拦驾跪访难见青天

拦驾，古代一般称作“邀驾”，邀就是阻拦的意思。北魏时期的官员奏疏中，已经提到了邀驾申冤，拦驾的实质，是跳出既定程序，直接向更高级的权力机构和官员申诉，这有一个专门的术语：越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上访。

历史上有拦驾申诉成功的例子，康熙第二次南巡时经过徐州，当地的士大夫陈肇宪事先获得消息，埋伏在路旁。当康熙的仪仗路过时，拦住车驾，上疏陈述当地百姓生活艰难。奏疏递送到了康熙手中，事情也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不过，以圆满收场的拦驾上疏、申冤的例子不多，反面例子倒是不少。同样是康熙，在南巡路过宿迁时，看到夹道申诉的民众，便明令侍卫不得收取沿途民众的申诉，以防止申诉者心存侥幸。类似的看法，比康熙早700年的王安石也有，曾有某地老百姓因为赋税太重而集体进京，拦住宰相的马，申说赋税太重生活困难。主政的王安石对此置之不理，认为老百姓不过是仗着人多希图侥幸。

拦驾之难，首先在于见面不易。帝王和大臣平时端坐宫中、府中，卫兵层层把守，极少和百姓当面接触。当然也有例外，女真族刚建立金国时，草创伊始的各种制度都很简陋――京城里老百姓车马往来，可以从朝门前经过，毫无限制。碰上未解决的讼案，民众可以很便利地拦驾申诉。谁知女真族很快学会了中原王朝的威仪和礼制，拦驾申冤的好景便一去不复还了。

宫中、府中不能见到，那么出行或有机会？其实谈何容易。先不说有万历皇帝这种三十多年都没离开紫禁城一步的宅男天子。万历皇帝的伯祖明武宗倒是酷爱出行，但他关心的是行军打仗飞鹰走狗，对于伸张冤情扶助小民一类的事情毫无兴趣。当然，这都是极端的个例。但一般的帝王和大臣出行，都有仪仗跟随，古人称为卤簿，此外往往还要事先清道回避，以保护安全、宣示威严，一般小民无法接近。以唐代为例，皇帝出行时，大驾卤簿，按照史书上的记载，有1838人，分为24队，列为214行。小仪驾1500人，分为24队，列为120行。和后世相比，唐代的皇帝出行简直算得上轻车简从，宋朝以后的驾卤簿一般都在一万人左右，宋太宗赵匡义有一回出行，大驾仪仗中的光步兵和骑兵就多达19198人。

皇帝如此，大臣怎么样呢？清代的巡抚是一省民政长官，出行时的排场也极庞大。开头是两人左右并排走，每人扛着一根棍子，棍子前头挑着一面铜锣，后面挂着一面写有“金鼓”二字的大旗。这二人的锣声一响，就表示长官驾到，行人让路。锣后面跟着一大串扛高脚牌的，开头是两对，写着“肃静”、“回避”。后面跟着若干对，如果巡抚是长官出身，一对就写着“举人”。如果是进士出身，又有一对写着“金石”，后面一对又一对，从官员开始做的官起，一直到现在的官为止。做过多少官，就有多少对。高脚牌后，是8对执事。然后是拿着帅字旗和武器的兵勇，扛着令箭的皂隶，带刀的包围、巡捕官、轿夫等。官员的仪仗，是依照品级定的，巡抚下面的官僚，虽然不这么煊赫，但威势也可以想象。庞大的仪仗队加上清道，拦驾申冤，并不如一般小说、戏曲中所展示的那么容易。

以上还只是技术方面的困难，此外还有法律和政治层面的障碍。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案件必须经县、州、大理寺、尚书刑部逐级上告，越过这些司法诉讼程序上诉，就是越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上访。政府对于越诉的态度很暧昧，往往表面上容许它的存在，彰显政府的道义责任。又在事实上对越诉设置障碍，唐代就有规定，越诉者和受理者，各笞四十。拦驾者如果冲撞了皇帝的仪仗，可以判处绞刑，这已经是视同谋反了。后代的帝王中，朱元璋最初对此颇有兴趣，渐渐也不耐烦。明朝后来更是有过不问对错虚实，越诉者一律发配充军的规定。

明清时期，随着进京越诉的人越来越多，政府的管控力度也越来越大，大部分越诉案件都发回地方重新审理，越诉者辛苦一场，得到的结果无非绕回原点。而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政绩，甚至不惜派人专门截拿越诉者，例如有四川的民众上京控告，路过涿州时东西失窃告官。当地查验时搜到了控告用的状纸，直隶总督琦善知道后，将控告者直接遣返原籍，不让进京。更有专门雇用打手，殴打越诉者。尤有甚者，在上者有心主持公道，负冤的百姓也冲破层层仪仗得以申诉，事后不免反遭地方报复，甚至身陷囹圄。

（摘自《博客天下》 图/黄煜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