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儿童就是守护未来

编者按：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状况”不断――幼儿园教师虐童，幼儿园组织所谓的“幼儿集体婚礼”，园长为争抢生源丧心病狂地投毒毒杀幼儿，等等，一时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幼儿园的信任危机。前不久，媒体又曝光，陕西省西安市、吉林省吉林市、湖北省宜昌市等地幼儿园长期给幼儿集体服用处方药“病毒灵”，更激起了社会公众的愤怒，舆论也为之哗然，媒体惊呼幼儿园已沦为了“药儿园”。儿童的健康安全不仅是千千万万家长的最大牵挂，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守护儿童就是守护未来。“药儿园”事件被曝光以来，国内幼教界有识之士除了纷纷撰文谴责之外，也陆续开展深层次思考。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于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了《告全国幼教从业者书》，呼吁加强行业自律，严守职业操守，确保幼儿健康成长。在全国第三个“学前教育宣传月”即将到来之际，本刊也组织浙江省内相关专家和学者对“药儿园”事件展开讨论，汇编为本期“特别策划”栏目的一组稿件。

本刊同期《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热点聚焦”栏目也推出了一组有关“药儿园”事件讨论的文章，敬请参阅。

孩子，是谁侵犯了你的权利

朱宗顺（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幼儿教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浙江省儿童福利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

儿童的权利去哪儿了

儿童权利是那些被法律、道德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不能以任何理由克减的儿童应享有的某种利益、资格、权能或自由等，诸如生存、发展、受保护等，是每位儿童不证自明、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已载诸《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国内外法律文本中。但由于儿童的稚弱，其权利易受侵犯，因此，《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换句话说，“儿童权利优先”是国际上所有涉童领域乃至全社会应奉行的金科玉律。教师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责任者，自然应铭记并奉行这一准则。

然而，现实中儿童权利得以“优先”了吗？从近年来各地被曝光的形形的“虐童”案，到最近多地发生的幼儿园“喂药”事件，我们看到，当遭遇其他相对强势的“权利”时，儿童权利会被随意宰割、抛弃、剥夺、侵害。幼儿园给孩子“喂药”打的是预防孩子感冒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儿童的利益被更强势的园方与教师、制药方与供药方等相关者的利益排挤得杳无踪影。这一事件中，儿童的权利去哪儿了？园方与教师本应是“儿童权利优先”原则最有力的践行者，但他们竟毫无顾忌地让孩子服用并非必要与安全的药品，足以说明当事的园方与教师并没有把儿童权利放在心上。制药方与供药方对药品的性能是最清楚的，他们却为了自身利益而放任滥用药品损害儿童事件的发生，说明在他们眼里，儿童的权利微不足道。相关管理部门及其管理者理应是儿童权利的守护者，但在“喂药”事件未曝光之前，他们满足于相安无事，导致监管缺位，说明儿童权利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远远不止相差“最后一公里”。家长由于对自己担负的儿童权利日常保护的职责尚不敏感，因而只是充当了事后的鸣冤叫屈者。于是，儿童权利就这样被剥夺、挤占了。

可见，幼儿园“喂药”事件暴露的是我们的社会缺乏儿童权利意识的问题，“儿童权利优先”原则还停留在《儿童权利公约》等法律文本上，驻足于书斋中。能不能让儿童权利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是决定未来还会不会发生类似悲剧的关键！

可能的救治之道有三：首先，在全社会普及儿童权利意识，让那些从来不知儿童权利为何物的人能有所敬畏。其次，教育工作者应成为“儿童权利优先”原则的践行者，幼儿园及其教师作为教育链条的第一环，应率先担当起落实“儿童权利优先”原则的责任。第三，提高侵害儿童权利行为的成本，让那些儿童权利的相关者不愿、不能、不敢以其他“利益”的名义侵害儿童的权利。由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儿童权利被尘封、禁锢得太久，因此，儿童权利意识的树立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只要我们能知耻而后勇，愿以滴水穿石的耐心去张扬儿童权利，那么终有一天会云开雾散，复归儿童权利的本真状态。

秦元东（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

让保护儿童权益成为教育者的“本能”

长期以来，儿童权益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被不同程度地忽视，成人认为儿童的观念、想法、兴趣是无关紧要的，认为儿童是依附于成人的一种存在。因此，关于儿童权益的观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基本处于缺失状态。随着西方文化中关于儿童权益及其保护观念的逐渐传入，目前，“儿童是权利主体，享有一切基本人权”“尊重儿童权利”“儿童有权享有幸福的童年”“处于发展中的脆弱的儿童享有被保护的权利、发展的权利与被照料的权利”等已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耳熟能详的观念。但这些儿童权益及其保护观念在教育实践中体现得如何呢？幼儿园中出现的形形伤害儿童的事件无不表明：儿童权益在现实中的种种利益尤其是成人利益面前显得多么脆弱与不堪一击。因此，社会在加强各种儿童权益立法保障的同时，更要重视“儿童权益及其保护”从观念层面向实践层面的转化，使之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本能，这是减少进而避免出现各种伤害儿童现象的关键所在。

除了那些社会反响强烈的“虐童”事件外，实践中还存在不少相对隐性的伤害儿童的现象，如“游戏儿童”，强迫儿童做他们并不感兴趣的事，讽刺、挖苦儿童，等等。尤其在强迫儿童做他们并不感兴趣的事时，涉事成人都声称是为了孩子好，但“好心”一定能办“好事”吗？“好心办坏事”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成人以自己的并不适合甚至违背儿童意愿的方式“爱”儿童。因此，深化儿童研究进而加深对儿童兴趣、需要的科学认识，是减少直至避免出现这类隐性伤害儿童现象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们的教师怎么了

秦金亮（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幼儿园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提高教师的保健专业素养

对于幼儿园违规给幼儿集体喂药事件，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园长、教师缺乏对幼儿保健常识尤其是对感冒病理、抗病毒药理等基本常识应有的认知。

科学的保健工作一定是基于系统的保健专业知识的，而不是仅凭自身经验或偏信民间可能有误导性的经验的。幼儿由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更需要专业的保健支持。是什么造成当前我国幼儿园教师保健专业素养较低这一现象的呢？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价值取向问题。“保教并重”是幼儿园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实践中轻视保育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在幼儿园层面，无论是教学内容选择，还是保教人员配备，都反映出这一倾向。某些幼师培养院校迎合“社会需求”，片面重视音乐、美术、舞蹈等技能技巧的训练，弱化了对科学育儿知识的传授及专业判断能力的培养。对幼儿园教师保健专业素养的要求也尚未充分体现在幼儿园教师资格认证中，原有的资格认证考试及一些入编考试片面重视音美舞技能技巧，轻视对保育方面科学素养的考核。二是保健专业素养培养的问题。学前卫生学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三大核心课程之一，而近年来编写的学前卫生学教材更倾向于描述现象，忽略对卫生学原理的阐释，可以说学习要求在降低。此外，尽管大多数幼师培养院校都开设了学前卫生学课程，但就教学目标而言，强调的往往是知识的掌握而非科学素养的提高，死记硬背等形式化倾向严重，且相当一部分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尚未建立起系统的有关学前儿童保健营养的实验教学体系，导致书本知识与保育实践的脱节。

要改变这一现状，教育主管部门、幼儿园要强化保育意识。教育主管部门应视科学、规范的保育工作为托幼机构的基线工作，在评价、考核时实行一票否决制。幼儿园要把保育工作纳入教科研活动中，让教职工充分认识保育工作的基础性、常态性，进而认识到做好保育工作同样需要专业智慧。幼师培养院校则要加强学生保育能力的培养，可考虑增设幼儿保育专业，系统地培养高质量的保育人才。

王 芳（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浙江师范大学幼儿教育集团副总经理，特级教师，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将幼儿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喂药”事件的发生给所有园长敲了一次警钟。

该事件中的园长明显缺乏最基本的卫生保健常识。幼儿生长发育迅速，可塑性强，然而幼儿期又是生命最为脆弱的时期，幼儿各器官和系统发育尚不成熟，因而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均较弱。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稍有疏忽，就可能给幼儿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因此，幼儿园各项卫生保健工作必须坚决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患于未然。但预防不是靠吃“药”，而是要坚持“保教并重”的原则。幼儿园要注意引导幼儿加强体育锻炼，以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开展健康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建立预防接种、消毒隔离、体格检查等制度，以有效降低发病率，保障幼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应接受上级卫生保健部门的指导，让幼儿集体打针吃药必须根据上级卫生保健部门的统一部署，不可擅自决定。对于家长自行带药入园的情况也应有完备的管理制度。例如，我园对药品的安全管理就有相应的制度：晨间接待的医生要认真询问、了解幼儿病情，登记药量及服药方法等信息，并合理放置药品。餐前或餐后由医生带着家长带来的药品进入班级，指导幼儿服用，并记录服药过程以备检查。如果是由教师指导幼儿服药的，同样需加以严格管理。

为确保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的科学到位以及保教工作的有效运行，杜绝伤害幼儿身心事件的再次发生，幼儿园园长需要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要将关爱幼儿、保护幼儿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需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及幼儿卫生保健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要善于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跟上时展的步伐。教育部今年的工作要点之一是着力提高园长的综合素质，将出台《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期待这一标准的颁布与实施有利于推进园长专业素养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保障科学、规范办园。

陈蓉蓉（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分会理事，温州心桥学前教育集团总裁）

只有付出才能有所回报

幼儿园发生“喂药”事件反映了举办者的唯利是图，使民办园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我相信，这并不是普遍现象，有社会责任感的民办园举办者还是在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的。

我们温州心桥学前教育集团规模较大，现有8所幼儿园，88个班级，445名教职员工。我们始终秉持“热心勤奋为儿童，提高素质创特色”的办园宗旨，以“一切为了孩子健康成长”为目标，以“爱心、诚心、雄心、恒心、责任心”为基本职业精神。

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对教职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此，我们开展了大量实践活动。如请专家、名师来园作师德讲座，开展“爱与责任”“我与孩子共成长”“身边的好老师”等演讲、征文活动，举办“优秀教师经验交流会”“身边的好员工经验分享会”等，以帮助教师们认识到一名合格的幼儿园教师必须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关心、爱护孩子。

其次，我们非常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和落实工作。我们认为，建立制度是为了让教职工达成共识，让人人知道这是工作需要，必须成为习惯。如，针对教师迟到现象，我们出台了阶梯式奖金扣除制度：迟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翻倍，第三次再翻倍……我们告诉教师，如果幼儿来园时没有教师照看是很容易出安全事故的，这是关系到孩子生命安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又如，我们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教师工资直接与工作效益挂钩，以确保保教工作的质量。我们还设立各种鼓励奖项，如“每月文明班级奖”“一日常规突出奖”“班级安全无事故奖”等。这样做的目的是督促大家规范日常保教行为。为了使教职工们学有目标、干有方向，幼儿园落实“三会制”：天天晨会五分钟，每周半天研讨会，每月一次教职工大会。集团则每月召开教研组组长和园长例会。晨会安排在每天教师换上工作服、做好“精神操”之后，园长对前一天工作情况加以小结，表扬好人好事，警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要求每位教师尽力做好当天的事，做到防患于未然。每周半天的研讨会致力于探讨和交流保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每月一次的教职工大会，主要由园长总结一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分析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做到警钟长鸣。每月的集团教研组组长会议重在交流、学习和提升。每月的集团园长例会，主要由各分园园长总结交流一个月的工作情况，部署下个月的工作任务，突出强调安全工作，并切实落实安全责任。

再次，我们非常重视抓工作细节。每天由一位园领导负责对全园所有班级、17个工作环节的保教常规进行观察、记录、分析、评估，为第二天晨会五分钟的讲话提供依据，重在消除安全隐患，保证不出现人为事故。

十几年民办幼儿园的管理经验告诉我，要当好民办园园长必须做到：一要明确办园思想，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二要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公平公正，把员工当朋友，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营造家一般的温馨氛围。三要以身作则，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凡是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在此，我还想对民办园的同行们说，只有加倍努力，更多付出，更有作为，才能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吕耀坚（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

强化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

我认为，“喂药”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人们对幼儿园教师专业特殊性的认识不足有关。幼儿园教师专业的特殊性是由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长期以来，很多人对幼儿园教师职业特质的认识并不充分，将幼儿园教师看作集保姆、医生、演员等于一体的角色，模糊了其最为核心的“教育者”的职业特质，这种情况在其他学段的教师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确认幼儿园教师核心的职业特质是强化幼儿园教师专业性的重要一步。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务必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严把入职关，确保教师持证上岗。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教育部自2011年起在浙江、湖北、上海等省市开展幼儿园教师资格认证及考试的改革试点工作。2012年以后入校的全日制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也要参加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毕业时就直接获得教师资格证。这些举措体现了国家强化幼儿园教师专业性的决心。但事实上，由于现有的幼儿园教师资源尚无法满足幼儿园的师资需求，因而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无证教师”。这些教师大部分在民办幼儿教育机构里。最近几年多地出现的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或多或少与之相关。

在目前幼儿园教师缺口大，“市场前景看好”的形势下，我们决不能在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培养上降低要求。应制定准入门槛，建立专业监管制度，力争从源头上保证教师培养的质量。应进一步规范教师资格证考试制度，避免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教师持证率而进行突击培训考证等不正常现象的产生，决不能让缺乏学前教育专业判断能力的人混入幼儿园教师队伍。

第二，规范教师职业行为，强化教师专业伦理意识。幼儿教育的启蒙性以及儿童早期发展的统整性决定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指向对儿童整体发展的价值追求。教师要对自己的专业性有充分的认识。为此，我们需要帮助教师在专业理念及师德、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加深理解，进而帮助他们认同并内化《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教师的职业行为，明确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比如，关于喂药的问题，需进一步明确儿童法定监护人的职责，规范教师为儿童提供的喂药服务，甚至关于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为儿童提供怎样的医疗帮助等，都需要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减少直至杜绝与此相关的安全隐患，促使教师为儿童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

如何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

步社民（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教授，浙江省督学）

有病的幼儿园确实需要认真“吃药”

当下的不少幼儿园是有病的，而且病得不轻。幼儿园教师本应以尽力呵护幼儿为天职，可是近年来幼儿园频频曝出伤害幼儿的事件。若连基本的幼儿权利、幼儿安全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保教质量，谈什么办园特色？西安最早被曝光的那个枫韵蓝湾幼儿园，入口处有8块响当当的牌匾，其中5块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与学前教育质量相关的“一等奖”牌匾。“我曾天真地认为，这些牌匾足以说明这所幼儿园的实力和信誉。孩子服药事件的被发现，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欺骗，我怎么可能放心地把孩子送进来。”一位受害幼儿的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幼教行业是最不该“生病”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让人连安全感都没有了，那我们民族还有什么美好的未来？

曾几何时，把幼儿园推向市场的声音甚嚣尘上，其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学前教育资源，试图实现学前教育的发展。一些官员并未将学前教育看作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它看作是某种产业，其改革学前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幼儿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殊不知，市场的驱动机制植根于利益，如果缺少必要的监控，没有了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对于利益的肆意追逐就会导致办园者教育价值观的迷乱。所以有人戏称这场幼儿园的市场化改制运动是政府主导的学前教育与市场的“强制婚姻”，结果是，幼儿园的身份模糊了，但其某些功能得到了强化，比如营利，而某些功能则退化了，比如教育。在营利目的的驱动下，学前教育中“反教育”现象频现是必然结果。

在国家学前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对幼教的投入确实增加了，但增加的投入到底去哪儿了？有的地方政府出巨资收回当年推向市场的幼儿园，一些新建的公办园被要求建成“高大上”，而许多乡村园和民办园却觉得这三年的“阳光”根本没能照到他们。我们不禁要问：政府到底应该重在雪中送炭还是重在锦上添花？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出了这样的问题后，我们幼教界自身可以有怎样的作为？我认为，应着力建设自律性的专业伦理规范。专业伦理规范向社会昭示的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服务标准，意在保障服务对象的权益；它让行业内部的每个成员明确行为的当与不当，意在约束自律，维护行业声誉，促进行业整体发展。用专业伦理推进专业水平的提升以避免从业人员的为所欲为，这已经成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国际趋势，因而对从业者价值观和行为的引导在今天显得十分迫切。当幼教从业者真正能做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时，就是整个幼教行业到了受人敬重之时。

李克建（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学前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学前教育必须回归公益属性

“喂药”事件以及近年来不时曝光的幼儿园教师虐童、幼儿食物中毒、幼儿园火灾、幼儿园校车事故等，都在对薄弱的幼儿园管理尤其是民办幼儿园管理敲响警钟。

仔细分析，这次的“喂药”事件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学前教育范畴，反映出多个相关部门的监管漏洞，多个行业的自律性不足乃至守不住“底线”。但从这起事件的起因来看，与前些年甚嚣尘上的学前教育市场化论调，民办幼儿园举办者和管理者趋利性恶性膨胀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强烈呼吁：学前教育必须回归公益属性。无论公办园还是民办园，都不应以营利为唯一或最终目的。儿童利益必须是超越其他利益的最高利益，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必须是办园的最终目的。

尽管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发展学前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这一基本原则，但是，学前教育公益性的概念界定，保障学前教育公益性的责任主体，对目前已经占据办园类型主体的民办幼儿园如何根据公益性原则加强管理等等问题，仍悬而未决。

根据“公益事业”的概念界定，结合学前教育事业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要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必须明确：政府是保障学前教育公益性的责任主体，财政性经费应当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经费的主要来源，学前教育事业的举办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办园行为和保教质量必须得到有效监管，学前教育事业最终必须实现适龄儿童的平等共享。对照这些标准，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距离“公益性”还有较大差距。

鉴于我国目前民办幼儿园占主体的办园格局，当务之急是尽快修订和完善《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早日实现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分类管理和区别对待。一方面，尊重学前教育需求的多元性，承认小部分营利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存在的合理性，但应严格控制其数量，明确其营利的比例，并对其涉及儿童权益保护的办学行为、教育质量进行严格监管；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和扶持为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淡化公办园、集体办园、非营利性民办园的身份界限，逐步实现对各类普惠性幼儿园在申办审批、经费拨付、教师管理和待遇保障、质量监管等方面一视同仁。

鉴于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的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投向结构不合理的现状，笔者建议，应当参照推进实施义务教育的历史经验，逐步提高财政性经费对学前三年教育的投入和保障水平，改善经费的投向结构，新增经费优先投向农村学前教育，优先保障处境不利儿童平等享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打通财政性经费对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投入渠道，按照“政府投入为主、家庭合理分担”的原则，逐步实现对各类普惠性幼儿园统一进行生均成本核算，统一进行生均教育经费拨付，统一进行财务审计和经费使用效益监管。

此外，在幼儿园办园行为和教育质量监管机制上，也有改进的空间。比如，建立相对独立的家长委员会，以保障家长对涉及儿童重大利益的教育和管理行为的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建立和完善幼儿园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体系，从教育行政部门评估走向专业的第三方评估，从单一的终结性评估走向过程性、动态性评估，最终实现“管―办―评”的合理分离。这些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