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需要国企

国企的本位是同时具备盈利性和公益性,而中国的国企,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公益性体现在普通公众的感受,如果加上政府意志,国企就要承担相应的成本,那么,盈利性就被破坏了;如果由政府承担公益性成本,那还要国企干什么

国有企业及其员工是当下中国最尴尬的群体之一。虽然他们不断狂飙突进大肆扩张,成群结队地涌入世界500强榜单,并不断由国资委出面表扬自己的优良业绩,却依然无法掩饰自身的尴尬。无论整合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投资,还是员工不明不白的待遇,甚至在公开市场举牌拿地,国有企业都要面对数不清的质疑。

国企经理人一定觉得很委屈。他们既要像普通经理人那样,面对大股东的业绩要求,又要像政府官员那样,满足上级的政策需要,还要像所有的企业一样,随时面对媒体的质疑。他们好像很强势,又好像很弱势。换在十年前,国企基本上是落后的代名词。

现在乾坤颠倒,国企已经比外企更牛气。但国企依然尴尬。只要国企存在一天,它就必须面对人们的如下提问:

什么是国企?为什么会有国企?国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谁真正需要国企?

何为国企

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国企是指一国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它同时具备盈利性和公益性,既像一般私营企业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也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反映政府的意志,同时还要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例如经济安全或国家安全。

在美国,一种产业国有化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投资过于庞大,获利不易或回报期过长;二、国民经济需要这种产业来带动其他产业;三、私人控制具有某种危险性。这都是老生常谈。不过在美国,这些条件实际上也不严格,只是有一个起码的门槛,政府不能随意设立国企与民争利。

但即便有了这些条件,国企也还是免不了尴尬。单看盈利性和公益性,就是一对矛盾。盈利要体现在财务报表中,是赚到手的真金白银;公益性则以普通公众的感受为依归,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如果再把政府意志加上,那就更为复杂。体现政府意志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国企承担成本,那么,盈利性就被破坏了;如果由政府承担成本,那还要国企干什么?直接外包给私企不就完了?

至于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也是不容易成立的理由。美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都是私人企业,如波音、麦道、洛克希德等公司,连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也大量外包给私人企业,好像美国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受到这些私人企业的什么威胁。相反,这些私企还为美国军队提供了最精良的武器和最好的服务。

经济安全就更不足道。美国包括粮食和能源在内的战略物资都由私人公司控制,好像美国人民也没缺过吃少过穿。倒是中国的央企,赚了钱是自己的功劳,亏了钱就要纳税人填窟窿,看起来更像在破坏国家经济安全。

这种尴尬,其实到处都有。美国于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分别设立了两家国有企业,名叫房地美和房利美,媒体戏称“二房”。设立这两家国企的目的,是将政府信用注入住房按揭市场,以帮助美国消费者买房置业。拿以上三个条件衡量,“二房”是一条都不符合。但国会通过了法案,国企还是照设不误。近四十年来,“二房”倒是把盈利性和公益性平衡得不错,既赚取了高额利润,令股东满意,又压低了住房按揭利率,令购房者满意。同时,也实现了国会赋予的职责,用廉价资金支持了住房市场。记得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明星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就曾经重仓房利美,并获得可观收益。

可惜,一场金融海啸令神话彻底破灭。“二房”成了美国纳税人的大包袱。两年不到,“二房”已经拿了美国纳税人1450亿美元救命钱,却仍命悬一线。最近,房利美又要求政府再给84亿美元。做了那么多年优秀国企,今天却不仅让投资人亏光了本,更让纳税人大口吐血。美国人是否后悔当年设立了这两家国企,我们不得而知,但“二房”的惨痛经验至少告诉我们,国企也是可以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

国企价值何在

国企的存在有没有价值呢?很难说。有些认为有,有些认为没有。如果国企是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只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宏观方面,应当有利于国家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微观方面,应当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普遍化和均等化。又或者,国企能够盈利,为政府提供额外的财力。且不论代价若何,要做到这几点,一个国企才算得上有价值吧。

其实,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国企。西汉武帝年间,由于连年征战导致财政困难,武帝刘彻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建立国企垄断了盐铁生意,导致盐铁质量下滑、价格暴涨,再加上其他针对富裕民众的掠夺措施,文景之治下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很快便破坏殆尽。

刘彻此例一开,历代皇把开国企做生意当成搞钱的好办法。一到宫廷收支困难,便开始打行政垄断的主意。到了明清两代,户部吃税收,内务府吃国企,就成了通例。国企变成了皇家小金库。

历朝历代,国企都是统治者的赚钱工具。只是到了现代,人们才提出上述的两个新任务,即宏观经济稳定和公平分配。实际效果如何呢?

在2008年的一片哀鸿遍野中,国企奉命投资,的确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对于缓解农民工失业返乡潮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2009年中国经济能够率先复苏国企是立了大功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关键时刻还是亲儿子靠得住”的说法。

麻烦在于,宏观经济稳定本身是短期政策,而国企是长期存在的。用长期存在的国企解决短期政策问题,无异于杀鸡用牛刀。见效不难,惜乎成本太高。一次救市形成的坏账,也许要用许多年才能消化。而保留国企的成本,主要还不是低效投资,而是对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破坏。如果再把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也考虑在内,成本便越发高昂了。

更何况,国企尤其是央企能有今天的表现,与当年大量撇除坏账是分不开的。在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接手了超过2万亿元的银行坏账,这些坏账实际上都由纳税人买了单。1998年后,中国通货紧缩之严重,相信过来人都有清晰记忆。今天为救经济出了力,当年也差点将经济拖入灾难深渊,最多算功过相抵,实在没什么值得吹嘘的。

国企行为失控则是更大的问题。表面看来,国企所有权属于政府,理应根据政府的意志决定企业行为。但事实上,由于委托链条过长,各种管理关系复杂,国企行为偏离政府意志是更常见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地王央企造”。政府为了救经济,将“四万亿”投资和信贷资源大量投放给央企,希望央企加大在实体经济的投资力度,但企业作为利益主体,显然更希望投入高回报项目,于是便出现了央企扎堆土地“招拍挂”,接二连三制造“地王”的局面。甚至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央企便在一天之内于北京制造三个“地王”,直接刺激了房价的新一涨。

如果既不能在宏观上稳定经济,又不能在微观上改善收入分配,那么,国企还有什么价值呢?国企的存在,到底对谁有利?

谁真正需要国企

国企财大气粗,待遇优厚,不难想见,起码国企经理和员工是需要国企的。至于政府,国企的存在至少是喜忧参半,好处固然也有,坏处却也不少;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国企只意味着更大的负担和更多的不公。

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悖论。为了公共利益而设立的国企,却成了其员工的自留地。我们要问,国企还属于国家、属于全民吗?抑或它们只在名义上属于国家,而实际上早已沦为内部人控制的企业怪物?那些拥有行政垄断特权,已在某些行业称王称霸甚至独家垄断的央企,是否已在事实上绑架了政府政策?

看起来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的确,最赚钱的央企已大多上市,在资本市场上卖掉的股票也都有明确的所有者。这些企业已经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建立了至少形式上非常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例如,它们都有董事会和监事会,都遵守定期报告制度和重大事项公告制度,也面对投资者答疑解惑。看起来,它们与民营上市公司似乎没什么区别了。

经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这些企业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如中石油连续两年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许多人因此断言,国企也能搞好,只要建立公司现代治理结构就行,看看我们央企的财务报表!他们甚至进而推论,国企既然属于全民,那么,国企的成功,自然也就属于全民。但这不过是幻觉而已。

上市并不代表什么。上市只是提高了股票流动性。上市当然需要满足各种条条框框,但归根结底,这些都不过是形式而已。真正能够证明国企也能干好的,是开放的市场竞争,并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也只有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国企才能证明自己真正创造了价值,而不是仅仅享用了垄断租金。

显然,没几个国企符合这一条件。而那些最赚钱的央企,无不在行政垄断行业经营。他们拿着免费获取的资源,极其廉价的信贷,以及来自政府的或明或暗的帮助和支持,才取得了看起来耀眼的经济绩效。事实上,由于排除了民营企业的竞争,他们提供给社会的其实是负价值,是对财富的损害而不是促进。

根据现代产权理论,企业产权一定要明晰到个人,才能认为一个企业具有明晰的产权结构,而有了这个高高在上的产权结构,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建立具约束力的治理结构。反之,如果企业由政府控股,其他投资者并无实质性发言权,那么,即使公司已经上市,产权也仍然是不明晰的。明晰的只是股权,而不是产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可能以投资者的利益为依归,因为这些企业要依靠政府授予的行政垄断权才能存活。

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若干年前,坊间曾一度流传手机要推出单向收费,结果在香港上市的中移动应声暴跌。这表明投资者并不信任中移动的运营能力,来自政府的保护稍有弱化,企业价值便会下降。也许证券分析师们能告诉我们,中移动免费获得且不再增加的牌照,在其总市值中占多大比重。看看欧洲3G牌照的昂贵,就可以知道那不会是小数目。

另一个证明来自最近。坊间流传石油进口可能放开,中石油有关人士立刻站出来否认消息,并再次为石油进口垄断权辩护。我敢断言,如果国务院今天宣布放开石油进口,明天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股价就会暴跌。跌多少取决于当时的市场气氛,但幅度决不会小。

市场经济不需要国企,至少不需要以谋利为目的的行政垄断性国企。事实上,政府也不需要国企。为了维护国企,政府支付了极高代价。这包括牺牲大量的税收,因为如果放开市场竞争,经济增加值会大大增加,相应税收也会增加;还包括巨大的投资风险,因为国企一旦亏损,就必定要求政府救援,2008年,巨亏的东航就拿到了政府的巨额注资;最后,则是可能极其巨大的社会风险。

国企垄断排斥了民营企业的竞争,消灭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大学生占人口比例仅7%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不如印度,然而,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却极其困难。究其原因,在于所有行业要么投资饱和,能提供的职位有限,要么央企垄断,无法提供职位。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会成为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如果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很多,那就几乎肯定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将进一步提高维护国企垄断的成本,因为政府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和金钱来解决失业大学生的问题。

最后,假如垄断行业都能放开竞争的话,民间资本就找到了出口。相应地,涌入楼市的民间游资就会减少。最近一年多,这种疯狂地房价上涨,便不会出现,小小的房价也就不会变成头号政治问题了。

结论是,国企垄断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沉重负担。除了国企员工,没有人需要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