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玻璃门”

大医改的背景下，中国医疗体系正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

201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下称“58号文”）后，为民营医疗机构踏入医疗体系门槛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随着改革推进，决策者的蓝图已经渐渐清晰：让民企在公立医院逐步形成医改的“鲶鱼效应”。这不仅意味着民营医院要在打破公立医院垄断、促进公立医院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更意味未来中国医疗领域多元市场模式的建立。

然而良好的愿望并未转变为结果。

在吉林、广东、江苏、安徽等多地民营医院的采访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民营医院现状并不乐观。不仅人才短板、医保准入等老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还面临诸多新的竞争压力。

“我们和政策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门，看着都给你了，可是一伸手就碰壁。”一些民营医院的经营者说。

为何民营医院纳入医疗体系的关键改革“知者易，行者难”？这一问题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医保准入实现平等难

按照“58号文”的要求，非公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将享受同等待遇，而现实与政策却存在着差距。

朝阳区作为北京市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环境最宽松的地区之一，全区民营医疗机构有575家，与公立医疗机构二分天下。尽管如此，进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只有20多家，且已有两三年无审批新的定点医院。

事实上，在58号文之前国家政策早已对民营医院放开了医保定点的申请，可是各地在执行中结果各异。

某市医保官员明确表示对民营医疗机构的担心：“谁能保证他们不骗保？”“公立医院黄了，医保资金可以挂账、核销，民营医院黄了，人跑了，留下的都是纠纷。”

即使进入医保，也不时面临出局的危险。

侯冠森这几天正忙着给医院改名。2007年，长春博爱中医院为了进农合，改名为吉林博爱医院（变成综合医院）。现在为了保住新农合，又要改回来――因为今年新农合定点要求是二甲医院，而博爱医院没有参加过评级，所以只好改回中医院，中医院的评级标准相对低一点。

“我们为什么没参加评级？因为医院评级有规模限制，综合医院评二级，年门诊量要15万人次，住院超过5000人。像我们这样一所肾病专科医院，长春地区一年不可能有15万患者。但是如果不参加评级，农合准入、技术准入等都会受到限制。”院长侯冠森说，“我觉得医院评级不应该用规模来设槛，而是应该运用技术、设备、人才等标准提高门槛，否则就可能把民营专科医院限制死了。”

让侯冠森纠结的是，他刚收到医保局文件，今年医保结算由据实结算改为按人头定额结算，而民营医院被划归与区级医院一个档次，人头费2800元，而市级和省级医院的人头费分别为六、七千元至1万元。

“1~6月，省医保在我院住院11人，产生费用金额12.5万元，如果按2800元／人，我们实亏9万多。”侯冠森说。

吸引人才难

民营医院最严重的短板，在于难以吸引优秀医生的进入。

侯冠森说，医院100多位医生，年富力强的主治医师只有一名，其他“非老即小”，副高正高和刚取得医师资格的各占一半。

“现在挖人难啊，好几个科室的主任空缺。去年、前年在《健康报》登了４次招人广告，招聘主任副主任都没招到。”九龙集团董事长孙福林说。“2004年我们开出年薪30万的条件，很诱人。但现在这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了。在公立医院年薪10万的人才也不来，因为他们还有别的收入，虽然明面工资不高，实际收入会高于民营医院。”

“多点执业”曾被视为民营医院“真正的春天”。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点执业”落实还比较艰难。不少医院会设置各种障碍，阻碍自己最好的医生多点执业。一些民营医院的经营者表示，即使自己私下求人做工作，公立医院的院长也不愿放人。

“多点执业在公立医院院长那里根本通不过。医生是我的人，怎么能让你走呢？带走病人跟自己竞争怎么办？”侯冠森说。

“不只是收入，公立医院能给医生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平台。而民营医院在出国、科研、职称晋升等方面都没有保障。”东莞广济医院副院长黄俊河说。

相比大型公立医院和教学医院，民营医院很难得到大的科研项目，而没有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直接影响医生的职称评定。

苏州九龙医院院长刘峰原是《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常务编委，到九龙医院后，编委的头衔可能很快要让出来。“到了民营医院后，科研项目少了，科研学术地位很难再有进展，在学术界就会被自然淘汰”。

“很多细节都能说明，当前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存在着诸多不公平。”苏州九龙医院院长刘峰说，如制订各种医疗规范、服务标准，从来都是公立医院专家参与，而民营医疗机构的专家难以参与其中。

在医疗监管中，实际上也是公立医院监管民营医院――卫生系统只召集公立医院专家形成专家组，拿出监管标准，并以此来监管所有医疗机构。

“这是不平等的，似乎民营医院就没有人才了。实际上，公立医院同样存在不规范的地方，我们比他们更清楚。在医疗行业的监管过程中，希望能有民营医院的声音，参与相互的监管。”刘峰表示，民营医院很乐于接受监管，只是希望有一种平等的地位，否则民营医院永远“处于屈服的状态”。

公立医院的挤压

一些民营医院的经营者对公立医院改革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医改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从而带给民营医院更多的市场空间。然而，近年来一些大型公立医院不断扩张，对市场形成新的挤压。

“公立医院过去被定位在两端，高端搞科研教学，低端搞基本卫生服务，现在公立医院低中高通吃，民营医院生存空间被蚕食得差不多了。”广州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对当地一家大型公立三甲医院不断扩张倍感压力。

苏州工业园区九龙医院董事长孙福林对此深有同感。孙福林是苏州人，办企业赚钱后，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回报家乡，碰上园区招商办医院，他就欣然同意了，因为当时园区只有几个乡镇医院和社区医院，没有上规模的医院。

九龙医院首期投资6.5亿元，2007年投入运行，开设床位1100张。“第一年亏损7500万，第二年亏3500万，第三年亏几百万，第四年扯平，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可今年国家药品大幅降价，在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但对民营医院没有补贴，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公立医院的药品损失主要由药厂和政府承担，而医院没有多少损失。我们直接和药厂打交道，就靠挤压药品的利润养活医生。”孙福林说。

5年前九龙医院的条件在当地是最好的，现在其他医院都赶上来了。“政府在不断地投入。公立医院一直在扩张床位，高端VIP床位也在开。”孙福林说。香港公立医院的VIP病房，收费比私立医院要贵一倍；而大陆的VIP病房收费并不高，挤占了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在不仅有一定规模的民营医院生存艰难，面向基层的中小医院生存也相当艰难。安徽霍邱县叶集镇四方医院是一所面向乡镇的股份制民营医疗机构，实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后，国家对政府举办的乡镇医院和社区医院都有补贴，他们的药价很难低于这些公立医疗机构，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除了医疗资源被公立医院直接挤压外，在一些配套政策上，民营医院也无法跟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

北京安定门中医院院长刘文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作为民营医院，在立项审批和土地使用上也很难与公立医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北京市，只有在五环以外地区，才允许批建新的民营医院，因为，五环以内的新建医院土地规划已被公立医院占满。地理上的限制，无形中令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打了折扣。无奈之下，刘文华只能在北京市二环附近租用了一幢六层的小楼，一年的房租130多万元，再加上70多万元的税收，200多万元的支出几乎是医院的全部利润。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民营管理分会提供的数据，中国民营医疗机构大多投资额不高、规模相对较小。资产在3000万元以上的仅占7%左右。资产在100万~500万元最多。过于这些小的民营医疗机构靠“便宜”取胜，药品不断降价和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这些民营医疗机构生存越发困难。北京市朝阳区574家民营医疗机构，目前的状况是，1/5过得不错，2/5可以维持，2/5生存艰难。

政策仍需落实

58号文已经出台已近一年，但是目前出台配套政策的省份并不多，与民营医疗机构的期待值差距很大。

“按58号文意见，想开办医疗机构，只要具备条件，主管部门就应该批，可现实是，朝阳区几十上百家民营医疗机构在那儿等着。如果按区域卫生规划，现有资源已经饱和，往哪儿批呢？”北京市朝阳区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秘书长赵锡银说。

“好的政策，如果缺乏细则，就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认为，中央政府对多元办医的认识上已经在制度层面上有了很大变化，58号文不仅要还民营医疗机构一个公平，而且把多元办医作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必须依赖的一支力量。

“这个制度设计是很超前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央和各省是不是能有效地协调，各地在执行58号文时，是不是快速、准确？”

刘国恩建议，当前有两件事情需要尽快落实。第一件是地方政府应参照58号文，对当地卫生事业进行整体设计，并积极与社会力量一起交流、讨论、对话，鼓励民营资本积极进入；第二件是无论对新办非公医疗机构还是参与公立医院改制的非公医疗机构，首先解决其两个成长条件：一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都参与的医疗机构的医生，不会因为服务主体性质的变化、所有制性质的变更，丢失原来的专业地位和职称；二是在医保埋单的问题上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让百姓看病的服务平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5~10年内，民营医院发展势头挡也挡不住”。

相比大型公立医院和教学医院，民营医院很难得到大的科研项目，而没有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直接影响医生的职称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