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孟子》文学比较分析

摘要：研究《庄子》和《孟子》文学比较的目的在于了解这两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与哲学经典之间相同与差异之处，学习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两部古典巨著。本文从《庄子》和《孟子》的思想观点、语言使用与寓言运用三方面分析了二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关键词：《庄子》；《孟子》；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72-02

作为道家与儒家的两部代表经典，《庄子》与《孟子》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大论战中，分别从自然与社会两个角度剖析人性，成为在那个乱世中着重探讨人作为个体生存问题的开山之作。

一、《庄子》与《孟子》的文学思想观点之异同

（一）相同

《庄子》与《孟子》作为继承道家老子与儒家孔子理论的代表者，在汲取前人思想精髓的同时有所开创，二者均是将放诸于外在的视野向回收，更加关注于人的自身。比如老子理论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更加倾向于宇宙万物的“大道”，提倡顺应自然、依道而行、守住道的精神。而孔子的理论则无不是注重“学而优则仕”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以礼乐治国”的治国经世之路。相比老子的目光放眼宇宙洪荒，庄子则看到了人作为个体生存中面对的种种问题，提出“举世誉之而不加，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乘万物以游心”。而孟子显然也对孔子以礼治国之说持明显的不同意见，故而提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之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认为个体的人生而向善，之所以不善，乃是环境使然，因而自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

从这一角度上讲，《庄子》与《孟子》都是两位至圣先贤由于发现前人提出的理论对于那个战争频发、人心不古的乱世并没有起到平乱而治世的作用，故而认为前人只关注外在世界的礼乐、秩序、宇宙观等没有实质的作用，拯救世界的良药应当在于从个体的人入手，由小及大、由内而外，通过荡涤蒙尘已久的精神和灵魂实现人与社会的救赎。[2]

（二）不同

正如庄子和孟子分别代表着道家和儒家两种哲学思想一样，《孟子》与《庄子》文学思想观点也有着相当的差异。《孟子》的文学思想中有很大部分都提到了人性本善，认为本质上的人性并没有邪恶一说，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的现象，乃是人善良的本性被乱世所蒙蔽，如同明镜蒙尘一般，所以治世的重点在于拭去蒙在人心上的灰尘，使心重新澄明。特别是针对统治者，《孟子》提出“天下可运于掌”的方法在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示君主若做到爱民如子，则民心自然归顺，可实现拱手垂衣而治。

而在《庄子》中对于个体人的关注却远远超过了现实世界的客观真实存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的文学思想更拉近于冲上九宵的大鹏，无所羁绊、无所挂碍。[3]

相比《孟子》与《庄子》，可以说这两部以“心”为主旨的哲学专著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两种至高的精神追求，那就是站在现实主义土地上仰望理想主义的天空。《孟子》关注人心乃是让人入世，而《庄子》则超然得多，天下有何用，与其困顿于名利，不若破名破利，最终达到忘我的境界，无用之用，不为世俗中各种所谓的廉价“有用”限制，又怎么会有所困苦呢！

二、《孟子》与《庄子》文学语言比较

（一）《孟子》相对平实的现实主义用语

《孟子》尽管已经脱离了《论语》的语录式文学语言，且孟子作为一个雄辩家为了使自己的言论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大量使用寓言，但由于其作文的出发点和思想本质的指向，《孟子》中的文学语言仍然秉承着现实主义的风范。同时，孟子因其雄辩，其言语往往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其论点和论据配合紧密，可谓天衣无缝。“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用词并不浮夸，但语言之犀利令人侧目，逻辑之缜密则让人无法反驳。

（二）《庄子》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语言

观《庄子》之言，犹如阅瑰丽绚烂之画卷，“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文学语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相当富有画面感，寥寥几十字已可勾勒出曼妙图画栩栩如生，令读者浮想联翩、心向往之。读《庄子》常易使人产生跳脱之感，仿佛这并非先秦诸子文章之一，而是更贴近某种奇幻文学范畴，不仅无艰涩之困，且愈读愈不忍释卷。此外，庄子重在宣扬无为之为、无用之用，这些完全背离世俗寻常认识的思想意识实难为普通人理解。故《庄子》中同样借用了大量寓言故事说理叙事，其语言夸张至离奇，令人读来直感神秘莫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面对这样文字时，仿佛“神人”已隐隐浮于半空，若即若离、忽隐忽现，只觉心旷神怡。因此，虽然《庄子》中大量描述并讽刺批判的同样是先秦乱世中或追名逐利、或涂炭生灵、或不仁不义的人性之丑陋、邪恶，但由于其中遣词造句时极富想象力的语言和极端的浪漫情怀，在读者从文字间窥见彼时乱世的纷扰、困顿时，却仍能品出一丝兴味，一种仅仅属于《庄子》的情趣。

三、《孟子》和《庄子》中寓言的比较

（一）寓言运用基于相同的背景

孟子与庄子生活的时期是一个战火燃遍整个中原的动乱年代，统治者穷兵黩武，只为谋取更大的地盘、更多的物质、财富、金钱、奴隶。为了粉饰不义之战、获取更多的利益，各国君主纷纷招贤纳士，只为这些民间的贤能、人才能为已所用，妄图借助这些文人之力，将自己的侵略战争推上道德的制高点，从而具备更加充足的理由对外开战。当时招纳贤者的标准就是能言善辩，而普通、平直的语言在辩论时总免不了让听者感觉苍白无力，不若引经据典、以小故事之类娓娓道来更加妙趣横生。寓言在当时发源于民间，这种草根的语言初时并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在辩论过程中，文人士大夫之流发觉了这种既有想象力又有故事性的文字的作用，纷纷将其运用到论辩之时，一时间寓言成为了雄辩家的最爱。寓言的出现也让中国文学语言中的一大类“成语”日益丰富，比如画蛇添足、鹬蚌相争等。出于让自己的论点更具说服力和让更多人容易理解的目的，《孟子》《庄子》也从善如流，充分利用寓言为人喜闻乐见的优势将自己的理论推向大众。

（二）寓言的来源差异

《孟子》中现实主义的风范特性使其在使用寓言时也常从真实的生活中取材并与现实有所关联，并非凭空臆想，例如上面提到的“使奕秋诲二人奕”中的“奕秋”正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对弈高手。可见《孟子》引用寓言并不完全超越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是为了让他人更加信服于自己的理论尽量使用相对真实的案例。

《庄子》则不同，哲学思想上的无所羁绊让这部巨著中的寓言故事也没有了真实生活的限制，《庄子》中相当多寓言并无出处，纯属“无中生有”。比如上面提到的“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就纯属子虚乌有。包括“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以及《庄子》中最为著名的“北冥”的“鲲、鹏”等都是《庄子》完全的杜撰。

（三）寓言的描绘形式差异

如果说《孟子》中寓言的描绘形式采取了“白描”手法，则《庄子》就是极为炫丽的“彩绘”。《孟子》中寓言运用的朴实已经接近朴素，往往寥寥数语就结束一个完整的故事，只让读者了解故事最基础的框架，绝难多施一笔略加修饰。《庄子》正相反，不仅将寓言的起、承、转、合交待得清楚明白，更加浓墨重彩、铺排粉饰，读者面对文字兴致盎然之时，仿佛也能看见作者泼墨挥毫的恣意淋漓。

四、结语

作为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最具典型性的巨著之一，《庄子》与《孟子》分别代表了道家与儒家两派的哲学思想。表面上看道与儒是两支并无交集的思想流派，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来说，道家与儒家却分别是这些读书人精神追求的指引与现实行动的指导。大量中国古代文人一方面坚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之理想，只为在社会中实现一己之身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又往往在仕途不顺遭遇挫折时不自觉地依循着道家“出世”的思想寻求精神与灵魂的慰藉。可以说，《庄子》与《孟子》所代表的道与儒正如一体两面，在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中实现了集中与统一。

参考文献：

[1]梁道礼.接受视野中的孟子诗学[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6）：5-18.

[2]刁生虎.《庄子》文学研究60年（1949-2009）[J].广东社会科学，2015（03）：159-171.

[3]杨义.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J].中国社会科学，2012（02）：18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