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的三个痼疾

摘要：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亟待解决的三个老问题：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以及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不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不断反思中国的马哲形成史研究以找到接着说的可靠支点。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历史语境；诠释框架；接着说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3）０1－００51－０5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进展良好，研究的学术性大为增强，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上都取得了不少极为有益的共识。例如，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一大重要之处是努力在文献基础与思想阐发两大维度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既需要夯实文献基础以防止议论流于空泛，也需要注意提炼思想以避免不切世用，努力实现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的良性循环。这一共识的获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长期努力的结果，而在新的学术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要不断巩固和发扬这一研究共识也殊非易事。

综观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以及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三方面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正是文本解读着力解决的老问题。因此，分析这三大问题不仅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自我反思的必要，对于进一步探讨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文本解读也是有益的。

一、痼疾一：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语境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文本解读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语境意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获得大发展的第一大助力。回顾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这一语境意识的获得是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警惕完全在“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阅读这些文本。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研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蔚然兴起，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其中有一个问题应予阐明，新世纪以来的文本解读不是上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毋宁说前者是后者的否定之否定。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虽然二者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文本解读自觉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自觉将自己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传统之中，时刻注意自己研究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和可能犯的各种错误，因而，它丝毫不要求研究的透彻与彻底，虽然它始终以此为目标。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出发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文本解读的一个很表面的特点，换句话说，只是一般性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不仅不是文本解读，更是文本解读所致力反对的。

粗略地看，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修辞式引用。这可谓是比较粗暴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在这种引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不是要解读的对象，而只是用以提高论述效果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引用的文本也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居多，这种情况在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正越来越少；其次是目前仍然较为常见的串联式引用，这种引用的主要特点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来论证某一观点。细究起来，这种引用虽然并不一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支撑对全部引用的理解，但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他们某一文本中）的论述是一个自洽的体系。因而，在这种引用中，隐而不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是被平面式地理解的，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没有被置于真正的历史场域之中。

以上两点在文本解读兴起之前就已较多存在，而自文本解读兴起以来也受到了较大的批评，因而在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当前应予以较多注意的是随同文本解读兴起而形成的过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倾向。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由于注意的焦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现实影响，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往往更加重视他们已发表或已成型的文本，对于他们的手稿重视不够。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以往研究较少的马恩手稿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之外出现了马克思哲学、恩格斯哲学新论域。

毋庸置疑，加强马恩手稿研究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极为必要也极有益处：这不仅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与空白，更有利于深入考察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机制。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马恩手稿的地位要高于他们已成型和已发表的文本，其原因在于这些手稿更能反映、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更具有某种历史的真实性。应该承认，马恩的手稿（主要是马克思的）在记录他们思想的发生上的确具有其他文本难以替代的价值，然而若据此认为手稿的地位要高于其他文本则有失偏颇。

要分析这一问题还得回到文本解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兴起的历史背景。文本解读的一大目的就在于解除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马恩文本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依附性，在于恢复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相对独立地位，指出这些文本（的形成过程）是马哲形成史研究的组成要素，一言以蔽之，在于消除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常见的目的论和预成论。那么如何才能破除目的论、预成论呢？答案就是回到历史。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回到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使文本重新陌生化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不仅要努力走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它所要回到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反思的、开放的，也就是不断陌生化的。因此，如果认为手稿要高于其他文本就会得出如下观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来说形成手稿是最难的事，只要手稿形成了，从手稿到成型文本主要就是技术加工。这一观点有许多地方值得深究，②这里最有必要加以分析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认为，上述观点中对马恩思想的理解方式是很实体化的，即把马恩的思想视为某种边界分明的实体。这种理解方式与把马恩思想的发展视为线性进化并无本质矛盾，从而隐含了目的论与预成论。

因此，文本解读重视手稿并不是认为手稿更真实或更接近历史，而首先是因为手稿自身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因而在手稿与成型文本和发表文本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历史空间，这种空间既是研究得以存在的一大原因，也是研究需要面对与解决的一大任务。因而，既不是手稿高于成型文本，也不是成型文本高于手稿，既不能认为手稿隐含了马恩思想形成之谜，也不能认为成型文本就是马恩某一阶段思想的成熟表述，二者在记录马恩思想的形成上是等值的。这些片面理解都未能把马恩思想的发展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过程。

行文至此，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引用才是合理的呢？由于这里批评的主要是引用脱离语境，因而主要需解决的就是语境问题。由于马恩文本的形成已经是历史，在当下与那段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历史间距，因而考察马恩的思想就不可能是复述而是一种从当下出发的重构。只是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文本解读看来，马恩的文本内在构成了重构的一个要素，因而重构在本质上并不是当下的投射，虽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重构更近于当下与历史的一种交流。而由于历史不是在当下之外的实体性存在，历史总是已经融入当下之中，因而说当下与历史交流实质上意味着剥离当下以重构其丰富的历史性。依此分析，引用如要合理就需自觉反思引言的历史语境，从而避免脱离语境使得引言变得抽象、空洞。

二、痼疾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

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诠释过度，意指对马恩文本的理解加进了太多的诠释者主观的见解。近年来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需要解决的一个更加紧迫而重要的诠释问题——诠释不足摆在了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面前。

何谓诠释不足？解决诠释不足这一问题为何变得如此紧迫与重要？这一问题的突显与当代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进入新阶段是密不可分的。简而言之，上世纪的马哲形成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马恩说了什么，还不太可能绕过这一点而直接追问马恩为什么这么说，换句话说，上世纪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而对于中国当下的马哲形成史研究来说只限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远远不够了。借用照着说与接着说的说法，当下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接着马恩往下说，而要清楚我们真的是在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就需要明了马恩思想的边界，马恩思想的边界本是一个历史的客观问题，但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一问题就转化成了主观的视域问题。

综观我国近几年来的马哲形成史研究，用思想史的视野与方法来研究马哲形成史正逐渐为学界重视，③这一研究路径可谓是文本解读结出的一大硕果。无论是文本解读还是思想史研究对于马哲形成史研究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指出了解读背后的诠释框架问题。诠释框架问题的提出意在表明没有一种解读能做到透明而没有问题，因此，解读者始终需要注意对解读进行反思，不仅反思解读的结果，也要反思解读的出发点和过程。

客观地说，经过这些年文本解读的不断努力，在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非反思、无批判的研究已大为减少，研究者已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研究做出某种界划。然而，由于传统研究的惯性作用，缺乏深度的解读仍然大量存在，其中较为普遍的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经过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的文本解读对“原理反注原著”的猛烈批判，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来解读马恩文本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近几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一情况也对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较为突出的就是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整体性。这一点对于推进马哲形成史研究原本是有益的，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奠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传统理解之上的，因而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也就会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二是用经验常识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验常识为何能在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大量存在？这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总是过于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理解中没有言明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与经验常识并不相悖，毋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揭去了意识形态遮蔽的经验常识；其三是设置虚假或虚幻对立观点。这一点往往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有关，当原理教科书不再成为真理与权威的来源时它就容易一变而成批判的对象。一般说来要立一个观点并不容易，而要破一个观点则相对要容易一些。近年来马哲形成史研究中设置虚假对立观点的情况虽不如以前那么普遍，却也为数不少。但严格考察这些设置的对立观点，往往大多数观点都比较陈旧，学界也较少认同。

总之，上述三种研究都难以把握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历史边界，都难以为接着说提供可靠的支点。以往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重在努力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脉络与机制，其中马恩思想的连续性是研究的焦点，即研究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时至今日，当下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马恩的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这一学科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进入广阔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都堪称一次革命，那么研究还势必要进入整个西方思想史。④

可见，马哲形成史研究不是已无太多的研究空间，而是其研究空间之大绝非一代研究者所能完成，只要转换一下研究视角就能理解，马哲形成史研究并不只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断代性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

三、痼疾三：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相比于前两大问题，这一个问题在理论上要复杂得多，在现实中要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妨从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中一个常见的现象谈起。

在具体的研究中常见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个观点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这类研究粗看起来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指向，较好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然而其中的许多研究严格分析起来却存在不少相沿已久的模糊之处。例如，国家问题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还是后来的发展时期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照上述研究做法都可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及其现实意义或当代意义。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马恩前后阶段关于国家的论述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其间是否有重大差异不得而知，那么，他们哪一阶段的国家观更具权威、对我们更具价值呢？对这个问题常见的回答是，我们主要应注意马恩前后阶段共有的核心思想，这一观点与通常所说的要继承马恩的立场与方法大体相近。

这一观点大体说来是合理的，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行起来却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要想把握他们国家观的核心思想谈何容易？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获得的观点只能是一鳞半爪，甚至可能是浮光掠影，以这样获得的观点谈论其当代价值就不能不令人反思。

照此说是否就认为在没有对马恩的国家观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前就不能谈论他们的国家观及其现实意义呢？完全不是。其理由倒不完全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卷帙浩繁，全面研究起来迁延时日，而现实的紧迫问题又迫使人们必须在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内采取行动，虽然这一点也是人们理论与实践生活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方面。这里要加以讨论的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总是在一定的语境即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观点的含义是受历史语境制约的。因而，研究者在研究这些观点时如果离开其形成语境就势必会误读这些观点，至于将这些观点与当代进行直接对接所带来的问题比起误读要大得多。

现实问题无疑是包括马哲形成史研究在内的任何研究的落脚点，但这与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很大的距离。这首先是因为现实是极为复杂的，其实质远不是直观感觉所能把握的。学术研究可以一定的距离审视现实，通过这种陌生化迂回把握现实，从而为理解现实提供可能的新视角，而这也就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以马哲形成史研究而言，其形成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马恩所处的时代特点及遇到的问题与当代差异甚大。因而，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来评判当代隔膜之处甚多，有时不免隔靴搔痒，而从当代出发去评价马恩的观点不仅无助于理解马恩的观点，就是对当代也没有什么价值。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当下是不断游移的，而从不断游移的当下出发得到的马哲形成史也必定是不断变动的，当然，这样说完全不是反对对马哲形成史的理解不可以有变动，而是强调马哲形成史研究的严肃性与专业性。如果一种研究不能为实践提供真正有价值的观点，而更多地成为现实的反映、折射或见证，那么这种研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第二，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长期存在评价冲动，即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迅疾而复杂，传统研究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是缺乏能力对此进行细致的梳理，因而，在传统的研究中不时可见以评价代研究。评价自然也是一种研究，然而却是一种粗疏的难以提供新创见的研究，因为它往往会绕过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而只注意那些熟悉的问题，但是许多创见正是来自于对这些疑难问题的不懈探究。

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隐含着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应为实践服务的前提。一般地说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应为实践服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是一种归根结底的理论立场，但如果直接以这种理论立场来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则会妨碍具体的研究，而理论立场自身也会变得僵化、空洞。⑤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已经是当代中国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仅仅重复马克思、恩格斯说了什么是不足以把握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当然，认为研究清楚了马哲形成史就能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根本的解答也纯属奢望。现在所能肯定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融进了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将会继续以它自身的方式影响、融入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也就是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存在方式。马哲形成史研究应警惕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等的简单无益的二元对立，致力于通过认真严谨的反思性研究沟通这些对立的双方从而获得一种历史的通感。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也就是它为自身存在所做的证明与努力。

注释：

①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评第二国际时率先提出不能把马克思研究变成对马克思文本的注解，到了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通过回到历史消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的目的论与预成论。

②这里可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马克思对它的反复修改为例表明不能把文本简单地区分为内容与形式或思想与叙述两大方面。退一步说，即使在作者那里这样的区分大体能够成立，对研究者而言内容与形式、思想与叙述的关系也是完全辩证的。

③这一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何中华教授的论文《马克思哲学之思想史前提的广义理解》。

④关于马克思思想与古希腊思想的关系，可参见徐长福教授的相关研究。

⑤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只知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即使正确也会因这种纯粹的坚持变得抽象、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