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起跑时

2004年的一天，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几位人员来到位于硅谷Menlo Park的Sand Hill Road，埋头开始工作。

加州骄阳如火，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伏地而量。

他们想知道：这条神奇的“Sand Hill Road”究竟有多长、多宽？

数年后的今天，办公地点位于此地的一位美国风险投资商忆起这一场景，仍然印象深刻。这一场景背后，透露了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中国复制硅谷的急切。

当中国已拥有无数个自称为“中国硅谷”的区域时，仍有一群群地方政府官员赶赴这里――究竟美国怎么就有了硅谷？中国有没有可能打造硅谷？

问题又回到了这里――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复制？“外来者”又应该复制硅谷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给予支持？

小而巧的起跑

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Edison S. Tse曾给众多前来“取经”的中国企业家上课，课程内容事关“硅谷秘密”。

他说，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前，美国科技的中心遥在东部而非硅谷。

1951年~1970年间，美国那条神奇的技术之路一直名叫“128号公路”。它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旁边是国防部实验室、国防部工程承包商及微电脑、处理器和路由器等系统，甚至已建立起自己的“大系统创新”。

这包括：针对某一价值链、某一环节的拉动式价值链结构、从内部技术开发到销售全部经营的纵向公司结构，以及认为转到竞争对手公司工作是最坏行为的内部知识流动。此外，还有基于回报率的风险投资和以美国人为主的人力资源。

Edison回忆：那时东部的一统天下还体现为，盘踞在那里的掌握了真空管专利的大公司牢牢独占着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大订单。换言之，整个时代的技术――“真空管技术”(半导体技术发展之前，通讯行业的主力器件)的中心，就在那里。

与此相反，当时的硅谷尚荒野一片，充满欺诈，唯一可称道的是一个还处于“婴儿期”的斯坦福。更让人头痛的是，横亘在它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即有关资金、人才等所有有利资源都“马太效应”般涌到了东部。

“非常类似今日中国西部发展的难题。”课堂上有中国企业家窃窃私语，原来今天的“骄子”也曾尴尬地站在起跑线上。

“直到Frederick Terman教授到达斯坦福，这一切被改变。”Edison指出，硅谷自此迎来了对其自身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些思考。这包括：如果说后来者最好应跑在在位者的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统的另一极端是什么？什么是此时的新技术？一个没名气的大学可以做什么？

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对零件进行优化”、“晶体管”和“灵活性”。

此后，通过Terman的努力及多名重要晶体管技术人物的加盟，斯坦福逐步建立起以其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并支持和发展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晶体管，全美晶体管技术中心随后转移至此。而当斯坦福集成电路实验室建立，通过不断开发并应用新技术，斯坦福也逐渐成为新技术、新工艺的重要来源。

几乎是在同时，Terman开始帮助从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后的斯坦福毕业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机会；1953年，斯坦福开展了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的计划，以提高当地技术和管理人员水平。

另一边，风险投资结构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体管技术和应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半导体产业出现了Fairchild(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其分裂再产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导体公司。这些成功企业家们，又源源不断地付钱去支持新高科技企业的创建。

紧接下来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师、风险投资家、地产开发商、亚洲新移民、世界各地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们等更多投机成员蜂拥而入，硅谷服务业也随之一路飙升。

换言之，如果说最初硅谷没能获得进入科技圈的通行证(大系统创新和真空管技术)，那么它朝另一个小而灵活的方向(“零部件创新”和晶体管技术)跑去，并通过最短的奔跑路径，在50年后夺得了最高荣誉。

求圆半径

“但这一最短奔跑路径，仍值得琢磨。”旧金山美中交流协会副会长葛滨说。过去十几年中，葛滨接待过的中国赴硅谷考察团数以百计。他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真实故事。

上世纪90年代，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国转了一圈后抵达硅谷。在参观完全球自定义电子技术、制造和服务解决方案供应链推进者Solectron后，访客问了一个本以为很尖锐的问题。

“你们产品这么多，哪个是自己的创新？”

“None。”

“原来是个代工公司。”访客窃窃私语。

不过葛滨提醒，这实是求圆半径的题解之一。也就是说，从研发、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清晰的产业分工和社会协作保证了硅谷速度和诸多成本的节约，即以最快时间、最低成本完成“从技术发明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至关重要的两个飞跃。

实际上，这也是Edison课程中硅谷与东部“拉动式创新”的另一区别之处：后者的纵向公司结构决定供应商基本不参与创新，而硅谷横向竞争促成了零件制造商与产品制造商间的紧密合作，并在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创新，从而产生通过新生态系统的建立使新理念价值不断增加的“推动型价值链结构”，最后从产品创新一路冲向如eBay、Yahoo、Google等的商业模型创新。

但如果说，上述之另一“小而灵活”是很多“外来者”没有成功拷贝硅谷的原因之一(中国企业文化较倾向“大而全”思路，甚至一个企业内就有自己“小医院、小社区”)，那么灵活而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则是该半径的另一解。

“清华、北大与中关村的融合仍非制度化。”作为给中关村出谋划策、同时也是介入中关村发展历史最长、最全面的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长城战略咨询的董事长、所长王德禄和顾问赵慕兰向记者作出了如下感慨：就“企业”、“学校”和“政府”三创新环节而言，中国大学对创新的“孵化”是与硅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师可参与建立创新企业外，还表现在取自社会的师资招聘制度上。”赵说，斯坦福等硅谷高校都有专门“咨询教授”一职，且数量不少，这些人往往都是社会某个领域的强者，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学生。

“不少人离开几十年后还能回去完成当年没完成的博士论文，完了还能拿学位，”王随后指向斯坦福的学籍管理，“而中国想创业的学生，则必须面对鱼和熊掌的问题。”

斯坦福当之无愧是硅谷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截至目前其全球毕业生约1.5万人，培养的人才领导的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却占到了硅谷经济一半以上。

不过，号称自己是“硅谷大学”的是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而非斯坦福。

“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圣何塞州立大学为硅谷输出了大量的中、低层技能型人才，而这种持续不断的输血也包括硅谷的各社区学校。”葛滨说，换言之，硅谷同样受益于多样的人才结构和层次。

但求解至此，仍有一些解答因关乎硅谷深层的文化基因而显得复杂，难以轻易转化。

比方说，硅谷工程师经常离开公司去实践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败、专业团体胜过公司间壁垒等；又如，这里风险投资家更青睐奇思妙想而不是具体计划，因为此地最赚钱的往往是这类早期投资，但这背后又与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立法、规范和对风险资本的权益保障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及价值观密切相关。

“我在大陆转了很久，项目就是投不下去，为什么？”一位在硅谷做了数年投资的中国台湾地区风投人士说：“比如一些项目现金流不错，但背后却是十分糟糕的设施和厂房环境。”又比方说，在硅谷尽职调查相对容易，因为这里的人很少说谎，但于一个人情社会这显得有点艰难。“不过，现在中国做产业升级的时间到了。我相信未来2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超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