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7 12:49:33
《归途列车》这部纪录片在欧洲以及加拿大等多个电影节上都获得了很多认可，但关于影片中的张琴本人，我记得是在2005年的秋天，第一次见面时，我带着摄制组的人，跟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俩走进他们家的后院。一开始，所有人都聚在一个二层小楼的前厅，里面铺着疙疙瘩瘩的水泥地，非常简陋。院墙上只是腻了一层薄薄的石灰，后面是一条和学校厕所连着的臭水沟。当时他们的女儿张琴才15岁半，还在农村上学，穿一件粉红色外衣，扎个马尾辫，有点Baby fat的胖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她站在姥姥的身边，看起来只是一个羞涩的小姑娘。实际上她心眼很多，比其他家庭成员都更多出几分戒备心，认为我们是外人，不乐意多说。初次到访时，我们在她家待的时间并不长，拍了一些她上学和做家务的镜头，诸如抬水、种田这种工作。在头几次交谈中，张琴告诉我，原来她小时候有一个梦想，是去做一个演员，所以她对我们的摄像机很感兴趣。农村里的人，整天都在盯着一个电视盒子，一看就是一天。在她眼里，所谓的演员，也只是盒子里那些漂亮、艳丽的女孩子。但是想考艺术学校就需要很多钱，她爸妈从来没有过那么多钱，然后他父亲就跟她讲，当演员也要读书，以后她就再也没提过这件事了。
张昌华一家重男轻女的意识并不强，但在农村还是有这种思维定式，女儿最后总是要嫁出去。夫妻俩打工挣钱，一是为了孩子上学，另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盖好房子，这栋二层小楼就是为给儿子娶媳妇准备的，将来花在他身上的钱，只多不少。张琴的弟弟人很随和，成绩又好，张琴最关心的也是他，她说如果能早一点挣钱，不管怎样她都要供弟弟上学。有趣的是，张琴在这个家庭里，好像替代了一个母亲的角色，上有外婆，下是弟弟，她总像人母一样来关心家人。说起外婆和外公，始终被她视为最亲近的人，尤其是外公。“我是由外公一手带大的，他以前读过书，不像村里其他人，讲起话来大吵大闹。而且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在一起说话，我做错事，他也从来不会打我，会跟我讲道理，讲很多的人生道理。”大概在2002年，老人因为心脏病去世，发病时，村民把他送到医院，张琴的舅舅打电话通知她爸妈。那时两人还在广州打工，连夜买好飞机票赶回来，见上最后一面后，外公就去世了。
那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这件事对张琴打击很大，她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一个人走了。从此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加上正处于青春期和生理变化的一个临界点上，叛逆的情绪与日俱增。有一次张琴说自己会一个人去上坟，她很想念外公。
她父母不停地给她换学校，因为总会遇到坏孩子，每次换到一个新的学校，她自己又很不适应，继而变得更加孤僻，她经常心情不好，就把门一关，让我们走开，搞得我们拍起来很麻烦。当我问到她对父母的看法时，张琴直言不讳，她说对他们的感情很复杂。父母看上去就只在乎钱，农忙时想让他们回来，也好能看看她。但两个人就会说，车票很贵，回不来，或者干脆就是根本买不到车票，她不相信。她和父母之间的这种疑心和怨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觉得外公去世时，父母回来的很不及时。而且她认定了就是因为两人长期不在家，照料不周，才导致外公有病，她把这个怪罪在父母头上。再往后，她的语气就越发直白、坚硬，说不可能买不到车票，肯定是他们在编瞎话。后来直到张琴第一次去广州新塘打工，被爸妈逮到，三口人要回老家过年时，我们才有机会一起领教到，她所幻想的那个瞎话，编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
对峙在车站 绝处不逢生
张琴QQ上有几百个好友，每个人在她心里，都有着不同的位置，逐渐的她已经不再爱看电视盒子，也早已淡忘掉做演员的想法。她脸上每一处细微表情，都被QQ上远方的同学牵动着，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足够她琢磨一下午，惴惴不安，经常是在整个人完全被掏空了一样坐在那里，捧着手机，傻乐。我问她，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你聊得过来吗？她说，都是以前的同学，现在外地打工。有时她还会去坐1.5元的摩托，到镇上网吧玩“街舞之王”认识新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上面发各种叫“火星文”的字符。这些悬浮在虚拟世界的名字和头像，每次闪烁一次，意味着会有人告诉她，哪个地方可以赚钱，又很好玩，最关键是没有人管，这是对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她最大的痛苦，在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她很挣扎，她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要干吗。我总会问她，你有什么计划？我需要知道她未来想干什么，这对我的拍摄在整体构和叙述方式上想有帮助。可是张琴永远没有答案，不知道，过一天算一天，我最怕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句话她笑着对我说过，哭着对我说过，面无表情的对我说过，玩世不恭的也对我说过，我见识过她用各种不同的表情和情绪来讲这句话，而这几个字对我那个小心脏的打击又是最大的，比如她可以突然就听见某个朋友的话，就说我要去深圳，那个地方有新工作，她可以买一张票就去了，但我们一大摊子人，一大摊子设备，立马就得跟她走。无法布置拍摄计划，对于拍一个纪录片导演是非常恐怖的事。
2007年夏天，张琴的好朋友在QQ上叫她去广州，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学校，到一个纺织厂里边打工。当时她的父母强烈反对，但她性格太倔，张昌华就说，让她试试看吧，看她受得了这个苦。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后，结果她真的受不了，太累了。只能回村子继续上学。她不会意识到，她打工的同时，自己父母正在焦灼中反复打电话、跑到工厂里跟她聊天，他们小心翼翼的，几乎是很可怜的探索女儿的想法。她的母亲非常渴望，她终有一天会做出回到学校继续念书的决定。我经常会看到他们一家三口挤在宿舍里争论着什么，我的理解是，鸡同鸭讲。
后来张琴的爸妈从深圳的厂区赶过来找她，全家人准备一起回家。张昌华这次买票时，我就带着人先去火车站，边拍边等他们。当时张昌华整天都在找办法买回老家的火车票。因为很多车票都被部门内部的关系，以各种理由提前拿走了，所以他经常在售票窗口前发愣，一愣就是一整天，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工厂生意不好，工人就有希望早放假早回家，票也就更好买一些。越到后面，越是赶货的高峰期，接了很多订单后，工厂永远不知道自己哪天能把货全做完，所以就都放不了假，谁也不知道该买哪一天的票好。
这我想起自己在广州火车站拍摄的第一年也是没有票，因为当时是在帮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纪事栏目，做纪录片，我就拿着中央台的介绍信，找铁路局的人帮忙弄几张退票，跟火车站职工结下点交情。火车里每个车厢，都有一节是专门留给列车员休息用的，我第一年就借用那个车厢，拍完了就进去休息，等于搞了一个特殊化，他们觉得毕竟这是中央台嘛。随后两年，我就没有介绍信了，但是和他们关系已经混熟了。我第一年就很聪明，知道后面还要拍很多年，就运用各种办法跟他们搞好关系。拉到酒桌上，请客吃饭，反正大家成朋友了，第二年我再去，一打电话，小范又来了，很好，拍，我就直接拿着设备开工。
现场状况要远比我能拍到的，更加惨烈。
当新一拨人群正往里挤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武警开始增援，因为当时人太多了，几万人在这颠沛流离，都看不到回家的路，已经有出失控的苗头。我听说有一车一车的武警和警察被调过来，而且广州的警备力量早不够用了，政府不仅开始从外地调警察，甚至还出动了民兵部队盯住。眼瞅火车站里越来越焦灼，现场被搅拌得像沙砾一样混乱。武警和警察守住更靠近车站的中心区域，他们对摄影机是特别敏感，不让我的摄影师举起机器对着他们拍。只是到最后两三天乱得离谱，没人顾得上管我，才能见缝插针的拍到些东西。
我跟摄影师、录音师跑到天桥下一个长条花坛的隔离带，站在上面拍全景。隔不了多久，警察用铁栏杆围成的一个圈，被潮水般的人群给冲开了，那个景象你去用全景在拍的时候确实很壮观，但如果具象到一两个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上，却是彻骨的惨烈感。好多女人都被挤哭，有个小女孩背着一个大包，她实在挤得受不了，就想从人群里面喘口气，但是很快她的包被挤掉了，她连空下一秒钟抹眼泪的视觉都没有，立即一头扎回人群里去抢自己的包，她承担不起这个损失。更担心这一年可能就看不到亲人，回不了家，那种反应和动作，完全是动物式的，完全没有一个作为基本人的尊严，就像一颗尘埃，被这个社会和历史的洪流碾压过去。
傍晚时分我终于看见张昌华一家三口，每人背着一个书包，手里攥个大蛇皮袋子，还拎有箱子，远远的朝我这边挤。晚上七八点，夜色降临，灯也打了起来，大家都很饿，有人开始吃带在身上的东西。我旁边一个还穿着工服的男人，面如菜色，很疲倦。他因为在做木工活时，眼睛里飞进了木屑，想揉一下，结果手指卷进电锯里，被切掉一根小拇指。他说现在还正跟工厂扯皮，对方不愿算成工伤，想一次性赔偿后了事。他很累，但说起对将来的打算，很快又兴奋起来。很多像他这样的人，跟我们一起，就这么在火车站等了足足三天三夜。张昌华说想休息一下，就找了个地方睡觉，我们拍到凌晨四点时也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了。
继续僵持中，忽然一下子有人吹口哨，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开闸，要放人了，那些散下的蚂蚁，立刻开始向前涌。转眼间，我们这片人群前面的大铁门都开了，不下三五千人，全部拿起行李，疯狂的朝前挤。我的摄制组本是站在一起，瞬间全被人群挤散掉。摄影师扛起机器，而我则完全被两侧的人给夹着架起，双脚离地，往前拖走足有三十米后，人群渐渐分开，我完全被吓傻掉，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自己死定了。
前面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摔倒时，我以为她是张琴，就狂喊她的名字，当时所有人都在喊“不要推！”各自喊的都是自己家人名字。我回头时，摄影师也被挤开了，他本是最靠近张琴一家人的，然后录音师也不见了。他们两人之间还牵了根音频线，被冲散拉开了十几米远后，还有好多人朝前冲，线就被抻到人家脖子上。这时我左手拿着一个色温灯，干脆把右手的话筒杆使劲一抛，扔给录音师让他接住。我们看着那根杆，从人群的头顶上空，划了十几米远。
在整个全过程中，我发现张琴完全处于游离的状态。她根本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体会不到父母每年一次的春运有多苦，她不觉得那很重要，她不在乎。更多的时候，她只会想自己过的不开心，所以在坐在火车站的三天里，她都不和父母坐在一起，这非常伤夫妻俩的心。张昌华是个沉默的男人，在家人面前甚至显得有些窝囊，他的姐姐曾经拒绝了他借五百块钱的请求，这笔钱对农村人来说并不算小，最关键的，是他老婆陈素琴认为她的婆家人看不起自己丈夫。但在外人面前，张昌华的自尊心却非常强，他甚至会主动质问武警，为什么对待城里人的态度，就跟他们农村人不一样，是不是瞧不起他们。
我们进侯车大厅以后又等了六七个小时，这时候终于听到张琴和她父亲吵了起来。原因很吊诡，就是因为她总是笑。当时在侯车大厅二楼，因为武警在前面站岗不让进了，我们只好在原地等。那个位置可以看到一楼大厅中心，不停有人大包小包往里赶，看上去很惶恐，互相推搡。瞅见这一切，张琴就站在二楼笑，她觉得很好玩。这时候她爸爸终于爆发了，他认为这孩子太不懂事。尤其是这三天以来，他始终试图不断的跟女儿解释，过年回家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要来吃这个苦，但是张琴从来都是充耳不闻。更多的时候，她喜欢站在二楼阳台边玩，看着下面一群一群的人走过，这样很狼狈的样子，令她感觉特别有意思。这在张昌华理解为，完全等同于对他这一辈子所付出努力和牺牲的一种蔑视。两个人毫无顾忌的吵了起来，张昌华吼了女儿两句，这时张琴的母亲也站到她父亲身边，而她则站到墙的另一边，接着双方再次进入冷战。我当然也很想拍，但又不好意思大庭广众下，举起摄影机再引来很多人围观。张昌华的脸上本来就很挂不住，这种面子，甚至说是尊严，他是格外看重的。
2400公里的直线距离，坐飞机不过两个小时，但张昌华一家却在火车里呆了三天，算上之前买票，全部过程足有一周之久。火车在雪灾中走走停停，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整个南方铁路调度全部瘫痪，总要让车。而对我来说，如何给设备充电成了最痛苦的事，为了对付这种最老式的绿皮车，我专门买了48伏的逆变电源，又在台湾找了个48伏变220伏的变电源器，再背上一个UPS不间断电源，因为拍摄素材都要打到硬盘里，一大堆电脑设备就接这个东西。而火车车箱上还没有这个，好在我提前带了一根几十米长的电线，从另外一个车箱，把48伏的直流电，引到我们的车箱。但这个最老式的火车发电机功率很小，火车本身要用的电就很多，结果导致这个车只有在停下来时才能充电，我真的要崩溃了。
跟随张昌华一家回村的时候，已经快要天黑了，我们并没有碰到太多村里的人，但是一回到家里，大家的喜悦马上就把脸上的疲惫给一扫而光，父母永远最担心最挂念孩子的成绩，因为这是他们生活当中唯一看重的，或者他们觉得能够抓住的可能性，就是孩子的学习。他一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问儿子学习情况怎么样。我去国外参加的电影节上，比如在欧洲放这个片子的时候，陈素琴对儿子学习成绩的无限要求，被外国观众认为有点残忍，甚至惨无人道。他们不明白为何家长这么在意孩子的学习，为什么不能让孩子有多一点的空间。对此，我竟一时语塞。后来我想，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他们一家在遭受各种挤压的生命层级上，只能维持一种非常低质量的存活状态而已。所有的爱，尊严，希望，都是被扭曲，甚至是摧毁人性的，这甚至令保持最起码的人伦纲常成为奢侈。
迷途漫漫 不见来路
一回家里见到外婆，张琴那股天真的孩子气，马上就显出来了，在路上这一个星期里，她始终郁郁寡欢的样子，现在却跟个小姑娘一样黏着外婆。尤其是之前跟父母闹过几次后，加上过完年张昌华夫妇又要回广州，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张琴私下跟我说，她决定再去隔壁村舅舅家住一阵子，两个月以后，她可以溜出去接着打工。
张琴当时得了很严重的鼻炎，她父母很着急，在夏天专程回来把她弄到广安县城的一个医院，要给鼻子动手术。她当时正值青春期，一定要对着干，死活不做这个手术。最后张昌华跟女儿交涉，张琴说她要买一个新手机，父亲没有办法，就答应她了。手术结束后，需要住院三天，她完全不理他们，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一问才知道，她又要换一个更高级的型号，她父母这次没有答应，她就开始吵，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她父亲中间还跑过来征求我的意见，说那个新型号很贵，没有那么多钱，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说了一大堆话之后，张昌华还是没有给女儿买手机，张琴有一天就在医院里突然爆发了，把床上的枕头全部扔出病房。
张昌华那时候非常难受，夜里十二点，他一个人在医院的过道里呆着，也不抽烟，只有屋顶上一盏小日光灯照着他，这个瘦小男人的身躯，孤立无助。他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其实他一直在努力满足他女儿的各种愿望。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孩子认定父母不会保护自己。但外公去世这件事，却深深地卡在张琴人生最为关键的成长阶段，如鲠在喉，她整个青春期都试图在挑衅张昌华夫妇。陈素琴觉得特别无辜，每次跟我讲起这段往事，她都很心痛的说。“你看我们工作那么辛苦，寄钱养外公，然后让两个孩子上学，我花那么多钱买飞机票回去看他，也是无力回天。这个事情怎么能怪到我头上来呢？”她似乎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但谁又能在当下这样一种状况里，苛责这个16岁的女孩为何不去理解她的父母？
当然这件事对张琴的刺激更大，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手机事件”令她意识到经济上的独立有多么重要，她迫切希望可以自己选择想要过哪种生活。所以在三四个月之后，她便决定正式辍学再次投奔同学，出去打工。
对于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朋友就是一切，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会背叛她，就连父母都不重要，但朋友一定是不会错的，朋友跟她说什么，她全都信。包括在QQ上叫张琴过来的那个好朋友，那是一个跟她关系最好的同学，叫张琴来服装厂找自己。但她可能还没意识到，开发区里的状况，所有人员都在不停的流动，没有任何人说话是靠谱的。她刚进厂，那个人就走了，立刻给她来了一个“惊喜”。走速度之快，以至于我都没机会拍到那个同学，后来张琴也总抱怨，当她独自洗衣服、吃饭的时候，我问，你觉得这个工厂怎么样，她说一点也不好，又累，钱赚的也不多。这里每个厂都有一两个省份的人比较多，因为都是老乡带老乡带过来。恰恰张琴那个厂里四川人特别少，所以她没有朋友，甚至连能说上话的人都没影。我甚至都在怀疑，她是否会被同乡坑来坑去，只是不肯告诉我而已。
新塘，是一个牛仔裤之城，张琴的父母在广州三元里附近打工，离新塘有一个小时车程。那座城市专门只做这一种东西。如果你在谷歌MAP上搜索这里，你会看到，城市所有的河流全部是黑色的。因为牛仔裤有一道工序叫洗水，就是要把那个蓝色的表层洗一遍，之后的水就排到河里。我曾经专门去拍过一段新塘的污染，亲眼看着以前的农村，逐步剔除了舍瓦里弄，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城市的粗貌，填满了大大小小上百家工厂，数不清的农村妇女，蹲在家门口缝牛仔裤、串珠子、剪线，而堆满垃圾的河流，则闪烁着或蓝色，或黑色的光泽。我采访过当时新塘一个镇的镇长，他很骄傲，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小渔村，什么都没有，但是过去十几年发展，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牛仔裤生产地，全世界一半的牛仔裤在哪被制造出来？在我这个城里。
新塘布满了三四线城市最普遍的各种理发店、服装店和快餐连锁，当张琴拿到了工资后，第二天就跑去理了个新发型。当时她的工厂已经停工了，要过年，漂泊异乡的打工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想法，回乡前要做一个新的发型，然后买上一身新衣服，衣锦还乡，一定要把自己拾掇的像一个城里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所以那几天工厂旁边的理发店全部排的满满当当，里边各种五颜六色的新潮发型，他们的衣服质地粗糙，样子又是特别土的那种时髦，就是soil fashion，可以想象，当红黄紫色的各种卷发，走在村舍的田埂上，那会是一个很黑色幽默的景象，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脉搏。
张琴在理发店里认识一个叫阿杰的理发师，是一个小男孩，俩人见面有点打情骂俏的意思。我猜张琴有一点喜欢阿杰，我就问她，“阿杰还挺帅的。”她很敏感，说阿杰已经有女朋友了。她做头发时阿杰建议她搞像洋娃娃似的卷发，她说那就搞吧，我看她的那个害羞的反应，他可能是真喜欢阿杰。
搞完了头发以后，张琴走在大街上，找我们的镜头给她拍，我注意到她第一次偷看了一眼摄像机，可能是不自觉的，她对摄像机已经很适应。那真是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那一刻她其实是最自我、最真实的青春年少，她很满意这个芭比娃娃的发型，更反应了一个16岁女孩的小虚荣，她希望这个世界看着他，她希望这个世界觉得她很美。我觉得这个瞬间很珍贵，因为与她平时在工厂里故做成熟，以此保护自己的状态完全不同。
张琴其实没有太多花钱的地方，因为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花钱。工人最大的娱乐就是出去吃个宵夜，烤个串。到了周末，大部分女孩都会去男朋友那，年纪更大的，结过婚的，就特别能省，就在寝室里睡觉，然后洗澡洗衣服，非常无聊。但是张琴总会抱怨自己的钱很少，睡在她上铺的一个女孩叫阿玲，她们总会躺在一起，计划着将来要开个服装店，但是天知道明天一刮哪阵风，把说的全吹跑了。只有一件事，张琴坚持坐下来了，那就是寄钱给外婆，每个月都寄三四百块钱，她当时工资是一千多一点。
那段时间张琴整个人都很迷茫，她觉得一直这么玩下去也不是个事，因为没法继续上学了，她又被同学叫到深圳。这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她开始抵触我们的拍摄了，很不想我们跟着她。我们一下深圳火车站，他就说要去找朋友，不让我们跟着，对此我已经习惯了。很多时候，都是他不让拍了，我就先努力一下，然后她就软下来。但这次最糟糕的是，她实在不让我跟着，我们再次面临着一个漂泊状态，我就一直坚持，至少要知道他会去哪，跟哪同学碰头。但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后来我们就在火车站广场的花坛上，僵持了好半天，没想到她突然起身就走，我以为他是去买水，结果她一口气跑到公交汽车站，转眼就找不到人了。
我猜她一定是听同学介绍个不太光彩的工作，就把我们给甩了。一两天以后，她又打电话给我，说她是去朋友那玩了一下，就准备工作。这两天给我吓坏了，我以为这个故事线就此断掉了。但是通过话后，从拍摄故事的角度讲，我已经不是特别焦急了，因为我已经能预见到她的结局是什么。我当然很担心，因为在酒吧工作的女孩，后来会变成什么，我见过太多了。陪酒女郎、应招小姐，围绕在她身上的事情，似乎不再是学校与工厂那么简单。
那时候因为片子快拍完了，我们谈论更多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可以帮到你。但她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她只是把我们当个朋友，一没的玩了，就来找我玩，一块吃个饭，补几个镜头。因为她在外面跟几个女孩合租了个房子，每天下班也很晚，又认识新的朋友，又吃夜宵，其实跟工厂的生活模式非常像。在我看来，她只是在寻求自由和独立，这是任何一个年轻人，不论你是农村还是城市的，是否受过教育，到那个年龄，你一定会做这个事。我一直都很担心张琴，她有点悲壮，但是并不悲观，我觉得这是她应该做的事情，最起码是自得其乐。我从长辈的角度看她，更多时候是怜悯。但如果真的设身处地，从她自己的处境出发，那才是对她足够的尊重，但我们总用一种假设自己全知全能的眼光来看她们。
在大工厂时代，失去联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是永恒的主题。影片拍摄完成后，张琴去了湖北打工，然后又回到深圳，清洁工、服务员，她都干过。我一直都在劝她去上个学，不上学你永远都是这种最底层的工作，好歹学个手艺。我就把张琴接到北京，在一家化妆学校上了半年的课。然后她又不愿意学了，自己没信心，说肯定学不好，就又跑掉了，我想她现在应该是在厦门。眼下按说她已经二十来岁了，多少还算靠点谱，有了些长进。好像现在找了个男朋友，是做生意的。我就看她如果幸运，这个做生意的男朋友可以真的跟她过下去，或者还是在玩她，谁也说不准。
在这个社会上升的渠道全都被赌死，人们只会拼爹，向她这种没受过教育没背景的人，只能就认命做最底层的工作，拿最少的钱。张琴完全就是她父母的缩影，张昌华夫妇直到现在还是给人家打工，金融危机时好多人失业，工资也低。现在陈素琴就觉得，二十年来，她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总跟我念叨，她把女儿给养丢了，她不愿看到自己的儿子再这样，所以趁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萧条期，她就回去照顾儿子了。她儿子很争气，成绩好，考上广安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陈素琴就回去在县城里租了一个小房，专门照顾儿子，给他做饭，和城里的很多父母一样，她儿子今年就要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后来我跟张昌华打电话，跟他说上大学是个挺不靠谱的事，现在这么贵，上完后又怎么样，还不是要失业，因为大学里面你真是学不到什么东西。
直到最后我拍完《归途列车》的张琴一家人时，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她的父母，第一代农民工移居者，往往把一辈子的苦都吃透了。但到了第二代就不行，因为父辈在一穷二白城镇化进程中，没有积累到任何原始资本。纵观欧洲、美国或者加拿大，那些地方的移民，基本上第一代奋斗完以后，就可以在城市旁边落脚，安一个小家，哪怕不是很好，他们的孩子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城市的公共教育和生活体系，进而实现城市化。等孩子长出来就已经跟原本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完全一样，都可以平等的去找工作。但中国这一茬人，在奋斗掉大半生之后，会发现在广州、深圳这种城市网络的边缘，哪怕是某个新开发区或者郊区，都绝对买不起一个能落脚的小屋子，更别提接受稳定的公共服务，那等待他们的宿命是什么？或许就是他自己这辈子熬干后，拿回仅有的一点点可怜的工资，寄回家，让儿女有一个重新起飞的可能性。就像我在工厂里拍成群的人坐在工位，没日没夜的干，就像一块电池似的被放在机器面前，驱动着庞大的流水线，制造衣服、玩具和各种的家电，等电量耗干，他们会一下子被抽掉原型，抛回农村。
范立欣简历：范立欣是中国首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奖两项大奖的一位导演。范立欣从事电影纪录片创作始于1998年。他在2003年剪辑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得了英国皇家纪录片学院奖和美国电视文化艺术贡献奖。2006年初，范立欣任中方制片人参与了加拿大电影局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沿江而上》拍摄。该片在温哥华电影节上荣获“加拿大最佳纪录片奖”，并获得2008年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