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富民思想

时间:2022-05-19 02:51:33

李觏的富民思想

摘要:北宋思想家李觏的“富民”理论提出了儒家的贵利观,以土地问题为核心,贯穿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是其经济思想中颇具特色的方面。

关键词:李觏 富民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一、“富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一“贵利观”

李觏(公元1009年-1059年)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人。李觏生活的仁宗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社会经济方面,土地兼并严重之势不可遏制,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宋初科举取士的规模愈来愈大,士人待遇优渥,庞大的官僚队伍日益成为政府的负担。与之相比朝廷养兵的支出更加惊人,加之岁币的盘剥,国家财力匮乏,积弱之势已成定局。面对这种情形,李觏深切认识到富国的重要性。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李觏提出了富民思想。李觏富民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于他的“贵利观”,“贵利”在先秦经济思想中是不少见的,比如孔子就提出过“足食,足兵,民知信矣”,墨子也曾提出过“尚义、重利”。秦汉后由于儒家唯心主义统治地位的建立,贵义贱利和讳言财利成为了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于口矣。”李觏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无情的驳斥,指出上至国家下至黎民百姓都赖利以生,“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在这里李觏指出物质财富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追求是正当的行为,所以没有理由不可宣之于口。“富民”还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只有百姓富足安居乐业,才可以教之礼仪,施之教化。李觏的“贵利观”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在那个道德教化禁锢人言论的时代,大胆疾呼“贵利”,是大胆的,也是进步的。

二、“尽地力,广垦辟”与“去冗食”

李觏认识到“富民”的前提是发展生产,“是故圣人制天下之民,各从其能,以服于事,取有利于国家,然后可也。”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是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所谓“王法必本于农”。土地则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资料,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自真宗之后愈演愈烈,“势官百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未能止”,土地日益集中到少人数手中。土地集中造成的一个严要后果就是“地利不尽”。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直接从事生产,“专以财役使贫民”。农民虽然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但是土地并非自己所有,虽欲尽力也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贫农中的狡黠者逐末业成为冗食者,造成田广而耕者寡,土地得不到精耕细作。李觏从发展社会生产的角度,认识到了平土均田的重要性,“法治不立,田土不均,虽有耒耜,觳不可得而食也,……”。李觏很推崇周代的井田制,指出“井地之法”是关乎生民权衡的良方。但他并不主张恢复井田制,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土地私有制越来越发达,已经不具备恢复井田的条件。可以说李觏对井田的推崇,也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着眼的。“言井田之善着,皆以均则无贫,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无遗力,地无遗利。”李觏虽然不赞成恢复古制,但是主张依据井田制的原则实施限田,强调“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以达到“游民既归而兼并不行,则土价必贱。土价贱,则田易可得。”在这里,他既没有指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而是认为只要是对土地占有额加以限制,一般民户就容易得到田地,就可以使他们“一心于农。”至于那些依旧没有财力购买土地的贫农,可以“依富家为浮客”,豪强地主的田地因为可以得到充足佃客耕种,而“地力可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觏是站在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土地兼并,主要是从生产着眼,认为这种现象不利于田地垦辟。李觏因为身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从分配不均所引起的贫富分化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更谈不上触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李觏在土地思想上过分强调生产的观点有着他的片面性,但是相比以往的思想家专从分配不均角度考虑土地问题,还是进步的。

李觏的富民思想表现在土地问题上了除了“尽地力外”就是“广垦辟”。“垦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劳动力,二是有相应的财力。一般贫民虽欲从事垦荒,但是他们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垦田不得不依赖于豪强地主。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大量肥沃的土地,他们势必不愿意花费人力、物力去垦辟那些贫瘠的土地。为此,李觏主张远取西汉晁错的办法按垦田多寡赏以官爵,来鼓励垦荒。富人因为不能广占田地,而垦辟得以拜爵,那么必然依靠自己雄厚的财力从事垦田。李觏的垦田思想虽然在主观上有利于发展生产,但是在客观上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西汉时的纳粟入官得以拜爵,在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下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在促进农业发展的问题上,李觏还提到了驱“冗食者”归农和农政。李觏把冗食者归为冗吏、释老、巫医卜相,倡优百戏等四大类。他把这些人列在四民之外,认为他们徒然浪费谷物钱帛并减少了全社会从事耕织的劳动力。农政包括“稼器”和“稼政”两方面的内容,为政者要重视农器的改进和推广,同时设立专门的官吏劝课农桑,传授先进的耕种方法,晓谕百姓不误农时,及时耕种收获,对不事农耕荒芜田地者给予处罚。

三、“反禁榷”与“薄赋敛”

李觏的富民思想表现在分配领域是支持富者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他反对封建国家禁榷与百姓争利,尤其是盐茶专卖。李觏认识到禁榷在刚一开始有利于国计民生,“是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自身的弊端日益显露。“累世之后,事同凡响,吏或解弛,人或习惯,而奸谋日生,未以是弊也。”李觏认为禁榷的弊端有以下三点,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组织管理盐茶的专卖,由于官吏徇私枉法侵吞其利,加之私贩猖獗重法不能禁止,国家从中获利无几;大商人因为政府垄断专卖不得插手,不能获其利;政府专卖的盐茶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普通的百姓也从中受害。因此李觏主张一切通商,再让利于民的同时既可以使国家从繁琐的专卖制度中解脱出来,又可以使一般的平民百姓用上质高价廉的盐茶。社会财产的分配上,李觏还主张薄赋敛,减轻农民的负担,恢复古制十一而税。难能可贵的是李觏指出赋税的征收,要视年景的丰歉进行适时的调整。因为“耕获之事,丰俭无常。……农虽尽力,觳有不登,而有司必求之法,於理可乎?所以国家税收数额的制定也要灵活掌握,“丰年从正,凶年则损之”。国家财政支出也要根据年景的好坏,“量入以制出”。李觏还推崇平准之法,防止农民遭受商人盘剥。

四、结语

在消费方面,李觏指出不仅国家要“节用爱人”,“凡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普通的贫民百姓也要知道爱惜财力,积蓄资财。在贫富日益加大的社会背景下,李觏提出富民的理论是切合实际的,尽管富民的目的是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匮乏的窘境,但当时能提出让一般社会民众普遍富裕起来也是难得的。尤其在发展生产的角度上上反对土地兼并,主张均平土地,开垦荒田,驱逐冗食,这些都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举措。他的禁榷观虽然代表了富商大贾的利益,在客观对一般民众也是有利的,薄赋敛则体现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我们毋庸讳言,李觏站在小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富民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也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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