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编写学科建设论文

一、“以学生为本位”文学史定位与编写品位的关系处理

以学生为本位，并不意味着文学史编写水平、层次和境界的降低。以学生本位，是文学史编者、专业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多元互动，并不是以学生为需求，学生要什么就给什么，降低文学史写作的水平，降低文学史教学的难度来适应学生。优秀的文学史应该代表当下文学研究最新最深最高的思维水平，它是螺旋式上升认识阶梯上的最高点。它也应当及时吸纳最新的文学理念与研究成果，以精准的把握、严密的逻辑和创新的理念彰显文学史家的品格与境界。沉浸在自身理论思路进行学术前沿的探索固然是有难度的，站在这样一个学术高度，如何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走进学生，在适应学生水平的同时，不降低文学史编写的水平，师生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对话，就更加难上加难了。这如同大家写通俗读本，要深入浅出，在选择与提炼之间寻找到适合的阐述方式，尤见功力。这样的文学史不能为凸显论者的水平，而塞满各种前沿理论，也不能为适应学生的水平，而拉低文学史编写的规格与品位，而应该是学术研究水平与教学互动实践之间的有机平衡，将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与教学规律的教学内容。如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中，开卷第一篇选了文言小说《一缕麻》，这就蕴含了对晚清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评价，它可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他们深入的思考。像这样自觉以学生为本位的文学史编写，在当下并不是很多。

二、学科规范与文学史编写的分层探索

教学互动的文学史编写，应该对学生的基本层次，中文教育的现状有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吴秀明对此有着明确的定位和思考。面对人文学科的普遍危机，面对社会对于宽口径、厚基础人才的基本需求，重点大学的中文专业教育应当起到导向与标杆的作用。它不应该只是优秀作品选式的陶冶人文情操的非专业教育，也不同于掌握基本文学线索与知识点的普通大学专业教育，而应该留下与社会、与硕博士等更高层次专业教育接轨的开放性空间。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史编写，应该符合不同学生的特点与需求，不断融入当下文学研究新的发现和学理内涵，融入编写者的个性化理解和最新的教学思想及学术理念。吴秀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就在追求较高层次专业教育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该书在大量涌现的文学史中体现出了鲜明的学术特色与编史态度。作为一门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新兴学“入史”距离，也很难实施行之有效的文学作品“经典化”的筛选机制。以往在苏联模式影响下的诸多当代文学史，就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展开文学史叙述，它通过对政治文化的总体把握，以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为纲，以具体作家作品为目，实现对文学“史实”统一的价值判断。随着新的文学观念的来到，文学环境越来越宽松，单一意识形态被瓦解，价值形态趋向多元化，新的文学观念使当代文学学科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面对“当代文学史有丘陵，没有高山”的质疑，面对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不断浸入，文学史的界限如何划定？经典作家作品如何选择？在划定与选择背后，如何显示文学史著者的文学史观与价值判断？在众多文学史著作的众声喧哗之中，学生们成了教师们宣讲各自文学史观的被动听众，论者和教师的主观性造成了文学史客观性的匮乏，这是不利于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及规范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吴秀明将自己的文学史编写定位于回到学生本位，并将其当作支撑该学科的基点。“所谓学科，就字源上讲，就是知识的生产和组织的‘操控体系’。”这一理解既承认文学史是一种权力话语，又肯定其知识的客观性。吴秀明由此将文学研究分为“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四个序列。“每个序列都是独立的本体，但同时又含有一定的递进式的关系。正因这样，所以学科总是与文学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更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如果说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或准经典的作家作品）可称之是支撑一个学科的阿基米德点的话，那么文学史就成为规范和确立一个学科地位的基础工程。”《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从整体性出发，首先指出了当代文学的“预设”性特点，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乌托邦色彩，理解一体化文学的生产体制与文学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而又颇具学理内涵的核心观点。以往学者们所设想的“一体化”“整体性”等宏大概念并不能填平五四文学、延安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鸿沟，甚至也难以统领当代文学内部从政治化向市场化的时间嬗变，以及大陆文学、港澳台地区文学乃至世界华语文学间的地理割裂。与其他当代文学“整体观”不同，这一“预设”性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告别革命”、解构“崇高”之后的当下文学，即“关注的是人文或文本方向，努力按照言论平等和市场机制等进行个性化写作”。其次，该文学史在体例上，对当代文学时间叙述秩序与空间结构形态进行了独到的处理。该教材把当代文学分成“前三十年：走向统一的文学”（1949－1979）、“后三十年：走向开放的文学”（1979－2009）这样两个大的时间跨度，在具体叙述中大量引进“历史事实”和“文本事实”，关注它们彼此的属性及其真实性内涵。在文学史的具体叙述上，“尽可能用较为平和或中性的语言予以道出，而不作褒贬强烈的价值判断。”每章最后，专门辟出一节以总结的方式作总体评价和阐释，尤其是关注文本的思想艺术价值，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养成一种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强调为学生打下学科规范的基础，在内容选择上主要体现如下理念：

1.理清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对文学史的基本轨迹进行梳理

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恐怕要直面五四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体制化文学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文学的断裂。论著型文学史教材往往难以弥合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价值断裂，前低后高的评判取代了文学史的客观描述。出于对论者自身文学观念的自信，论著型文学史往往“以论代史”，论述的色彩过于强烈，对有利于其论述的文学史实滔不绝，而对不支持其论述的文学史实避而不谈。它给学生提供的文学史图景是不全面的，提供的文学史知识也是有偏差的，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完整。面对当代文学史前后文学价值不平衡这一学科难题，吴秀明在指出“纯文学”的价值观念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考量之后，认为应当去蔽“五四神话”，“跳出‘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窠臼，倡导一种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更加开放的文学史观。在这种开放的文学史中，治史家应当扬弃任何抵触和敌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与审美的眼光来观照文学的政治性，在批判文学工具化的弊端时又能肯定文学良好的政治愿望。这样，才有可能使文学获得相对完整的历史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体制化文学的自行运演轨迹及其生存状态，真切体会到历史的存在空间与文学的符号空间的‘不对等性’”。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观，站在文学史基本线索与脉络的基础上，还原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才能避免当代文学史内部的价值不平衡，也才能给学生提供更为全面、客观文学史基本史实。

2.对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介绍

这里所谓的“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不一定是“文学经典”，而是指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学史脉络中造成过影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因为“文学经典”的认定，必然涉及文学价值的判断。不仅仅由于前文所述当代文学史前后三十年价值的裂变，而且由于当代文学史的不断下延，进一步造成经典的不稳定性，这使得那些急于以自身文学观念来筛选文学经典的论著反而会不断面临挑战。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按通常的审美标准衡量，其写作的粗疏显而易见，很难称之为“文学经典”，甚至很难称之为佳作。但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看，《班主任》则是新时期文学绕不过去的开端。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来讲，作品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唯一的取舍标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从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前几年在重评十七年文学中“三红一创一歌”等“红色经典”时，学术界的争议很大。但争论双方却很少能对这些受到政治文化影响的特殊时代的特殊作品给予“了解之同情”，而往往站在各自的立场，依据文本的政治文化形态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学术理性被主义的激情压倒。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由于研究对象（特别是其下限的近十年）本身与我们完全重合，它更适合于作文学批评式的研究或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与之相应，研究者也往往容易被时势所左右，自觉不自觉地给研究抹上了更多主观随意的东西，使之缺少应有的学科规范。面对当代文学的这种状况，与其急于用一种或几种文学观念判断经典或急于“经典化”，不如暂时搁置价值判断，用“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清单来撰史更合适，也更切近文学史实际。这样也能较好避免在一元价值判断下，以“文学经典”名义对其他作家作品造成遮蔽。

3.对文学史的价值判断隐含在文学史叙述中，避免下过于霸权、太过刚性的断语

由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开放性，常常不可避免地渗透了研究者的生命体验，在与当代社会的对话中凸显论著者鲜明的艺术观、价值观与历史观。甚至吴秀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也是这样充满着严肃的现实问题意识与理想激情的。然而，惟其如此，更有必要对话语判断持一种慎谨的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吴秀明努力避免使用过于独断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因为这一模式不但遮蔽了许多丰富的，有更多可能性的学术生长点，也以“一言堂”的方式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论著型的文学史由于醉心于自身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学术理论的演练，常常宏论滔滔，主观唯心的色彩太强。这样的文学史往往难以全面立体地呈现文学史实，不仅没有给教师留下多少可资阐释的空间，而且也会给受教学生的知识结构带来偏至。吴秀明的文学史编写往往要言不繁，在基本的发展脉络的梳理中，通过对文学史的叙述，作家作品以及史料的选择取舍，暗含论者的价值判断，有时是持中性或比较中性的态度。他对那些真理在握、斩钉截铁的姿态者总保有一种警惕之心，而对当代文学史由于学科属性而导致的“犹豫不决”的状态表示理解：“我们也不能就此据此就判定治史家价值观上的左右摇摆；恰恰相反，有时还表示着他们对文学史的尊重。它即是一种无奈，但何尝不是研究求实治学态度的一种折射呢？”这种对文学史的尊重与求实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值得赞许的。

三、寻求教学互动与诗史互证的“历史还原”

以学生为本位的开放互动，与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思考结合在一起。出于对话语霸权的警惕，也为了改变当代文学课堂上“我说你听”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他越来越强调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性与客观性，努力在文学史编写上突出文学史料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凸显文学史发展的原生态。这一思考的成果，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的编写上。这部文学史打破了传统教材系统阐述的权威面目，淡化个人的主观色彩，突出文献性、原始性、客观性，代之以“你说”“我说”“他说”“大家说”的多元视角；多描述、少判断，不妄下结论，不搞独断式的话语霸权，一切靠史实说话，以史实取胜。在构架和思路上，“强化突出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资料的辑录介绍上，自己尽量少讲；即使讲，也是多描述、少判断。”“多方面，不加整合的独立声音”，“或对立，或统一，或交叉，或平行，共同完成对对象的描绘”輯輥訛，把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脉络客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而将编者的观点隐含在对这众多观点和材料的选择和编撰上。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编者在课堂教学中的一元化话语霸权；另一方面，“通过对多种多样甚至矛盾对峙的原典评论的解读和阐释，以平等姿态与编者甚或与评论家展开积极对话，开阔视野，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的思维。”輰輥訛该文学史出版后颇受好评，它曾被一些刊物作为“一线教师投票选出的最有价值、使用率最高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进行过介绍，并于2006年被遴选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先后由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较好避免了论著型文学史易犯的“主观独断”的缺陷，大胆尝试了“描述型”文学史编写范式。这与他对当代文学知识谱系的思考有关。吴秀明认为：“重理论阐释而轻文献史料，已成为主导这个学科的基本取向。……对文献史料的漠视，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脆弱的软肋’。这也从侧面反映当代文学研究的浮躁和学科的不成熟，必须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反思。”輱訛輥为此，吴秀明提出应当镜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从学术研究的整体格局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特别是从支撑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的角度来建设当代文学的史料学。近年来，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史料学进行了开拓性的努力，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文学史料一向被视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受到重视。从中文专业教育的角度讲，“文学史料”的引进，也可对原来单一的“文学作品”教育模式进行有效的补充。

一方面，它完善了学科体系与知识结构，使得当代文学史在“作品与史料”的二维呈现中变成更加丰富、立体，并进一步向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开放。如果按照狭隘的艺术至上的文学理念，当代文学会呈现出明显的前低后高的不平衡态势，但如果走出“纯文学”划地自限，当代文学只有“丘陵”，没有“高山”的劣势，则可以转变为社会文本的优势。比如“”时期的文学，仅从纯文学角度观照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作为社会文本、文化文本来解读，考察作品在体制中生成的途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掌控，以及评奖、批评、媒体等多元合力的作用，当代文学史就不再是一维的作家作品史，从而可以变成二维、三维乃至多维的关系史、问题史、现象史。这是向历史更深层面的一种敞开，一种还原。另一方面，对文学史的这样一种多维敞开与还原，也给学生的独立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有必要引起重视。不同于我们迄今见到的各种“文学作品”汇编的“选本”，它引导学生通过“作品”与“史料”的互渗互证，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拓宽学生的思维视野和知识结构，并据此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学术训练，为将来进行专业深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吴秀明为了推进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十分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这也是对以往“以论带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纠偏。他将这称之为一次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是返回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原点”进行“再出发”。輲訛輥最近，吴秀明在经过几年努力的基础上，将推出一套11卷近60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这也是他十余年对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包括对文学史教学实践与思考的一次系统性总结和“再出发”。说是“总结”，是因为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当代性有明晰的认识。当代文学与当下时空的密切联系，下限的无限延展，恰恰可以成为师生共同生命体验的平等、开放的对话平台。在这里，可以凸显教师与学生各自的主体性。但是，为了避免这种主体性滑向另一种主体独断论，吴秀明始终强调和关注对文学史“事实”的寻找。从《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他都努力追求一种客观性的文学史，而将价值立场蕴藉于“事实”的选择与叙述。说是“再出发”，是指吴秀明提出并实践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战略转移”，并不是放弃了主体性，而是在“‘事实’与‘主体’之间寻求一种互动生成的平衡”輳訛輥，在文学之“诗”与历史之“史”之间寻求更高层次的互动生成。文学史作为学科传承与文学教育的“历史中间物”，它既是对“文学存在”的反映和概括，也必然因为编者“才”“学”“识”的差异，或隐或现地传达着编者的价值观。回到学生本位，作为中文专业教育的核心教材之一，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何在“事实”与“思想”“客观”与“主观”之间，最大限度地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内涵，感受、理解和体会其中的丰富文本和历史过程，达到作家和研究者、教与学之间的能动对话，这正是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的终极追求。

作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