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拍《南京!南京!》是一种命运

历经艰辛的《南京!南京!》

通过了电影局、、外交部的重重审查，挺过了资金短缺、数次停工的拍摄难关，2009年4月22日，导演陆川的新作品，放言要重新书写公众记忆的电影――《南京!南京!》终于还是于大家见面。

在《南京!南京!》之前，陆川曾被邀请去拍摄2008年奥运会的官方动画片《福娃》，聪明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块大蛋糕。而且重要的是，陆川不需要为立项、资金和审查等烦恼纠结。所以一开始陆川去了，但没过多久他又撤了。他说：我总觉得，人活一辈子时间是有限的，我希望在我生命最关键的这一时期，每走一步都不后悔。

许戈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是送审之后，删剪过了的版本吗?

陆　川：是送审之后定剪的版本。并没有删掉太多东西。拿掉的部分都是一些残忍的镜头，可是那些东西其实对这部电影来说，我不能说可有可无，但是对于我的表达来说没有影响，所以我心里是偷着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片子这样，以这种方式过审，我很有感慨，我觉得是国家自信、宽容的一个标志，我觉得所有看了片子的人都会同意我这个说法。

我觉得一个导演选择一个题材其实是很宿命的，就像你饿了想吃什么东西，你面前摆了很多吃的东西，你伸手抓的那个东西永远是你命中注定要吃的那个东西，或者说是你血液里边，就推动着你要去选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在大街上，你去看一张张的脸，都是陌生的吧，但可能突然就会有一张脸，突然让你想去跟他打招呼。导演选题材的时候，就像是你站在街边看见那一张张陌生的脸，而且你会发现，你永远会被这一张脸、这一类的脸打动。

拍《南京》是一种命运

陆川自己说，南京这个城市就像命运一样，他去那读过书。但是如果再说到命运的话，其实还可以往前倒。陆川小时候生在新疆，因为他奶奶在上海，所以经常新疆、上海两地跑。曾经一天半夜快到上海的时候，陆川差点被一个阿姨抱走，她一路上就跟我妈夸陆川特别可爱，到半夜的时候，陆川的母亲迷糊了，突然发现手空了，看见那个阿姨抱着陆川正要下车，那一站是南京站。然后陆川的母亲疯也似的把陆川抢回来，瞪着她，都不会说话了，然后那个女的匆匆忙忙跑掉。但是早上才发现陆川的小皮鞋没有了，所以他光着脚到了上海。1989年陆川考上军校，去南京上大学的时候，他的母亲在打包行李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话，她说你是回南京去找那双鞋去了，如今想来，陆川觉得这个就是命运。

许戈辉：如果说南京这座城市有你说的特别宿命式的一种记忆，或者是一种牵盼的话，那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那座城市又是有一种集体的非常非常痛的记忆。你去触碰这个记忆，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吧?

陆　川：我在做这个事的过程中没有把这个担子挑在肩上过。我觉得如果在过程中，我直接把这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还有为这个整个历史去怎么着的这个事扛在肩上的话，我走不了四年。我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个人，就是我陆川个人(的角度上)，我想去面对这个事，我把它简化为人怎么对待死亡，人怎么在死亡面前有尊严，我想去解决这个事。而南京给了我一个舞台，能够去研究很多很多这里面的命题，这个命题能够让我去接触很多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许戈辉：最初的触动来自于哪?比如说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

陆　川：对，那个触动挺强悍的，我几乎没看完。当时就被那个眼前的事实打蒙了，虽然咱们中学课本都有，但是一进那个屠杀纪念馆。我看了不到一半，我就觉得内心中间塞满了这种痛，阴暗的东西。痛的东西。我几乎想呕吐，就是受不了了，跑出去了。我一跑出去，我记得，我印象好像那边还有竹子，院里好像有竹子。我必须看那个绿色，缓半天才能缓过来，那好多花岗岩砌就的东西。如果我拍一个戏，每一场戏都在处理日本人怎么进屋，然后怎么开始。然后怎么开始杀，然后再进另外一个屋，然后继续，继续杀，然后再把人凑一堆，然后杀，然后凑成一大群，在江边淹死，没法拍。

许戈辉：你的意思是说，你并不想把你自己，就是参观那个纪念馆得到的那种感受，把它重复传递给别人?你并不是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陆　川：对。现在有些记者采访我，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回忆一下，30万这个事你知道，30万之后，中国人，南京城里边这些中国人的脸，你能不能记住一张，给我说出来，名字能不能说出一个来，一个没有。

把日本人说成魔鬼是给他们找借口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让人不寒而栗，很难想象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能做出那一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曾经有国外学者做过研究，德国纳粹军人之所以能成为希特勒的刽子手，并不是他们被希特勒洗脑了，事实上他们都十分清醒。然而是为什么让他们如此的冷血呢，其中学者指出，其实最大的原因在于有无“责任”。1963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利・米格尔兰姆进行了著名的电击实验。实验的最终结果表明，在没有责任以及事先告知的情况之下，当实验室主导人发出指令时，85％的参试者给潜入参试者中间故意答错题的研究人员施加了450V以上的点击。如今的日本人也是一样，当他们认为自己毫无“责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毫无罪恶感，而这时候用恶魔来形容他们，无非是在给他们解脱。

这些干坏事的日本人，我认为他们是普通人。在我们过去的这种教育中间，在过去的这种很多比较民族主义的这种渲染中间，把他们渲染成魔鬼，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给他们找了借口了。因为一个人变成了魔鬼，你怎么能责备他呢?魔鬼就是天生该干坏事的呀。可是这些坏事，都是人干的，我有证据，我看了大批的日本人的日记。比如说12月15号有一篇日记，他有一行字，说今天我们小队处理了，处理了可能多少个支那兵，就一句话，下半部分，他主要在写自己发现了一罐红糖，然后呢，他就开始写自己可以跟旁边的战士一起来煮一锅特别好吃的红豆汤，年糕红豆汤，因为发现了这红糖。他们在讲，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下面的笔墨要比上边处理这几百个支那兵要多出好几倍来。这是魔鬼写的日记吗?这是正常人写的日记，所以你去把在战场上干了这些烧杀淫掠的日本人说成魔鬼，我告诉你，我也告诉所有的中国观众，你们这是给屠杀者在找借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事实就是，这些所有在我们南京城做了这些事的人，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依然是正常人，这就是战争最可怕的一点。

反日还是反战?

熊　捷

《南京!南京!》已上映月余，办公室弥漫的“南京热”仍未散去，闲暇之际总是离不开忘不了电影中一幕幕无声对白。有人愤慨，有人痛心，有人更是不忍提及。1937，南京，这个潜伏在中国人心中半个多世纪的噩梦，如今仍然萦绕在耳边，一刻不曾远离。

关于疼痛与仇恨，过去已经说得太多，然而很明显的，用仇恨解决仇恨，说起来不应该，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这么在做的。古人总说冤冤相报何时了，说是这么说，但做起来确

实是难之又难。其实，并不是大家没有容人之量，其实可恶的是，竟然有人妄图掩盖历史事实，企图复辟军国主义，实在是罪大恶极啊。所以一定要翻出所有的事实，让鬼子们时时刻刻记得自己的恶行，时时刻刻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忏悔、痛心、抬不起头。再过一百年后，当人们说起日本人的时候，都会说，看那，那个人就是一百多年前屠杀中国人的那些军人的后代啊，他们真该感到羞耻，让我们一起来谴责他们吧……这，就是正义?

仇恨是一种很强大的精神，而正巧，我们诞生在一个崇尚复仇的国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让自己不忘仇恨，最终激励自己和民众复国成功的例子。已经成为小学作文中最受学生喜爱引用并且熟练的经典事例之一。虽然武侠小说等不了大雅之堂，可其中个个都身负血海深仇的主角们，最终掉落悬崖学成绝世武功复仇成功，虽然情节经常雷同，但还是能把适龄的男性同胞们看得高潮连连。是的，复仇是爽快的，有仇不报非君子。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早已有人将中国古代复仇故事编辑成书，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查阅。其中肯定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典故。

复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复仇当做一种崇高的精神。为了复仇的复仇，与为了正义的复仇，其两者是有区别的。如果只是为了复仇而复仇，那么其目的无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日本为例，时过境迁，当年的“肇事者”已经寥寥无几。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要他们的子子孙孙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是不公平的。当然，或许有人说，我们痛恨的是有些日本人不尊重事实，企图掩盖他们的罪行。没错，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必须抗争到底。但是，有些人，在抗争的同时，眼神中难道没有一点点复仇的火焰，心中没有一丝兽性的呐喊?孔子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恕之难在于，被仇恨充满了眼睛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把握其中的度。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复仇之中时，与一个被咬伤的野兽是没什么区别的。

似乎有点说远了，反过来看日本，是否真的应该给日本人踏上千万只脚，将他们打八万劫不复之地，相信心中有良知的人自有评判。有罪的人始终有罪，无辜的人始终无辜。我们并不是野兽，我们的复仇应仅仅限于让人尊重客观事实。复仇的目的也不应该是复仇，而是让人记住这一段黑暗的历史，让我们的后代能生活在和平之中。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事，另一个人又正言辞的站出来指责这个人错了，这个人言行不当，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并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想要纠正一个人的时候，与其指责他人自身的毛病，还不如客观的指出事件的错误。这样的效果往往能够更好。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的确是罪大恶极，是应该受到指责。然而，指责不等于人身攻击，如果只是一味地丑化日本人，煽动民族主义情节，只会增加更多的仇恨，而对于和平，毫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