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专利的一方净土

如何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如何跳出“垃圾专利”的陷阱，提高专利的技术含量？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8年立法工作计划的专利法“三改”，聚集了众人的目光。

专利法将进行第三次修改

据统计，2000―2006年，我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3种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的平均增长率均超过20%。截至2007年底，我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三。

又据2007年2月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报道，2005年，中国首次跻身《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量前10名；2006年，中国以全年3910件的申请量超越瑞士、瑞典，排名居世界第八位，增幅居国际申请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之首。

与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我国核心技术的极度匮乏。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大约万分之三。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有“产权”无“知识”的状态，一些企业甚至靠仿造和假冒生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推进企业创新，如何加强专利权的保护，业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专利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专利法自1985年4月1日起施行，分别于1992年和200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然而，专利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毕竟只有短短20多年的时间，我国对该制度本质特点和运作规律的认识还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要求相比，我国专利法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已经列入2008年立法工作计划，有关方面正在加强调研，收集各方意见，力求解决现有专利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严禁“李鬼”出没

据央视2008年3月27日晚播出的“经济半小时”报道，温州市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

这个“中国制造”的勃兴之地现在却有数以百计家工厂弃之而去。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冷酷无情的低价竞争和日益严格的监管，这一传统优势制造中心在竞争中渐感乏力。纳税负担，以及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日益走强的人民币，这一切都在挤压在温州占据绝对数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空间。不仅如此，珠三角和长三角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瑞士银行在2008年初的一份报告中称，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的盈利能力遭受重创的开始。中国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唯有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毋庸置疑，自主创新，对于沉疴难愈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被迫转身。一项调查显示，1998―2003年，中国企业申请专利不足国内专利申请总量的三成，更有99％的企业从未申请过专利。

企业创新动力严重不足，让人不禁想起了“倾家荡产搞研发，不如回家卖菜花”这句民间俗语。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企业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客观而言，由于盗版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假冒再复杂的产品也不成难题。可以想见，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假冒品将会冲击正品，盛行市场，企业由此遭受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据悉，云南省著名民营制药企业滇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康王”洗发剂系列产品于1998年诞生后，陆续有20多家不法厂家仿冒该产品，导致2005年“康王牌发用洗剂”销量大幅下滑，原定可达2.2亿元的销售收入仅实现1.6亿元。仅此一项，近3年来“滇虹”损失了3亿―4亿元。

在众多不法厂家中，广东汕头一家化工实业公司堪称仿冒“急先锋”，它不仅长年和滇虹药业较劲，而且“不断变换花样，屡查屡犯，肆无忌惮”。

“目前，由于我国缺乏一整套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性国家战略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企业和政府在应对自主创新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时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认为，“企业创新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和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企业陷入了“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困境。因此，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严禁“李鬼”出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叶宏明建议，在修改专利法中，增加刑事打击恶意侵权的条款，对恶意侵权者造成专利权人重大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追究法人和责任当事人个人经济赔偿责任，罚没其非法所得。

“公司为打假投入经费两三千万元。打假官司占了公司全部官司的75％，人力物力财力都被牵制了很多。”滇虹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家驹无奈地表示，畅销产品被仿冒实在令公司苦不堪言。

在现实中，滇虹药业的境遇并不鲜见，维权成本过高是许多企业普遍的痛。“专利侵权、冒充专利和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屡屡发生，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普遍反映打官司费时费力，‘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有的‘法律上赢了，经济上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专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明确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法加强专利的行政保护，充分发挥专利行政执法简便、快捷、效率高的优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我国有权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将知识产权案件分在民事、行政和刑事3个审判庭内，一个纠纷案常常需要同时到不同的审判庭审理，费时费力，浪费资源，也造成维权成本高。对此，一些人大代表建议，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审合一，在适当时候可以考虑成立知识产权法院。

目前，我国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多有交叉，客观上造成了维权效率的低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姜颖提出，为使相关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的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在组织机构上作适当的整合是必要的。

“一万株小草顶不上一棵参天大树”

马、牛、羊、虎、猫、狗、蛇等外形本是自然造就的，但某些生产这些动物造型玩具的厂商将之抢先申请专利，并且投诉其他厂商生产“长得像马（或虎）的玩具”是侵权。

2005年，在第98届广交会上轰动一时的数十家玩具老板紧急抢救十二生肖外观设计的案例，将专利有效性的质疑推上了高峰。许多商家戏言：“这些花鸟鱼虫是上天造成这个样子的，现在居然变成了他人专利。如果不相同、不相似，那不成了怪物了？”试想，若按这种专利申请方式，要是某人申请了“人样”这个专利，恐怕所有的摄影师都得关门大吉了。

随着无效专利案的频发，一个非官方的词语――“垃圾专利”开始在坊间流行。

据悉，目前，我国专利申请总量突破300万件，“为中国专利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与此同时，“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核心专利缺失及专利转化率低等问题都使得外界开始质疑，300万专利到底多少真正有效？

中国是彩电、手机生产大国，但这两项产品的关键技术50%以上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包括电脑、DVD播放机，中国甚至连出口小小的一个鼠标都要交专利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科技领域中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其中无线电传输、移动通讯、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明专利，分别占93%、91%、85%、69%、60%。

差距如此悬殊的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

路甬祥直言：“众多产业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严重制约。”

在总结所谓“无效专利”、“垃圾专利”泛滥时，很多人将第一板子打到了专利授权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头上，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审查专利申请时没有严格把关，才导致大量“垃圾专利”产生。

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认为，产生“垃圾专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中国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领域的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创新高度有限，申请的数量较大，中国目前采用的初步审查的方式必然带来授权专利良莠不齐的可能性。另外，地方政府一些鼓励专利申请的资助政策尚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以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标准可能会导致少数申请人出于投机心理，将不做任何改进的现有技术申请专利，以套取地方政府资助。”

田力普介绍，除修改专利法以外，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通过建议地方政府完善专利费用资助和奖励政策，把资助重点集中在那些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发明专利上，以杜绝申请人恶意套取资助的现象。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委员曾柳权建议，由地方专利管理部门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进行初步的判定。由于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很多都是老科技工作者，因而也有很多的经验，不仅可以减少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负担，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对于没有市场潜力的专利则引导申请人不予申请，以减少社会成本。

在避免“垃圾专利”产生这一问题上，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已经着手应对：改进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和授权方式，完善实用新型检索报告制度。

“一万株小草顶不上一棵参天大树，必须重视质量。”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表示，现在我国企业的低层次专利申请量太大，战略专利申请太少。中国专利申请必须要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不要把数量作为救命稻草，不要被数量排行榜迷惑。一些明显非专利的东西要堵住，垃圾出来之前就先把它扔进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