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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堆塑长颈瓶是一类特色鲜明的随葬明器，主要流行于宋元时期，其本身不具备实用功能，主要通过造型、装饰、铭文、内盛物及摆放位置等因素构成组合，象征天门，整体上传达了引魂升天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 堆塑长颈瓶； 天门； 引魂升天
堆塑长颈瓶是宋元墓中常见的明器，明器具有“备物而不可用”①的共性，在功能及其实现途径上与实用器迥然有别，主要通过造型、装饰、尺寸、铭文、内盛物、方位、组合等传递信息，表达象征意义。本文试从堆塑瓶（罐）类明器的共同特点及堆塑长颈瓶的基本特征出发，论证其本身模拟门阙，继而从装饰内容、铭文及内盛物的组合角度，结合摆放位置，揭示其天门的象征意义。
一、 堆塑瓶（罐）类明器上的建筑模型
建筑模型明器盛行于两汉，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楼阁、院落、仓、灶、井等建筑类型。堆塑瓶（罐）类明器②包含五联罐、堆塑罐、塔式罐、龙虎瓶、多角瓶、多管瓶、堆塑长颈瓶等多种形态，与单纯的建筑模型不同，往往以瓶、罐为载体，采用集成方式，借助堆塑技法，表现建筑、器用、人物、动物、植物、管状或角状装饰等丰富内容，并通过这些内容之间的密切联系，表达特定主题。
吴晋时期，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堆塑罐上所塑楼阁、门阙、墙、亭及龟趺碑等常可构成宏伟、有序的建筑群，很多学者结合栖息其上的祥禽瑞兽、胡人、佛像等堆塑，对其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谷仓说③、佛寺说④、天堂说⑤、庄园说⑥等多种结论。
塔式罐常见于中原北方地区唐墓，多由罐盖、罐体、罐座组成，罐体形如覆钵，罐盖形如相轮，整体可视为一座抽象或观念上的佛塔建筑模型。罐表面的宝相花、仰覆莲、象、狮等彩绘或堆塑装饰皆与佛教信仰有关，进一步强调了其通过形态语汇所模拟建筑的性质。
宋元时期，堆塑瓶（罐）类明器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和强烈的地域特色，但于瓶（罐）体上表现具象或抽象建筑的做法较为普遍。河北临城岗西村及邢台市泽丰园小区北宋墓中均出土造型工整、装饰精美的陶质塔式罐⑦；湖南耒阳出土的罐形瓶，盖作五脊香亭形⑧；广西容县容城镇出土的堆塑瓶，盖为镂空圆亭形，盖顶呈三层塔式⑨；福建宋墓出土的谷仓类明器⑩中，多角罐、坛、谷仓模型、龙虎瓶等器类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对于建筑整体或部分结构的模仿。由此，运用造型、装饰手段表现某种具有特定功能和意义的建筑是堆塑瓶（罐）类明器通行而常见的做法。
二、 堆塑长颈瓶模拟门阙
（一） 特征
《释名》曰：“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11《古今注》云：“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12上述文献表明，阙是门两旁的建筑物，具有高耸、成双的形态特征；并排、中有空当的布置特征以及绘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的装饰特征。汉代建筑明器及图像中的阙均由台基、阙身、阙楼、屋顶四部分构成13，阙顶立鸟较为常见，一般称为“凤阙”。
堆塑长颈瓶均带有笠帽状盖，常以直、圆泥条将盖面分作四间或三间14，形如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四角或三角攒尖顶，如将细长的瓶颈视为阙身，膨大的口部视为阙楼，较长的腹部视为台基，则基本具备了阙的结构特征，盖顶立鸟也可与“凤阙”顶部立鸟对应。此类器物挺拔、瘦高，且被成对、对称、平行安置，其上以堆塑手法表现的朵云、龙、虎、朱雀、玄武、鹿、马、凤、龟、蛇、鸡、犬等亦可看作“云气仙灵、奇禽怪兽”。因符合“阙”的基本特征，堆塑长颈瓶应模拟了现实生活中门阙建筑。
（二） 源流
吴晋时期的堆塑罐与堆塑长颈瓶并非同一时代的产物，分布地域也不完全重合，但在装饰技法、部位、内容、布局及特点等方面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可谓一脉相承15。两者均堆塑繁缛，并采取多类题材混杂排布的表现形式，在装饰内容方面更有较多联系，堆塑长颈瓶上的立鸟、龙、凤、鸡、犬、龟、蛇、立俑等均可在堆塑罐上找到原型。堆塑罐上的飞鸟数量繁多，在堆塑长颈瓶上则简化为盖顶立鸟，而瓶上龙、凤、鸡、犬、龟、蛇等题材基本保持了堆塑罐上的单体动物形态，堆塑罐上持戈人物、持节仙人则演化为堆塑长颈瓶肩部规整肃穆的持长械立俑。
值得注意的是，堆塑罐上普遍出现了门阙题材，在《青瓷与越窑》一书“吴晋典型堆塑罐出土表”中列举了36件堆塑罐，其中30件塑有门阙16，对于装饰相对随意，几乎件件不同的堆塑罐来说，这一现象表明：门阙是其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表现内容之一。然而，门阙题材无法在装饰内容与之相近的堆塑长颈瓶上找到对应部分，笔者认为，瓶上未塑出门阙并不意味着这一题材的消失，而是被以隐喻的手段再现了，即堆塑长颈瓶本身已成为门阙的化身。
三、 堆塑长颈瓶象征天门
（一） 天门及其相关题材
以门阙象征天门盛行于汉代，在棺饰铜牌、画像石棺、帛画、钱树、画像砖（石）墓等载体上出现。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3号石棺前档刻朱鸟，后档头刻伏羲、女娲、玄武、鸠鸟，左帮刻仙人、车马、龙、鱼、日、月、柱铢、白雉、离利，右帮刻太仓、门阙、大司、白虎等，并伴有榜题文字17。巫山县城东江咀干沟子汉墓出土铜牌由玉璧、双阙、朱雀、神人（西王母）、灵芝、云气、天狗、神鸟等组成，并带有“天门”榜题18。流行于东汉中晚期的钱树由树身、树座两部分组成，树身饰朱雀、西王母、佛像、仙人、龙、虎、鹿、象等动物及钱币、玉璧等图案，树干顶端均立一鸟，绵阳等处出土的山形陶质树座饰有门阙、西王母、三青鸟、九尾狐等19。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天上部分由双阙、守门人（阍）、日、月、双龙、女娲、祥云等构成。河南汉代空心砖墓门楣处常见画像阙式建筑或陶阙，如荥阳康寨汉墓出土的陶阙位于空心砖墓墓门中部，两阙中间有一块瓦垅顶墙体，正中高浮雕一鹿头，双阙外各立一块三角形空心砖，表现车骑出行、常青树、菱形回字纹、五铢钱纹等20。
上述与天门相关的各类题材内容庞杂、繁简各异，主要包括车马扈从、门阙及门吏；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灵；伏羲、女娲、西王母、佛像等主神；日、月、神树、仙人、太仓、九尾狐、三青鸟、凤、豹、鸡、狗、鹿、灵芝、祥云等天界景象及祥瑞；鹿头及打鬼图等辟邪题材；玉璧、钱纹、柿蒂纹、铺首等辅助纹饰。如以门阙为界点，可按所处位置及功能将上述内容分为门阙之内的天界景象题材；门阙及其外的天门守卫、车马扈从题材；扫除升天障碍的辟邪题材三个部分，此三部分均可与堆塑长颈瓶相关装饰内容对应。
（二） 以装饰内容、铭文及摆放位置表现天门
1. 装饰内容
（1） 天界景象题材
堆塑长颈瓶的笠式器盖形制独特，颈部日、月堆塑位置较高，紧邻器口，按照“盖天说”所谓“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器盖及日、月的组合应带有“天”的象征意义，可对应上述天界景象中的日、月或日神、月神。颈部所塑龙、虎、朱雀、玄武可与天界景象中的四灵对应，鹿、马、凤、鸡、犬等堆塑则与天界之各类祥瑞对应。
（2） 守卫、扈从题材
堆塑长颈瓶肩部立俑或戴幞头，或披风帽，或着铠甲，服饰不一，但成对两瓶上立俑的特征完全一致，均持长械，持物方式基本有两种，第一种为双手于胸部握长械一头，另一头杵地（图一）；第二种为双手持长械，斜置于身前（图二）。
前述象征天门的门阙旁边，门吏的形象特征为男性、位于门两侧、手中或执器械，汉画像中的门吏持物并不统一，包括笏、节、盾、彗、剑、り、金吾、棒、斧、兵械、獒等21，后世画像石棺及墓门守卫形象往往为侍立于门侧、手中拄剑、刀等长械的武士形象，持械姿势与瓶上立俑第一种持物方式一致。福建尤溪县城关镇宋墓22左室西壁靠墓门处所绘执杖仪卫形象为正面立姿，穿着袍服，两手握杖斜置于身前（图三），与瓶上立俑第二种持物方式一致。从人像手持长械、整齐划一的特征、持物姿势及与其它内容的联系判断，立俑堆塑应与天门守卫、车马扈从题材对应。
（3） 辟邪题材
堆塑长颈瓶肩部所塑匍匐俑均呈匍匐跪拜状，有仰首、俯首两种，堆塑方式或为侧面朝外的横向匍匐状（图四），或为背面朝外的纵向匍匐状（图五），前者与宋墓中常见的仰观、伏听俑特征一致，后者与广东海康元墓23出土的阴线刻砖带“覆听”题记的图像（图六）一致，据此，堆塑匍匐俑应为《大汉原陵秘藏经》中《盟器神煞篇》所载仰观与伏听24，同时，龙、虎、朱雀、玄武、鸡、犬、马及单体龟、蛇等堆塑也兼具神煞性质25，起到驱邪厌胜作用，可与天门相关题材中的辟邪题材对应。
2. 铭文
前述鬼头山东汉崖墓3号石棺上刻有“大苍”（太仓）榜题26，汉画中又常见“此上人马皆食太（大、天）仓”及“上人马食太仓”榜题，有学者指出“太仓”、“天仓”均指死后世界供给粮食的地方27，或象征天国的粮仓28。江西宜春下浦坝上古墓群出土的一对堆塑长颈瓶分别带有“天仓”、“天库”铭文29，也应承载了相同的寓意，并与天界景象中的太仓对应。
3. 摆放位置
汉代棺饰铜牌装在木棺前端正中30，铜牌之上的双阙及其他图像自然位于木棺前端。东汉晚期，画像石棺的布局逐渐定型，天门（双阙）多位于棺身前或后端31。与其他随葬品相比，堆塑长颈瓶在墓内的摆放位置较固定，多位于墓室后部两砖柱旁、墓主头端，另有于墓葬后壁开龛，将瓶放于龛内的情况32，总体特点为距墓主较近，且置于头端，这一位置恰与象征天门的双阙一致。
由此可见，堆塑长颈瓶及其上的各类装饰、铭文均可与天门相关题材中的三个部分对应，摆放位置又与天门（双阙）相合，此类器物应被视为天门的象征。
四、 天门的象征意义
古人相信人死而魂魄分离，“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33，为使灵魂顺利升天，在墓葬、葬具或与灵魂紧密相关的明器表面不遗余力地营造升天图景，天门则为这一图景中之枢纽。建筑中的门具有沟通与隔绝两个空间的作用，“天门”作为墓主灵魂的升天之门以及天国的入口，则起到沟通、隔绝生与死、现实与理想世界的特殊作用，经“天门”升天是连缀升天图景中各因素的线索，各因素又共同传达了这一主旨。
（一） 驱除障碍升天
在汉晋壁画、画像石（砖）中，常将驱鬼逐疫与引魂升天题材安排在一起，反映了升天与辟邪的密切联系，即辟邪是升天的手段，为升天而辟邪34。楚墓墓道内的偶人与镇墓兽均插有鹿角，前者隔绝内外，具有辟邪意味，后者主要作用为引魂升天35。由此可以得到启示，宋元墓葬中的堆塑长颈瓶常与神煞俑伴出，形成单体神煞俑与堆塑神煞俑两套系统36，单体神煞俑置于墓内，用于镇墓，堆塑神煞俑饰于瓶上，起到驱除障碍、辅助升天的作用。
（二） 谷物引魂升天
《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盟器神煞篇》载，大夫以下至庶人墓“……五谷仓―尺二寸，三浆水高九寸，安棺头。”37堆塑长颈瓶常被置于墓主头端，即“安棺头”，且部分瓶内盛有谷物38，出土此类器物的墓葬又以庶人墓为主，据此可将其称为“五谷仓”。古人有“鬼尤求食”的观念，随葬“五谷仓”满足了以谷物、谷仓引魂、安魂的需要。
综上所述，堆塑长颈瓶的造型、装饰、铭文、内盛物及摆放位置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其本身模拟门阙，器盖及日、月、鹿、马、凤、鸡、犬等堆塑代表了理想的天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灵堆塑起导引升天、守护天界的作用，立俑堆塑充当镇守天门的门吏或导引升天的扈从、仪卫角色，“天仓”铭文具有天国粮仓的寓意，仰观、伏听等神煞堆塑则为驱除升天障碍的辅助手段，内盛谷物及“五谷仓”属性起到引魂、安魂的作用，盖及颈部的朵云堆塑极好地烘托了升天氛围，这些因素与带有鲜明指向性的摆放位置结合，共同表达了引导、帮助墓主灵魂经“天门”升天的主旨。
注释：
①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第九），第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a.陈定荣：《堆塑瓶论》，《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 b.刘毅：《瓷明器述略》，《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两文均注意到不同时空下堆塑瓶（罐）类明器之间的承袭关系。c.臧天杰：《墓葬出土堆塑瓶（罐）类明器功用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文中明确提出了堆塑瓶（罐）类明器概念。
③ 陈定荣：《堆塑瓶论》，《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
④ 李刚：《陶瓷@堵波研究》，《文博》1997年第5期。
⑤ 巫鸿：《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礼仪中的美术》，三联书店，2005年。
⑥ 仝涛：《从魂瓶看吴晋时期的庄园生活和丧葬礼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⑦ a.柴秋兰等：《河北临城岗西村宋墓》，《文物》2008年第3期； b.李军，李恩玮：《河北邢台市泽丰园小区宋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5期。
⑧ 周世荣：《湖南出土盘口瓶、罐形瓶和牛角坛的研究》，《考古》1987年第7期。
⑨ 陈小波，封绍柱：《广西出土的青白瓷堆塑瓶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
⑩ 林忠干：《福建宋墓分期研究》，《考古》1992年第5期。
11 （汉）刘熙：《释名》（卷五），释宫室第十七，第88、89页，中华书局，1985年。
12 （晋）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第7页，中华书局，1985年。
13 唐长寿：《汉代墓葬门阙考辨》，《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14 杨后礼：《江西宋元纪年墓出土堆塑长颈瓶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15 陈定荣：《堆塑瓶论》，《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文中指出“宋元时期景德镇窑系堆塑瓶与三国西晋时期堆塑仓有承袭和发展关系”。
16 林士民：《青瓷与越窑》，第68～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7、26 雷建金：《简阳县鬼头山发现榜题画像石棺》，《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
18、30 赵殿增，袁曙光：《“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
19 赵殿增，袁曙光：《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四川文物》2001年第3期。
20 赵青：《河南荥阳县康寨汉代空心砖墓》，《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
21 黄剑华：《汉代画像中的门吏与持械人物探讨》，《中原文物》2012年第1期。
22 陈长根：《福建尤溪县城关镇埔头村发现北宋纪年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7期。
23 曹腾非等：《广东海康元墓出土的阴线刻砖》，《考古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4、37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
25 a.薛尧：《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年第11期； b.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c.陈定荣：《南宋立鸟龙虎人物堆塑瓶》，《文物》1990年第9期。上述文章指出堆塑长颈瓶上的各类堆塑来源于墓葬中的神煞俑。d.杨后礼：《江西宋元纪年墓出土堆塑长颈瓶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文中将瓶颈部堆塑与《大汉原陵秘葬经》对照，认为瓶上十二种图像有十种与《秘葬经》相同。e.程义：《再论唐宋墓葬里的“四神”和“天关、地轴”》，《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11日第6版。文中指出“‘天关、地轴’可能是宋代新兴的镇墓神物，其形象是常见的龟和蛇。”
27 李思思：《汉代建筑明器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
28 陈路：《汉画榜题“上人马食太仓”考》，《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2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春市博物馆：《江西宜春下浦坝上古墓群发掘报告》，《江西文物》1991年第2期。
31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32 a.郭远谓；《江西南昌朱姑桥元墓》《考古》1963年第10期； b.乐平县博物馆：《乐平李家岭元墓清理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1期。
3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第二十六），第8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4 王玉金：《从汉画看汉代辟邪风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
35 杨怡：《楚式镇墓兽的式微和汉俑的兴起――解析秦汉灵魂观的转变》，《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36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第24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文中指出“高安天历二年许公鼎墓、汉家山至正五年蓝氏墓都出土了许多陶俑，同时还出土堆塑瓶，表现出对墓仪神煞的多种表现形式并存的现象”。
38 a.郭远谓：《江西南昌朱姑桥元墓》，《考古》1963年第10期； b.万良田：《江西丰城县出土宋代稻谷》，《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