小老板”。

陈景河是紫金矿业董事长，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是隶属于福建上杭县政府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过，与王石和万科类似，陈景河一手创办了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的决策机制也更像民企。

王石、唐骏、陈景河，除了都有点老（2011年的平均年纪是55.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