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制度移植路径评析

时间:2022-05-25 07:34:29

“中国模式”的制度移植路径评析

摘 要: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此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国内外学术界一直热议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产生在于对中国出路的不断探索,对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的不断改革。“中国模式”的精髓,在于其是一个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制度移植过程。归纳“中国模式”形成过程中,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内生性和制度创新的渐进性等制度移植特点,结合我国复杂国情环境,总结“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些经验,指出制度移植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问题,有助于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关键词:中国模式;制度移植;内生性;渐进性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050―0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持了比较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趋势,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伴随而来的,“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1994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率先开始了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后在21世纪伊始,国内外学者开始着手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而且也得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清华大学教授、高盛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的“北京共识”概念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系统地对“中国模式”进行了阐述,为以后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研究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开始显现于国内外学术刊物之中。鉴于制度移植在中外成功和失败经验的鲜明对比和制度移植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制度移植”以及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视角,探究“中国模式”形成的制度移植经验,剖析目前中国改革受到制约的原因和寻求未来改革的突破口。

一、“中国模式”需要制度移植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诺思认为,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经济规则、政治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等因素,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有赖于国家主体的强制执行力。从制度变迁的速度来看,正式制度变化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而非正式制度变化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从制度变迁的途径来看,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度创新,二是制度移植。制度移植是现代制度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将一种经济环境中成熟完善的制度移植到另一种发展较低级的经济环境中并与受体实践相结合,移植的含义在于加速制度变迁。制度移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被动移植,主要表现在殖民时期殖民地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第二种是主动移植,较大范围地存在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进程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正视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 逐渐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制度的竞争。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并极大促进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制度优势比其他因素的优势更重要。我们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的自己的一席之地,谋求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平等地位,改变其不利的国际处境,除了效法这些国家的制度外别无他法,而且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从发达国家移植一些较成熟的制度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与风险。现在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我们30年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国际社会所推崇的“中国模式”。①

二、“中国模式”制度移植的特点

制度移植并非简单的制度照搬,其过程一般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有管辖权威的制度采纳者学习制度原创者的先进制度;更高一层的意义在于利益相关者围绕制度进行制度改良,它奠定了移植外部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并直接决定着制度移植的有效程度。然而,这两个层次的制度变迁过程都有可能出现制度移植失灵和制度陷阱。避免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变迁必须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不仅要学习所要移植的制度的形态和具体构架,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将制度原创者的“精髓”吸收并不断内化。同时,由于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公民政治信息获得渠道的多元化和公民参与手段的多样化,制度比较和制度变迁已经不再由单个治理主体或决策者所单独决定,而成为包括各阶层的众多相关利益者博弈的过程。所以,从国家治理这个层面上来看,不能简单地将制度移植看作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或者从下而上的过程,更多地,其可能表现为一种上下互动过程。

历史上中国对待外来制度的态度基本与上述方式是相一致的。近百年来中国也是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模式,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这些无不体现出实事求是、立足国情的制度移植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先在特区移植先进制度进行制度试验,再将试验结果适当变形普进行推广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解决了移植体的选择问题。该过程最重要的是建立具有连续性的中间制度,即平稳地把初始结构与符合被移植制度的终点结构连接起来的制度,典型的是中国的“双轨制”。这一制度将“培育”和“设计”的优势结合起来,并能够控制制度建设的速度。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移植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路径选择的内生性。在改革初期,虽然确立了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市场经济规则。即便环境如此,也已经为制度创新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在没有突破权力中心的忍耐极限条件下,给予了“体制外”的制度创新以巨大的生存空间。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有些具体的做法和措施可能并不完全与当时的制度环境相适应,但这种内生的制度创新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较其他制度安排来说,制度环境的变迁是一个更为长期和缓慢的过程,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能重现和复制的。现在看来,政府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创新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有利于经济体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制度移植的时候,我们首要重视的是这种内生的制度变迁途径。

第二,制度创新模式的渐进性。中国的经济转型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的渐进变革方式,即先维持体制内因素不变,同时创造宽松环境鼓励体制外经济发展。②各级地方政府担当起了这种体制外制度创新的任务。然而,由于国家治理的中央集权制结构,所以合法性问题便成为体制外制度创新诞生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政府的制度创新违背了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愿望,其制度创新将得到否定。在改革之初,一些乡镇企业逐步发展,虽然这种创业形式受到了政府的批判,但因为这种做法增加了农民的收益,也增强了基层政府管辖地的经济基础,所以基层政府还是非常支持这种对既有制度的变通。这种变通规则、重新解释既有制度的办法,是当时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手段。在之后的分权式改革中,地方政府成了新的利益主体导致其竞争意识逐步增强,政府开始主动介入经济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客观上也为节约企业外部交易费用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基础政府的制度创新和中央政府对制度变迁的肯定和修正,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直至今天,“中国模式”已然日趋成型。

三、“中国模式”的特征及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是一次宏大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然要打破旧有经济体制的框架,创设出一整套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制度安排。经过制度移植和改革,“中国模式”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如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比较有效的政府,它能够制定一种比较长期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长远战略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把它付诸实践;二是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进行大胆又慎重的制度创新;三是集中力量关注民生,把民生放在首位;四是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平衡点;五是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六是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七是创新性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是保持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张宇则认为,“中国模式”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经济体制模式。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的主导作用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相结合。二是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属于大国转型、开放后进的自主式发展。三是对外开放模式。对外开放具有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模式”的灵魂。

然而,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改革模式,“中国模式”的独特特征主要有两点:其一,也是最具创新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市场经济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在传统的理论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结束,俄罗斯进行了休克疗法,开始了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而中国却从国情出发,创新性地将市场化与公有制相结合,用实践证明了市场经济只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方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二,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纵观世界各国,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先进国家都是“西方式”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中国改革的先行者结合中国社会现实,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实行了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径,中国的政治模式与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历史性地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持续30年。

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政府制度创新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多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旧有观念、现行体制以及复杂的现实利益关系三个方面。

第一,旧有观念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正式制度的突破与创新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要逐步塑造与经济发展方向相一致的非正式制度,特别是市场经济文化。文化观念是在人们长期社会生活中内生形成,所以文化观念变迁是一个极其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新认识,从体制内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动建立市场经济文化。但是中国传统经济文化中的某些负面因素对经济社会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如其中的人治大于法治的思想、官本位思想、宗族和裙带关系等,构成了阻碍中国社会继续变革的重要文化因素。

第二,现行体制的影响。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有很多不利于深入改革的成分,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政府掌握着土地等大量资源配置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甚至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预过多,国有企业具有很大的优势,而中小企业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融资和筹资的困难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不利于市场竞争,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损失。然而,在新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制度变迁会表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从而导致制度改革的成本增加。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机制使变革传统体制非常复杂。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地方要服从中央,要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改革创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自身的改革创新构建了必要的约束框架。

第三,利益集团的影响。中国在经济领域存在四大类利益相关方,包括代表政府及国有经济管理者的权力集团,代表私人及外商投资者的资本集团,代表企业职工和农民的劳动力集团以及由人文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知识集团。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政府和国有经济管理者一方,他们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资源分配都具有强大的支配能力,因此,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显然,任何制度创新都必须有益于或者至少不损害权力集团的整体利益,才有希望得到认可并持续下去。吴敬琏对此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改革动力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正当不满,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语,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制度变迁势必影响到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改革困难重重。

四、“中国模式”的制度移植经验

基于前面分析可知,由于受制度的可移植性和可适应性的影响,堪称完美的制度移植近乎不可能出现。从总体上来说,中国30年改革逐步形成了“中国模式”,造就了一个较为成功制度移植范例。我们可以从中可得出一些启示,总结出一些“中国模式”的制度移植经验:

第一,移植和借鉴最适合的制度而非“最佳制度”。制度互动表明缓变制度决定了急变制度移植。由于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不尽相同,因而不同国家必须根据自身文化和历史轨迹决定制度移植,换言之,一国必须依据国情进行改革,以减少制度冲突和抵触。分析经济发展制度需求,也应主要关注急变制度是否适合于缓变制度,而不是找寻一套“全球最佳”制度。一国急变制度移植应当建立在现有缓变制度土壤之上,缓变制度的产生往往与其文化和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在规划制度移植时,如果无视这些传统就可能排斥反应。因此,在选择移植和借鉴国外制度时,我们不应单纯看国外制度是否“最佳制度”,而是考察急变制度与缓变制度能否相容、互补。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积淀的文明古国,有着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文化传统,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并没有选择一套看起来优美,听起来悦耳的“最佳制度”移植,而是基于自身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像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如韩国、日本、新加坡,选择了与自身制度排斥反应最小的制度加以移植。然而与上述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硬约束下,如何进行制度移植,实际上是一个史无前例、毫无前车之鉴的探索,中国在这方面探索取得了成功。在改革这个制度移植过程中,中国保持了急变制度移植与缓变制度的相容和互补,也就是在符合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基础上,植入中变制度――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植入急变制度――政治制度,或同时植入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如此减少了制度互动产生的冲突和抵触,维持了社会稳定,推动了经济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制度变迁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结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与俄罗斯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俄罗斯改革是政治、经济制度一并植入,在文化、价值观未变情况下,造成政治上争斗不断,经济上私人寡头垄断代替了过去国家垄断,最终引来社会经济动荡。设想如果中国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直接植入全套西方制度,情景会如何?很可能的情况是像俄罗斯一样,发生严重的文化震撼,导致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

第二,采用渐进法而非一揽子移植。由于制度集内各种制度并非孤立、封闭发挥作用,除了每一制度自身固有的专门作用外,还存在制度互动形成的整合作用,这种作用分析非常复杂,而且还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提醒我们在制度移植实践中,不能采取大刀阔斧、一步到位方式,而应谨小慎微、步步为营进行。每一种制度都是为了保持社会相对稳定而构建的,这是所有制度的基本职能,如果某种制度不具备这种职能,那么由其引起的社会变动加剧就会淘汰其本身。因此制度移植只能在保持社会相对稳定情况下进行,并且植入制度也应能维持社会相对稳定。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情境下,为了维护社会相对稳定,在制度移植时应采取渐进法,进行小范围试验,以降低制度移植风险,换言之,应该避免进行不可撤销的制度移植,特别是在大规模制度移植伴随的极大不确定性,以及相应撤销制度移植发生高成本时,更是如此。此外,渐进法最大优点还在于通过试错,易于纠错。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采用的就是分步渐进法。为了增进经济活力,在死水一潭的僵化体制中,先投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石头问路,再摸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石头过河,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在中国人观念、文化摆脱了计划经济桎梏,制度移植时机成熟后,才正式迈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进目标。而且这种方法在行业和地区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行业上是以农业生产制度改革为先导,后推广到工业;在地区上,是以经济特区试点,再铺向沿海,后推向全国。结果这种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极大减少了制度移植的不确定性,降低了改革风险,也成功化解了保守思想和势力阻挠,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被加以反复应用,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称道。

五、小结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使得“中国模式”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关注。对于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学者们莫衷一是。但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路径,即以政府为主导,从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和谐稳定这一核心利益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并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转型。当然,由于制度移植的艰巨性和中国改革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在“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不足,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为:改革存在“重形式、轻实质”的形式主义倾向,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被多重利益集体所牵绊。在当前“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首当其冲的是要进一步稳固既有改革成果,果断挣脱既得利益团体对改革进程的羁绊,紧紧依靠体制创新走出当前改革困境。

注释

①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议。例如,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如果我们把中国模式理解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那么在人类历史上,这绝对不是第一次;姚洋也认为,中国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说“中国模式”的人可能把目标和过程混在一起了。从目标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吴敬琏也指出,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一种过渡性体制,还谈不上一种模式。②体制内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包括各级各类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体制外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中不起主导作用或者边缘的部分,通常被认为是国家行政序列之外的纯粹经济组织、民营组织、私营组织、外资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

参考文献

[1]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

[2]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高春芽,陈新.后发国家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探析[M].湖北社会科学,2007,(4).

[4]李新,韩增祥.俄罗斯经济转型:制度移植、制度陷阱与制度创新[M].学术交流,2008,(5).

[5]杨瑞龙.“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M].经济中国之制度经济学与中国[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419.

[6]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D],人民网,2009―07―20,.

[7]张宇.中国模式存在不少尖锐矛盾和严重问题[N].中国经济时报,2011―02―22.

[8]宗新建.“地方政府改革创新拥有很大自主空间”[N].第一财经日报,2008―03―26.

上一篇:欠发达地区产业平衡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研究 下一篇:现代农业发展的要素整合与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