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对王阳明科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摘 要： 竺可桢对王阳明十分敬重，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王阳明科学精神的敬佩之情，并对“阳明格竹”的科学精神予以肯定，指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实验方法。他继承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的科学精神，并予以发展成为浙江大学“求是”校训，提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治学精神。竺可桢先后主持各类学术团体，身体力行，积极推动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竺可桢 王阳明 科学精神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将竺可桢先生、王阳明先生都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观测，按照当下的理论考量，都可以把两位称作“科学家”。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因此，称竺可桢为科学家，毫无疑问。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明朝宪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生于浙江余姚，祖籍浙江绍兴，晚年在绍兴讲学，曾筑阳明洞，后世学者称阳明先生，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阳明心学的创始人。何以称王阳明为科学家？这就需要结合“科学”的定义。什么是科学？竺可桢先生认为：“科学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别，又有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别，有狭义的科学和广义的科学之分。从广义言之，一切分门别类的事物统可名之曰科学，但从狭义言之，所谓科学实只限于自然科学，或是所谓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①纵观中国古代科学史，《礼记・大学》中“格物致知”是指通过对事物的考察、检验或穷究，获取正确认识，主要侧重于物理。有学者认为：“‘格物致知’在先秦提出，经历汉唐的训释，宋明的诠释，明清的演化，清末民初的嬗变，到了近代，与西方science的译词‘科学’并存，而后被科学完全取代。”②阳明心学体系形成就脱胎于王阳明对《大学》“格物致知”思想的领悟，王阳明提出了不同于朱熹的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后世学者习惯将王阳明归入哲学一派加以研究，在此我们不妨将宋明理学作为科学的萌芽，用科学的眼光对两位先生作一番研究。

一、阳明格竹，科学精神的萌芽

竺可桢先生对王阳明这位“乡贤”的科学精神十分推崇，什么是科学精神？竺可桢先生指出：“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③据黄宗羲记载，王阳明“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④。根据史料记载，王阳明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少年时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之人。在追求成为圣贤的道路上，王阳明“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继而“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忽悟“格物致知”之旨，此王学三变，就是王阳明在对成圣之道的不断拷问下完成的科学思考和探索。

凡是知晓王阳明的人，都知道王阳明有一段”格竹“的公案。据《传习录》中《黄以方录》记载：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Q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⑤

可见“阳明格竹”不仅确有其事，而且是对当时官方权威理论的一次科学实践。“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据查，对“格物”的最早记载，源于《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当时，对“致知在格物”这句的理解并不难，因此《大学》中并没有对它作进一步解释的记载。后世，东汉郑玄开始为《大学》作注，至宋代更是蔚然成风。晦翁，是宋代大儒朱熹的号，可见当时的学者，都以朱熹的理学马首是瞻，宋明六百年理学，宋代是创始，到明代完结，当时官方首推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注释。《大学》和《论语》、《孟子》、《中庸》一同被宋儒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被后人最为推崇的就是他为《四书》作注。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元仁宗于1313年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⑥在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官方教科书，难怪大家说到“格物”，自然就遵从朱熹的注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知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至，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⑦朱熹对“格物”这一段经典的注解，奠定了宋明理学对“格物”而后“致知”学说的权威地位。朱子所格之“物”为“天下之物”，他指明的格物路径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⑧。“天下之物”可以说无所不包，朱子认为：“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格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⑨王阳明早年对朱子的“格物致知”学说深信不疑，因此他热忱地实行朱熹的教导，从“格”、“竹”这个“物”开始，先让友人去格竹，以失败告终，然后亲自去格了七天七夜，也未格出竹子这个“理”来，还病倒了，由此极度失望才放弃了体验。

阳明格竹，虽以失败告终，但王阳明体现的科学精神最为难得。竺可桢先生认为其失败的只是“不懂试验科学的技巧”，缺乏科学方法，否定后他仍坚持肯定王阳明“格竹”的科学精神。“从现在看来，不懂实验科学的技巧，专凭空想是格不出物来的。但是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比，则方法易于传授，而精神则不可易得。阳明先生若于今世，则岂独能格竹子之物而已”⑩。王阳明因此“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这次“格竹”事件后，到他被朝廷贬谪到贵州地区，艰苦的生活环境，几经生死的考验，使他在龙场一夜顿悟。他由一个虔诚的朱说信徒，变成了一个质疑的学者，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质疑朱子，就是质疑统治者的权威代言人，这就导致王阳明一生屡立奇功，却始终不被朝廷器重，尤其是讨平宸濠之变这次战役，却被朝廷张忠、许泰等谗臣诬为王阳明有意造反，险遭不测。这一点，使得王阳明更加合乎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他“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严谨整饬，毫不苟且”{11}。

王阳明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开始反思，于是他重新解读《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的真实含义，认为“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12}他终于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矣”，认识到：“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倡导“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3}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历经千年，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王阳明先生提出不能盲从历代对于孔子的言论记载，他提出“学贵得之于心”，要由内“心”来判断“是”与“非”，也不能附和朱子对孔子言行的注释，要遵从内心的是非判断，实事求是。这便是竺可桢先生认为君子应持有的“求是”精神：“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对于事物的判断，不为社会上的名利、毁誉所动摇，坚持求真理，“即凡事以理智为依归之精神也”{14}。

竺可桢先生一方面肯定王阳明先生“格竹”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一方面开始探究中国近代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历史原因。他发现重动脑，轻动手，最终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缺乏。竺可桢先生清醒地看到，王阳明先生“格竹”失败的原因，是传统士大夫缺乏动手实践经验造成的。“向来我国士大夫阶级不喜用手，所以把指甲养得很长，表示手是只可用来握笔写字，拿筷吃饭，不作别用的。到了两宋，程朱诸子提倡致知格物，实验科学好像有一线的光明了，但他们的格物全是心中推想，纸上空谈，并不用手去试验的”{15}。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格竹”方法呢？竺可桢先生认为：“实际要格竹子的物，就得像广东岭南大学麦克乐先生（McClure）的方法去格。他从民国九年起到民国廿二年已从各处地方移植到岭南植物园里有五百五十株各别的竹子。竹子开花是很难得见的，但在民国廿二年的夏天，岭南植物园里就有二十六种不同的竹子同时开花。普通以为竹子开花后就要死的，但麦克乐先生就证明竹子开花后不一定死，要看那一种竹子而定。当然植物分类学本身是很繁复的一种科学，不过竹子的移植和上述几个简单的观察，在朱晦庵、王阳明时代统可做到的，他们只要肯去动手去移植，用眼去观测就是了。”{16}科学方法不外乎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是培根（Francis Bacon）倡导的，大家都推他为科学鼻祖。竺可桢先生认识到：“中国古代虽无近世的实验科学，但是南宋理学家的思想，却是很科学的。”他认为“程子的格物致知实在也是归纳法”。竺可桢先生发现宋代朱熹所谓“致知格物”这个“知”，“就是所谓真知。在我国古代学者中间，朱晦庵是很科学的”{17}。“善疑”、“深思”等科学精神中国宋明时期早已倡导，“可是因为对于自然本身没有实验及处理的方法和技术，终致于这种科学的理想，并没有能产生自然科学”{18}。中国缺乏的是近代的实验科学倡导的科学方法。

二、求是校，科学精神的传承

竺可桢先生认为：“无论哪种科学，他的真正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知真识，所谓真知灼见。”{19}竺可桢先生于1936年4月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掌校期间，他吸收王阳明先生“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其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20}的“求是”精神，并将此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传承并发扬光大。竺可桢先生定“求是”校训，并非仅仅因为“浙江大学本在杭州，它的前身最早是求是书院”，而是“深维治学的精义”所在，即治学做人“无心同异，推求其是”，“决不要立门户”{21}，才是立此校训最为根本的原因。

1910年，竺可桢先生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竺可桢先生将“求是”（Faith of Truth）校训与哈佛大学校训“真理”（Veritas）合而观之，认为两者不约而同{22}。竺可桢先生确实学贯中西，那么，如何做才是“求是”呢？谈到求是的路径问题，就引用中国古代《中庸》的记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认为治学做人能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23}。便可达通往“求是”的大门。同时，他十分赞同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他在《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会讲演辞》（1949年4月1日）中说过：阳明倡知行合一之说，“只问是非，不问利害”之精神，尤令人钦迟。本校校训“求是”，即以为“实事求是”之典型。{24}同时，竺可桢先生时时处处都不忘告诫后学，学习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追求治学做人的求是作风。竺可桢先生深入地剖析了王阳明先生“知”与“行”的关系，所谓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故“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5}。他主张把“知行打成一片”，反对任何割裂“知”和“行”的观点，认为做学问，就是要理论上求真，实用上求行。这是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充分结合的典范，这就解决了此前“格物致知”所犯的错误。

同时，竺可桢先生深切地知道，“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和勃利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先哲王阳明氏有言：‘我心以为是，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我心以为非，即孔孟是之而不易！’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深冀诸位效之！”{26}竺可桢先生由此得出：“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27}竺老校长为此常常勉励大学毕业生秉承王阳明先生的“求是”精神，出校后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形成并应用自己的思想，以应对社会上将面临的种种问题{28}。

三、科学研究，科学精神的创新

1914年夏天，有感于中国科学的缺乏，以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杨铨（杏佛）为首的几个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酝酿成立“科学社”。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的竺可桢闻讯立即加入，成为该社的早期社员。在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上，竺可桢先生的主席致辞表明：“本社以提倡增进国人科学知识与发展科学研究能力为宗旨，编辑《科学》杂志之外，复搜集图书。”{29}竺可桢先生除了在中国科学社担任主席外，积极推动“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科学研究工作，曾参与庐山四学术团体联合会议、广西六学术团体年会并致辞，多次重申“科学家的目的是求真理”。{30}

求真理，是竺可桢先生一生的科学追求，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字Veritas就是真理。竺可桢先生受哈佛大学的教育，“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先生认为“应用不是研究科学的最重要目的，科学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求真理，一方面在求如何征服自然”{31}。

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上演讲时坚持认为：“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32}

求真理，不仅要有科学精神，而且要运用科学方法。竺可桢先生对当时社会上“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还有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言论，他都持否定态度。他举过一个精妙的比喻：“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花]从欧美移来种植必先具备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33}有了科学的精神，如果缺少科学方法，就会犯“阳明格竹”的错误，竺可桢先生深知：“我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昌明，一由于学者只在书本上寻知识，或则记诵古典加以注释考证，或则高谈心性，而不知体诸实验，以校正舛谬。”{34}因此，竺可桢先生通过列举西方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演绎法和归纳法，伽利略关于重力的应用试验，哥白尼的《天体的运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对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科学实验事迹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真正之科学方法，是归纳法与演绎法二者兼施并用。所谓演绎法和归纳法并用，乃假定一学说，然后证之以实验。不合则改之去之。”{35}

竺可桢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运用科学方法，为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尤其是中国气象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先生的研究常常由古及今，中西贯通，如《论新月令》、《说云》、《测天》、《中秋月》等篇。先生的研究时时钻研地方之特有，如《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南京之气候》、《杭州之气候》、《冬寒是否为水灾之预兆》、《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等篇。先生的研究往往言气象却不离人生，如《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天气和人生》等篇。无论先生从何处着眼气象学研究，都始终以求真理为旨归。

注释：

①③⑩{11}{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竺可桢，著.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499，238，541，541，541，260，260，499，567，499，

453，453，461，461，693，452-453，690，691，483，18，236，144，

370，238，157，161.

②蔡铁权.“格物致知”的传统诠释及其现代意蕴――一种科学与科学教育的解读.全球教育展望，2014（6）.

④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181.

⑤{12}{13}[明]王阳明，著.萧无陂，注译.传习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243-244，242，155.

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79.

⑦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8-9.

⑧[宋]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二册（卷十八）.中华书局，1986：390.

⑨[宋]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