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甘肃省农村反贫困调查研究

内容提要：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经济增长成为减贫的主要推动力。但是，随着贫困形式的变化，消除贫困的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像甘肃这样西部欠发达省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贫困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甚至成为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其中，部分地区贫困程度还相当严重，贫困原因错综复杂，是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因此，采取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提高经济增长能力；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坚持产业富民取向，推动全民创业行动；把贫困地区妇女的扶贫作为重点；积极采用和推广新型的扶贫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等措施，探索出一条有甘肃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5-0034-03

1978—201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率9.8%的快速增长，贫困发生率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持续下降，经济增长成为减贫的主要推动力，普遍的贫困被消除，但在部分农村地区仍有成千上万的农户处于贫困状态，这些贫困群体长期处在相对弱势地位，使农村反贫困形势出现了新的困境。

一、新时期甘肃省农村贫困存在的形式与特征

（一）贫困由面状分布转变为点状分布

进入新世纪，贫困的存在形式和贫困人口分布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由过去的普遍贫困向落后农村集中；二是呈现点（8790个贫困村、40多万个特困户）、片（特殊贫困片区）、线（沿山区旱区贫困带）并存的特征。2009年甘肃省贫困人口地区分布情况看，甘肃陇南、陇东、民族三个地区集中了全省83.92%的贫困人口。从贫困人口的地理分布来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呈现为“既相对集中又遍布全省”的格局。这些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深山区、边远山区、地方病多发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生存环境极端恶劣，基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经济增长对这些地区的辐射度很低，只有通过外界以保障性投入来达到反贫困的目的。

（二）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但绝对贫困相对缩小，相对贫困有扩大的趋势

绝对贫困是一种低于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生存状态。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居住在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的山区。特别是在一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对象、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贫困发生率高。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到绝对贫困人口中的40%左右，残疾人口占绝对贫困人口总数的25%左右。如甘肃省有44万残疾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省总扶贫人口的1/3。这部分绝对贫困人口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以及部分人口丧失或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摆脱贫困，只能依赖政府和外界的救济和补助。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使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逐年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57：1；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比例高达3.33：1。

二、新时期甘肃省农村贫困存在的原因

（一）因病因学致贫已成为贫困农户最主要的原因

近几年来，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日益突出。医药费用昂贵，看病难，看病贵严重困扰着贫困农户脱贫解困。从调查数据看到，2009年甘肃省农村有医生或卫生员的比例为76.47%，农村有卫生室的比例为69.85%，而调查中的15个样本村仅有卫生室的比例为60，O%；由于医疗费太贵，农民患者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达到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达到89%。有40%～60%甚至更高比例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调查发现15个样本村7—19岁人口不在校率达到36.42%，7～12岁儿童不在校率为2.62%，13—15岁儿童不在校率为7.24%，16～19岁青年不在校（136人）率为32.08%；7～15岁失学儿童（29人）中女童占到79.31%；原因分析中，有31.52%的学生因为家庭成员有病而失学，有36.36%的学生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失学，有24.85%的学生不愿意上学或选择打工。在对15个样本村导致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最大因素调查中发现，55.56%的家庭是由于家庭成员因病而陷入贫困；有22.22%的家庭是由于家庭成员上大学（借债）而陷入贫困；另有22.22%的家庭是由于盖房和生活费用支出而贫困。在对15个样本村影响贫困家庭贫困最大的因素调查中发现，100%的家庭认为大病对贫困家庭影响最大，其次是生活费用（79.02%）、上学（58.43%）、盖房（57.68%）等。

上述分析表明，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說，学费、看病医疗费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太高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17.62%，超过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58%的3.16倍，說明学费、医疗费用对贫困农民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但从2006年，由于政策性变化如减免学杂费、农村合作医疗等，使学费医疗占消费比重出现下降趋势。

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教育收费越来越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我们在甘肃省属3所大学抽样调查证实：一名大学生年均花费（包括学费、住宿费、书费、生活费等）在8500元以上。所以，一名大学生就等于造就一个贫困农村家庭。从调查样本村中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点，就是3个贫困村文盲、半文盲率都在20%以上，上大学的适龄青年比例很低。

（二）农产品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导致贫困农户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

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程度低、规模小、经营分散，产业结构单一，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中绝对比重，尽管从1995年的74.77%下降到2009年的45.2%，农业收入仍然占到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由于大多农村增人不增地甚至减地，农民必须增加土地投入来获取效益。如甘肃省化肥施用量2009年比1978年增加了2.83倍，年均增长9.77%；农药使用量2009年比1978年增加了9.3倍，年均增长32.08%；而粮食产量2009年仅比1978年增加了77.5%，年均仅增长2.67%，单位耕地面积增产潜力不大。而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是粮食价格上涨幅度的4-7倍，使得以粮食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贫困农户增产获得的收入被农资价格的上升完全抵消掉了。贫困农户粮食商品率很低，调查中发现，农户家中现金很少，如农户生产的小麦，基本上作为口粮自留或农户间兑换种子，买商品种子仅占很小的比例，农户主食消费比例很高，平均达72%以上，而农户年人均从集市购买口粮仅10.68千克。同时，由于在农业生产方式上是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产规模小，市场主体地位低，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三）农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低是导致贫困向落后农村地区集中的主要原因

由于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整体水平长期落后，贫困农户生活质量基础水平长期低下，因灾因病因学等因素导致返贫的现象很普遍，贫困农户抗风险能力非常脆弱。

甘肃省农民纯收入长期处于全国最后，与东中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在省内地区间也差异很大。甘肃河西地区农民收入较高，人均收入值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而陇南、甘南、陇东等地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作为最贫困的省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662增加到2009年的0.2549，增长了53.37%，而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增加到2009年的0.456，增长了114.69%，說明甘肃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收入水平低，贫富差距也比全国平均水平小。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甘肃与全国平均发展的差距逐步扩大。

调查统计分析，15个样本村农民家庭生活状况相比较差，钢混砖木结构居住面积人均3.4平方米，仅相当于全省农户平均水平7.4平方米的45.95%；旱厕率100%，人畜混住率86.9%，分别比全省农户平均水平高7.73%和19.68，說明贫困农户居住房屋质量差，人畜混住使防病防疫、村容室容整洁环境差。其住房周边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状况也较差。贫困农户长期生活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里，身体和身心都受到极大损害，为得大病埋下了隐患。

农民家庭耐用品数量少，文化娱乐消费少，精神生活还很贫乏。生活质量很差。因此，贫困农户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下，遇到天灾或疾病或其他事项就陷入贫困，自身没有能力抵抗这些灾难和困难。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失使落后农村家庭摆脱贫困的能力大大削弱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加快，城镇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外出农村劳动力从受教育程度看，主要以初中、小学文化程度为主。调查发现仅有17.05%的外出打工者打工时间在1年以上，表明有比较稳定的工作；有77.91%的外出打工者打工时间在1年以内，表明打零工的比较多，有稳定工作或稳定收入的比较少。而从外出就业的行业看，主要从事在建筑业、运输物流业、服务业三项合计占75.2%，可以看出，大部分外出打工者从事着苦、脏、累等体力劳动，說明多数打工者受教育程度低，受培训或有专业技术的人少，因此从事的职业层次低，收入少，工作不固定，没有各种社会保障。绝大部分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选择就近城镇打工，而大部分年龄在40岁以下的人选择较远甚至出省打工，由于多数受访者隐瞒了真实收入情况，不能真实反映收入状况，但从调查估计中可以推断：40岁以下的打工者大多选择较远甚至出省打工，打工收入水平平均高于40岁以上的打工者。同时，最贫困的家庭中，选择外出打工的男女劳动力比例很低，表现在最贫困家庭中的男女劳动力没有劳动技能或专长，务农的劳动效率低下，外出打工的意愿不强。

在贫困农村，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农村基层骨干。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生产性资源人均太少等因素，这部分农村骨干大部分选择外出打工，而从事家庭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军只能由留守的家庭妇女和老年劳力承担，而这部分劳力低效率生产活动，不仅劳动成果低效，而且使原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得不到维护而破败。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科技推广和农业信息的收集和把握，从而无力进行减贫脱贫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新时期甘肃省农村反贫困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提高经济增长能力

人均土地资源太少、单位面积投入太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太低、生产集中于种植业是农村农民贫困的根源。要想消灭贫困，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转移农村中的农民。据统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28.1%下降到2005年的11.3%，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23.7%上升到40，1%，2009年GDP比1978年增长了14倍，从而使农民收入水平和减贫速度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村劳动力，减轻单位耕地面积人员压力，是消除贫困的一条重要途径与举措。

（二）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

世界市场经济二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以工业化思维来谋划农业产业化发展是跳出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以工业的市场理念、品牌理念、营销理念、成本效益理念等来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的协调发展，进而带动农村各项事业共同发展，达到整片推动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和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三）坚持产业富民取向，推动全民创业行动

积极发展富民产业是破解降低贫困发生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根本路径。充分挖掘各类资源，调动一切经济要素，真正建立起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形成村村有产业，家家有企业，人人能创业的社会环境，做大做强非公经济，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四）把贫困地区妇女作为重点扶贫对象

在贫困地区，妇女的状况已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妇女处于弱势地位。据农村贫困监测调查，目前甘肃农村贫困地区7—12岁的学龄儿童中，女孩入学率为86%，低于男孩4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力参加各种技能培训的仅占4%，低于男性2个百分点，担任社会职务的女性劳动力只有2%，低于男性4个百分点。外出务工的女性劳动力仅占女性劳动力总数的7%，低于男性23个百分点。女性平均每个外出务工者的收入为2239元，低于男性外出务工人员收入560.26元；另一方面，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以及子女养育的主体。因此，加强对妇女的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实行妇女就业计划，扩大妇女的就业参与选择，改善妇女的教育和卫生保健医疗条件，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确保卫生保健经费的投入。建立家庭卫生厨房，改善家庭内部生活卫生，建立人畜隔离带，保证人畜饮水的卫生隔离，为妇女提供充足的卫生保健服务，保护她们的健康，增强她们的体质，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疾病发病率，杜绝因病致贫返贫的各种途径，摆脱来自疾病的困扰。

（五）积极采用和推广新型的扶贫模式

采取组合式扶贫，把“整存推进”、“参与式”、“一体两翼”、“利用外资”以及“联村联户”等扶贫模式组合起来，提高社会、行业、企业和个人扶贫的实效，加快扶贫进度。积极推进各级党员干部的“一对一”特殊帮扶的“双联行动”和“扶贫攻坚行动”，根据实际，看准方向，找准路子，不断提高贫困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开拓出一条有甘肃特色的扶贫攻坚致富路。

（六）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按照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社会保障提出的要求：“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探索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低保制度及完善‘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灾民补助体系一。从几十年扶贫实践经验看，应建立综合保障体系的扶贫机制。一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失地农民和农村老、弱、病、残者的正常生活需要。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经验，应根据地区差别对处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农村特困户建立低保制度；二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0年底全省农村人口参合率达到90%以上。农民的就诊率、住院率明显提高，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得到了缓解，就医负担有所减轻，自我保健意识明显增强，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和拥护；三是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的基础工作和以人为本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