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新动向的政策内涵及其战略思考

摘 要：近来，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战略新动向，究其原因，这是由“双层体系结构”、互信缺失、共识不足构成的地区战略语境作用的结果。这一战略语境导致美国、中国、东盟等亚太国家和地区性组织的亚太战略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各方摒弃利用负面矛盾渔利的战略思维，更多地强化正面的积极合作因素。从更深层次的战略上讲，当前的新动向有利于中美等亚太主要国家在地区战略文化层次上的磨合，使各国的亚太战略更加清晰，为21世纪亚太的整体秩序安排奠定基础。

关键词：亚太安全格局；战略语境；地区战略；合作机制；促进共识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107—03

近来，被视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极的亚太地区却出现了另一番景象，美国高调宣示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实行“战略转向”，以确保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并接连和多个亚太国家搞军事演习，似乎意有所指；与此同时，北方四岛、东海、南中国海的争议也越炒越热，相关国家之间动作频繁。这一连串的新动向与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相对平缓、关注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形成了强烈反差，使人们不得不从战略上深入思考：亚太地区是否正在出现新的战略语境？这一语境要求什么样的战略平衡？在更深的层次上又预示着怎样的亚太地区新秩序？

一、“双层结构”的出现及战略互信的缺失，使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战略语境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大国。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在2009年已增长到14.5%，成为第一大贡献国。根据高盛研究，2000年至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20%，高于美国。中国经济在亚太地区中的影响也在急剧扩大，是地区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如果说以前是美国经济感冒，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就会打喷嚏，那么现在同样的比喻也适用于当前的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亚太经济稳定和增长的火车头。亚太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然而，在亚太形成新的经济结构的同时，冷战时期形成的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美国通过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等军事同盟，与新加坡、印尼等的军事伙伴关系，在亚太安全结构中处于核心的主导地位。这样，亚太地区力量对比中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所谓“双层结构”，“具体来说，中国的重点和优势是经济，美国的重点和优势则是军事安全”，[1]这一结构将在亚太地区长期存在。但是，能够适应这种双层结构的亚太地区整体协调机制还没能建立起来，尤其是这个结构中的核心大国中美两国之间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一方面给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留下了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也给地区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成为影响今后整个亚太地区形势的负面因素。

总体上来讲，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互相依存日益加深。已形成的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在区域层次上有以东盟为核心的“10+3”、环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以及近来风生水起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在次区域有东盟、拟议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双边有美、日、韩、澳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可以说功能相似、形式繁杂、成员重叠。这些机制，在理念上突出自主性、多样化、阶段性，但重要的是没有形成与地区力量结构相一致的核心推动力量。与经济合作日益深化的趋势相比，在地区安全合作上亚太的发展则比较缓慢，其合作机制在形式上分为两类，一种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以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同盟条约为代表的传统双边安全体系，在亚太地区安全中发挥着轴心作用；一种是以东盟为核心的“东盟论坛”和以东北亚的“六方会谈”为主的多边安全体制。这些多边形式从性质上看更多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交流平台，尚缺乏一个反映冷战后亚太安全力量结构稳定的区域安全协调机制。从理念上看，这些亚太安全机制仍然奉行以传统观念为主的零和思维，以双边合作为主，还停留在国家个体安全的基础上，区域整体安全的理念尚待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安全机制这种经济上形式复杂、相互重叠，安全上强调应急、缺乏协调，理念上强调灵活性和牵制性的现状，反映了亚太地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大国稳定和推动的核心作用被限制的特点，暴露出亚太地区大国之间、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中小国家之间互信不足、分歧严重的本质。

相互信任不足使牵制策略成为亚太地区最普遍的外交政策选择，牵制策略则使亚太地区的战略共识更多的是消极性的应急性共识，缺少积极性的建设性共识，正如包道格所说：“亚洲各国在决定未来的过程中，不是采用权力均衡政策，而是采用一种不明示且务实的避险政策。”[2]这样的应急性共识更多的是为了防止最坏的结果出现，而不像建设性共识具有前瞻性。当前亚太的许多机制，如东亚经济区域化的“10+3”机制、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南海宣言”，甚至中美之间的一些战略共识都是这种性质的共识。众所周知，很多地区合作的发轫都是从应急性共识开始的，北约、欧盟即是如此。但是从长远来讲，一个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更主要的要靠具有前瞻性的建设性共识，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应急性共识的层面。与欧洲不同，亚洲各个经济体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都相差太大，缺乏共同体心态和认同感，同时，亚太地区又是世界上少有的热点集中区，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及争端、、南海问题等都集中于此，另外，亚太地区也缺乏能够像欧盟的法德那样凝聚和深化共识的“发动机”，这是本地区凝聚共识的不利因素。今后如何解决中美和亚太其他国家战略共识的问题将会是考验未来亚太发展的关键所在。正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在香格里拉论坛上的主旨发言中所说：“中美两国不仅应当为了两国、更应该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来发展和平合作的关系。”[3]

亚太地区在世界力量格局中整体地位的上升、本地区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战略互信的缺失以及建设性战略共识的不足，构成了当前亚太地区格局的战略新语境。在这种战略新语境中，亚太各方的地区战略需要从地区的整体格局出发做出相应调整，在新一轮的战略博弈中实现地区格局的战略新平衡，这一战略新平衡将决定21世纪上半叶的亚太地区格局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