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与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摘 要：自从雷默提出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以来，由“北京共识”引发对中国模式的激烈的探讨。在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的基础上，将中国模式置于全球其他发展模式的视角下，阐述中国模式对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245-02

引言

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题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雷默提出了与“华盛顿共识”截然不同的“北京共识”内涵，把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里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称为“中国模式”。这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和对中国模式的大讨论，进而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上寻找出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一、“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一）“华盛顿共识”

1.“华盛顿共识”的内涵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以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on）为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总结拉美国家为了摆脱高通胀和债务危机而采取的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措施而提出来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主要内容包括财政纪律、调整公共支出的优先循序、税制改革、利率自由化、更具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FDI自由化、国企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和产权保护等10条政策措施。

2.“华盛顿共识”的经验教训

从实践方面，遵从“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拉美国家自从20世纪80年代陷入高通胀、高债务、低增长的陷阱中以来至今难以走出困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快速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放开资本市场等一系列措施，不仅没有恢复国民经济，反而这种只有休克没有疗法的措施使俄罗斯经济更加畸形，经济没有发展，大量国有经济资产以低廉的价格流入少数寡头手中，寡头利用手中的资金影响政治，进一步控制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利益格局，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接受IMF以“华盛顿共识”理念指导并援助的泰国经济至今不见起色，而拒绝IMF的韩国和马来西亚很快走出了危机的阴影。

实践的质疑引起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理论本身的批判，其中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批判最为激烈，他认为“华盛顿共识”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只要掌握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等，做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对转型经济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误导，完全不顾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反而适得其反。IMF奉行完全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完全超脱于宏观调控之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但是实践上IMF总是向危机中的国家提出各种紧缩政策，过分地干预金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并且IMF本身带有殖民主义色彩。

（二）“北京共识”

1.“北京共识”的内涵

“北京共识”指的是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特点，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实质指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2.“北京共识”的意义

与“华盛顿共识”相区别的“北京共识”的意义在于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转型与发展不仅需要增强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而且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扶持，微观市场主体和宏观政府调节相结合才能保证经济体制顺利转型。与此同时，国家的发展不仅指的是经济增长，而且需要社会进步，这包括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福利制度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

二、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

雷默将由“北京共识”而阐发的中国模式概括为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学习的榜样。关于中国模式众多学者有若干论述，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俞可平（2005）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是一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张维为（2009）认为中国模式有特质、七个理念、四大成就；郑永年（2009）认为中国模式包括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两个方面；兰日旭（2013）认为中国模式之争，本质上是在充分利用全球化、比较优势等条件下的自我重塑的努力。

（二）中国模式和其他发展模式比较与分析

世界上主要存在几种发展模式：美国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北欧高福利发展模式以及东亚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其中美国的自由市场发展模式，政府干预最少，完全放任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有赖于完备的政府制度保障和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运行；北欧高福利发展模式有赖于丰富自然资源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作为保障，才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保障，具有特殊性；东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强调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早期经济起飞阶段，出口导向性经济时期，政府扶持作用十分重要，但是当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乃至大众消费阶段，政府监管的缺位和失位，政府扶持的错位仍突出。

对于处于经济转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国家的发展要立足本国国情，不要盲目信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模式和改革建议，渐进式改革，先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增量改革，有序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建设，避免激进式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

参考文献：

[1] 毛增余.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J].经济学动态，2003，（2）：81-83.

[2] 俞可平.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J].当代世界语社会主义，2004，（5）：4-9.

[3] 田春生.“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初探[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77-80.

[4] 王广谦.中国崛起：“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J].财贸经济，2008，（2）：30-36.

[5] 郑永年.国家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9，（5）：20-28.[责任编辑 王晓燕]

收稿日期：2013-08-06

作者简介：杨鹏（1988-），男，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新政治经济学与微观实证计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