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侦查程序中的帮助权

摘要：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是通过1996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其进行了有限扩张，律师帮助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作用如何，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从立法到法律观念上应如何完善而更好的发挥其立法意义上的功能，很有研究价值。

关键词：侦查程序；律师帮助权；获得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20080611046

一、侦查程序中律师帮助权获得的概述

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获得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通过自己或其近亲属的委托，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的制度。1996年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新《律师法》第33条对律师帮助权做了对《刑事诉讼法》补充性的规定，下文将进行分析。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一)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实现人权保障。辩护律师的职责在于用尽一切适当的方法保护委托人利益。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律师帮助权的明确与扩大，在刑事诉讼中加强了人权保障。

(二)防止刑事错案，实现司法公正。我国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时出于破案率及效率考虑会积极阻挠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不行使律师帮助权与强势的侦查机关抗衡，刑事错案的发生机率会不可遏止地攀高。“社会越是趋向专制，监察机构的地位越高，他们的对手所受的限制便会越多。”凡是犯罪嫌疑人只有供述的义务而无辩护的权利，犯罪嫌疑人不能实质性地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刑事错案发生的概率就高；凡是把犯罪嫌疑人真正作为诉讼主体对待，保障其充分行使辩护权利，刑事错案发生的可能性就低。

(三)实现程序正义。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质性参与是程序正义的重要标准。“与程序结果有利害关系或可能因该结果而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最基本的内容或要求，”律师在侦查程序中介入刑事诉讼，提供专业帮助让犯罪嫌疑人捍卫自身权利，是实现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

二、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帮助权获得现状梳理与分析

㈠律师帮助权的取得途径与获得时间。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的取得方式只作出了由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近亲属委托取得的规定。侦查阶段，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法定途径只有自己委托或家人委托两种，家人委托律师的比例远大于自己委托，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羁押中因为未获普遍保释丧失了委托律师的自由。而司法实践中会出现侦查机关以律师是由犯罪嫌疑人的亲友而非本人聘请为由拒绝律师的介入。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指定辩护在侦查阶段也是不存在的。

律师帮助权应在侦查阶段获得，但参见相关调查数据只有10.27%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了律师帮助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普遍什么时候能介入案件呢？以律师第一次会见嫌疑人为其介入诉讼程序的标志，“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间普遍较晚，“理想状态下从提出聘请律师到见到律师一般需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从上述数据看出，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与国际法上保护罪犯人权的规定被逮捕或拘留的一切个人与一名律师联系“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48小时”相差甚远。

㈡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的内容。

1、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是律师帮助权中至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只有会见了嫌疑人才可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和控告。但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在侦检机关传统的有罪推定意识下有着开脱罪名逃避法律追究的倾向，会见作为实现律师帮助权的关键环节受到各种阻挠与限制导致“律师会见难”也不足为奇了，再加上个别律师素质低下真正地妨碍诉讼进程，更加给予办案人员为律师会见设置重重关卡提供理由。

⑴律师会见比例过低，侦查机关拒绝律师会见几率大。“四川成都地区某法院，拘留中的犯罪嫌疑人，在2003年会见律师的有231人，占总人数的19.06%；2004年会见律师的有199人，占总人数的17.38%；2005年会见律师的有300人，占总人数的25.95%。”上述数据看出在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率是很低的。

⑵律师会见的审批程序严格，会见次数、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据六部委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实践中，看守所对只带了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的，而没带侦查机关签发的会见函的律师一概拒之门外，侦查机关不是在安排会见而成了审批会见。律师会见的次数也被侦查机关普遍限制，实践中只安排一次会见的案件占据主导，而在会见的时间上，参考各地的调查报告以及资深律师多年办案经验，半小时以内的会见时间是常态。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的《律师法》中，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再次明确规定会见不需要审批。此外，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立法上解决了律师在会见过程中，因为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管理人员在场监听，导致谈话内容被限制、被打断的问题。

2、律师帮助权的其它内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帮助权还有下列内容：(1)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律师为嫌疑人提供的有关权利保护的咨询不能直接对抗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对嫌疑人作出的非法侵害，所以适度建立律师在场制度对于完善诉讼改革、保护人权有积极意义。(2)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司法实践中，律师代为申请取保后审时多被拒绝，成功率很低。(3)申诉和控告。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及了解案情后，认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涉嫌罪名不当，或者属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况的，可以犯罪嫌疑人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要求予以纠正；律师在发现侦查机关侵犯了犯罪嫌疑合法权益，或发现有管辖不当、非法搜查、扣押等违法情况的，可以犯罪嫌疑人向有关机关提出控告。

三、完善律师帮助权获得的对策

从律师帮助权的内容上说，有许多需要完善。比如重新修订《刑事诉讼法》明确侦查机关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以及何时告知，怎样告知；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或者符合法律援助申请条件而没有聘请律师的，侦查机关应将其请求转告给法院，由法院为其指定律师，哪种情况可以指定，哪种情况必须指定，是不是需要建立律师值班制度；同时应该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阅卷、调查取证权，提高律师在侦查活动中的诉讼地位，进一步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律师不仅能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还能够积极地掌握案件实情，有利于跨越律师事后调查陷入被动的种种障碍。但这些规定只在立法上实现，在司法实践中会遭遇怎样的困难，会像“会见权”那样难以落实吗？它们极可能遭遇障碍而被架空。笔者认为更应该从改变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以及完善司法救济两个方面着手完善律师帮助权之获得。

㈠改变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

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和提起公诉阶段以后有两种不同的称谓，前者有学者主张其为“法律帮助人”，后者则是辩护人。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帮助权在实践中受限，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性和公正性。其实侦查阶段，律师有为犯罪嫌疑人申诉的权利，律师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不是在行使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无罪的权利吗？另外要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以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都是站在辩护权的角度进行的。所以律师在侦查阶段应享有辩护人的地位时，律师帮助权也会因此进一步被保障。

㈡完善司法救济

《刑事诉讼法》尽管对律师在审判前程序中各项“诉讼权利 ”做出了列举式规定 ,却没有确立任何“实体性救济 ”条款 ,也没有为律师设定获得“程序性救济 ”，这使得几乎每一项权利条款在被转化成“法律规则 ”时，属于“不可救济 ”的权利。除非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主动执行这些规则 ,自愿为律师的辩护活动提供便利 ，否则这些权利条款几乎是无法得到实施的。当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权受到侦查机关侵害时，刑事诉讼法应该明确救济的方法；对于申诉受理的机关不明或者是诉讼上有利害关系的办案机关等问题，应该立法明确和禁止；还应该规定侦查人员违法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时的处罚机制，明确法律后果，补足刑事诉讼法法律结构的逻辑缺失。

参考文献：

[1]［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高鸿钧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

[2]李建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立法保障――兼论刑事错案的审前预防.[J],中外法学,vol.19,no.2(2007).129-140.

[3]谷口安平・程序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欧卫安・关于律师辩护的调查报告――以监狱服刑人员为调查对象[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1）.

[5]左卫民主编・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