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李铭的制胜之道

即使在全盛时期，浙江实业银行也只有4个分行，不到500名员工。然而，这并不妨碍浙实银行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银行，也不影响李铭成为民国银行界的领军人物。

浙实银行的成功，是绍兴籍银行家李铭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银行专业化经营与差异化竞争的最好诠释。

商股崛兴

1921年，青年银行家李铭代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商股股东，与官股博弈取得重大胜利：银行通过增资，商股由原来的过半股份，增至八成多。随后，商股股东乘胜追击，要求继续增资扩权。政府既无力增资，又苦于商股不断发难，只得在1923年提出拆股分家，将银行拆分为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浙实银行总行设在上海，36岁的李铭出任总经理，开始向大型商业银行迈进。

浙实银行的前身，可追溯到1908年4月开设的浙江官钱局。1909年，官府招商引资，将官钱局改组为银行，官、商集股合办。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接收官股，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实收资本72万元，官、商股分别为47万和25万元。当时，受军政府指派到浙江银行的接收大员，正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铭和陈朵如。

1887年出生在绍兴钱业世家的李铭，少年就读于杭州美国教会学校，18岁留学日本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学，与当时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陈朵如结下友谊。留日期间，李铭曾到专营国际汇兑业务的横滨正金银行实习，这一经历影响了日后浙实银行的经营方向。

因为在接管清理浙江银行工作中的良好表现，李铭和陈朵如均被提拔为总行协理。不过，二十多岁的李铭毅然放弃高职，自愿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在李铭看来，浙江银行虽为官商合办，但实际行务操在政府手中，而上海作为金融重镇，上海分行有一定的经营自。

李铭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营业日增，不久升任经理。1915年7月，浙江银行在金库权移交中国银行后，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实收资本升至77万元，官、商股分别为51万和26万元。总行经理何敬安一味依靠官股力量，轻视商股利益，从而导致官商股之间激烈的权力争夺。

此时，李铭执掌上海分行。他认为银行在经营方面一如旧式钱庄，亟待改革，因此力邀担任银行协理几个月后即辞职离开的陈朵如回来共事，商讨银行改革发展大计。1918年，陈朵如应招回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担任总务处总书记兼任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陈朵如的改革，引发银行官、商股及商股内部之间巨大矛盾。在李、陈等人努力下，1919年银行实行全面改革，撵走代表官股的实力人物杭州总行经理何敬安，并确立了商股在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其中，浙江兴业银行的蒋抑卮成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最大商股股东，中国银行张嘉傲、交通银行钱新之、上海银行陈光甫也均有入股。

1923年3月，浙江实业银行正式开业，李铭出任总经理。四年后，李铭获选董事长，并成为银行第一大股东，从而牢牢掌握了银行控制权。

“小气派”与大收益

李铭经营下的浙实银行，与众不同。他在银行机构设置、人员任用、经费开支方面，无不精打细算。即使在全盛时期，浙实银行也只在上海、杭州、汉口三个城市设了4个分行，员工最多时也没超过500人。在当时重要的中资银行中，浙实银行分行最少。对此，李铭在1931年7月的董事会上说：“近来同业中营业竞争甚烈，大致以多开分行、建造新屋两事最为流行。开设分行之目的，除发行行藉以推行钞票外，皆以招揽存款为主，结果存款所增无多，而开支浩大，得不偿失，本行不欲作此无谓之竞争。”

与上海银行在全国广设八九十家分支行的经营风格大相径庭，李铭的至交好友陈光甫也认为其过于谨慎，戏称是“绍兴人的小气派”，李铭则不改初衷，并戏称陈光甫开那么多的银行机构“乱哄哄，像商场”。事实上，同属“南三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两家银行实行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经营，均为民国银行史上的成功典范。

对浙实银行而言，注意成本控制，不作盲目扩张，特别是不以分行数量与他人竞争，而注重发挥自身的地域优势和业务特长，从而以较少营运资本和分支机构取得较高的业务总量和营业利润。

人事方面，浙实银行的员工队伍精干，很少外聘高管，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练习生占了行员七八成，且不少行员是苦出身。在李铭看来，出身贫寒的职员珍惜工作机会，安心工作，对工资要求也不多；而不外聘高管，则可激励普通行员进取。

从低层职员成长起来的高管，最广为人知的是因“七君子事件”闻名中外的章乃器和有“瑞士法郎之王”美誉的孔绶蘅。

经费开支方面，浙实银行同样力尚节俭，银行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购汽车，李铭自备车上下班，陈朵如则坐人力车上班。

对于一些高龄常务董事，银行宁愿发车马费让其乘出租汽车，也不破例为其购车或支付司机的工资及油钱。人们称“虽处于十里洋场，终不沾染浮华习气”。

以较少的营运资本、凭藉较少的分支机构和员工，浙实银行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其业务总量和营业利润在中资银行、尤其是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大型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

专攻外企与外汇

李铭在经营上的制胜之道，是其专攻外企与外汇业务的专业化经营和差异化竞争。

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侧重民族工商企业放款不同，李铭将重点放在了资金充裕、赢利丰厚的外资企业上。通过邀请外企高管和买办商人入股或担任银行董事、自身担任一些外企经理或董事，以及购买持有外企股份和债券等渠道，建立起银行与外企的紧密联系。

为巩固与外企业务往来，李铭先后邀请了香港买办富商何东、纽约华商贸易公司李国钦加入银行商股，请德孚洋行买办周宗良担任银行董事，由此谋求发展，带来大量存款。

同时，李铭兼任一些外商企业的经理、董事，先后出任中日实业公司经理，英商怡和啤酒公司、英商中和地产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董事，拓展对外业务。

此外，李铭斥巨资购入德商谦信洋行、德孚洋行、英商怡和纱厂、中和地产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力公司的债券和股票，成为外商企业的直接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