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神思》与曹操的诗歌创作

摘 要：《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的文学批评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既是对以前文学创作起到完美总结，又开了严肃文学批评之先河，有力地引导了其后的文学批评；其理论既可以在其前的文学创作中得以佐证，又不断地为其后的文学创作所证实。其中，《文心雕龙・神思》对文学构思和作品创作的经验总结与作品评价都有其独到之处，拟以曹操的诗歌创作为例，兹以论证。

关键词：《文心雕龙》；曹操；诗歌

一、“思接千载”与“视通万里”

《文心雕龙》的下篇为创作论，《序志》篇里面称其为“剖情析系”的部分，而《神思》为其创作论第一篇，它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总纲，它探讨的是文学创作的构思问题。《神思》中的“神”是指人的意识和精神。《说文解字》对“神”是这样解释的：“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就是说，“神”的最初含义是指天神，是万物之造物主，所以《易・说卦传》用“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来鉴定“神”，并在《易・传・系辞上》以“神无方而易无体”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阐释“神”；此外，《易・系辞上》第五章对“神”解释：“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第十章还把“神”认为是“圣人之道四”之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就是说，“神”有变化迅疾莫测的意思。《神思》中的“思”是指思考、考虑，也就是文学创作中的构思环节。《说文解字》对“思”是这样解释的：“思，容也。”长达476字的《诗经・大雅・荡・抑》认为：“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有关“思”的作用，《论语・子罕》认为：“未之思也，未何远之有？”“神思”作为一个词组，是以“神”形容文学构思和文学想象所具有的变化迅疾莫测和自由超越时空的特点。

当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对于人的思维和想象不受时空限制的这种特点，在刘勰之前很早就已经为人们所意识到了。例如，《庄子・让王》说：“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淮南子・m真训》说：“夫目视鸿鹄之飞，耳听琴瑟之声，而心在雁门之间。一身之中，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而千万里”等，都是讲文学艺术创作构思的这一特点：身在此而心在彼，思维不受其主体所处时空的限制。

但首先标出“神思”，第一次彻底地把“神思”在文学创作论层面上的特点说得清楚明白的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把它描述为：“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虽然同陆机《文赋》中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意义基本相似，但陆机的观点显然只是《荀子・解蔽》篇所说的“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观点的简单翻版；相反，刘勰的观点似乎显得更专业些，更好理解点：“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讲的文学构思过程是可以超越任何时间的跨度；而“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讲的文学构思过程是超越任何空间的差距的。刘勰不但专门论述了文学创作层面上的“神思”，他还集中论述了心与物、情与景、意与辞，即创作中的物―情―辞三者的关系。在论述这三者关系的过程中，刘勰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关于物与情之间的关系，刘勰认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是引发主观的情的现实基础；其二，关于情意与辞藻之间的关系，刘勰认为“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也就是说，意在笔先，情为文本。

此外，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还分辨清楚了文学想象与文学表现的区别。当作家持笔凝神构思之际，浮想联翩，意气风发，所谓“方其溺翰，气倍辞前”，就是逼真描摹这种情状的；但等写成之际，人们基本上都不太可能把先前自己的文学构思完全表现到作品中去，所谓“暨手篇成，未朽心始。”他也说清楚了造成这种文学创作困难的原因为：“寻思与文不能相傅，由于思多变状，文有定形；加以研文常迟，驰思常速，以迟追速，则文歉之意，以常驭变，则思溢于。”

总之，《文心雕龙・神思》开篇从文文学创作初酝酿的想象出发，活用《庄子・让王》中的典故，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巍阙之下”明确指出了想象可以任意腾飞，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想到几千年以上、数万里之外的特点；同时，他用“神思”一词也强调了艺术想象的自由性及其超时空的特点，并肯定了“神思”在创作中的“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重要地位。刘勰的这一有关文学创作的观点，可以在比他早出生三个多世纪的曹操的诗歌创作中得以印证。

二、曹操“思接千载”

刘勰在这里提出的想象“思接千载”的特征，可以在曹操创作的诗歌中得到印证。

首先看看他的《短歌行》（其一）。当他在比较苦闷“对酒当歌”的时候，发出了“人生几何”的感慨，想到“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过去和欲忘却又不能忘记的“忧思”。几杯酒下肚后，他的想象从过去回到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现实：岁月如梭，人生蹉跎，自己却还没有多少作为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那将来该怎么去干呢？于是，诗人又开始了对将来的想象：根据过去的经历，他深深地知道，如果人生要成就一点事业，没有几个干将和人才做帮手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当然，一方面自己求贤若渴，另一方面那些“绕树三匝”而“无枝可依”的干将和人才也渴望投奔礼贤下士的将有作为的人，所以诗人有开始想象“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美好的未来，他还设想着自己如果能够像山一样“不厌高”、像海一样“不厌深”，并效法千年前的“周公吐哺”，那么就可能得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和“天下归心”的良好结果。

其次，我们再看看他的《短歌行》（其二）和《善哉行》。在这两首诗中，诗人能够看见跨越历史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伯、赦原、齐桓、小白、晋文、甫、仲雍、伯夷、叔齐等历史人物所做的事情，可以说，在创作构思这两首诗时，不可谓曹操之思维不是“思接千载”啊！的确，当一个人想有所作为但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之时，看看历史想想未来，并将这些想法都诉诸文字，那么，这些文字就必然是“思接千载”类的作品。

三、孟德“视通万里”

最能体现曹操诗歌创作构思的“视通万里”的地点不停转换的特点就是他创作的游仙诗。在《气出唱》（其一、其二）中，诗人认为自己在顷刻之间，竟然可以“行四海”“路八邦”“登高山”“临溪谷”“到泰山”“到蓬莱”“上天门”，也可以“来西北”“遨游八极”“到昆仑”。虽然游仙诗是特别需要文学构思和艺术想象的，但这组诗中地点的不停变换：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山到水、从陆到海，这就足以充分说明诗人在创作这组作品时的构思是多么的灵活、想象是何等的丰富。《秋胡行》（其二）中，诗人也是想着自己一会儿是“上散关山”，一会儿“居昆仑山”，一会儿“遨游八极”。

另外，即使是创作游仙诗的诗人们自己（如曹操、曹丕、曹植等）都是不相信神仙之事的。曹丕《典论》、宋・裴松之注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和西晋张华《博物志・方士》都引曹植《辩道论》说：召方士等是为了“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这样的目的，游仙诗的创作也许同召方士行为以及大家都仿效求仙做法一样，都是在“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不信之”的前提下出于“咸以为调笑”的目的。另外，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记载的内容也可以证明曹操是不相信神仙之说的：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破黄巾党后，曹操“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试问，一个“禁断淫祀”之人会相信神仙鬼怪之事吗？宋・裴松之的注释“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可以证明这是实际情况。

曹操游仙题材的诗歌如此，他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歌也一样，可以体现其诗歌创作构思的“视通万里”特点。如他作于建安十二年秋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东临碣石”之后，他首先看到的是“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景色，感受到的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壮美，进而联想到的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宏大画面。

四、“神思”的根基及其影响

总之，文学作品的构思与想象都是建立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的，并且是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仔细感悟，如果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文学想象便失去了依恃；而且文学创作还有赖于平时的积累，只有成竹在胸，“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才能“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这都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对大自然和万事万物经过了细致的观察之后才逐渐做到的：从容不迫地直抒胸臆，笔下文思泉涌，一挥而就，都是刻苦锻炼出来的结果。

刘勰之后，“神思”一词作为文学创作构思的术语，逐渐地被人们广泛接受和继承，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评，产生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例如：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王昌龄《诗格》）“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气也。”（谢榛《四溟诗话》）“虽欲废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王世贞《艺苑卮言》、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穷壮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李东阳《麓堂诗话》）“古民神思，接天然之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鲁迅《摩罗诗力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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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魏庆之.诗人玉屑[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李东阳.麓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简介：周家福，男，1974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就职于拉萨那曲高级中学，研究方向：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