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综述

论文摘要：基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可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认识，政府有关部门要求职业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注意到了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关于“双证书”制度的研究，大多“就事论事”，关注该项制度的意义、现存问题及完善措施，而很少对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反思和质疑。从批判性视角切入，运用历史研究法、质性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是相关研究可能的创新与突破点。

论文关键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教育；“双证书”制度；批判性思维；研究综述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和国家认为我国职业教育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从业者没有技术、技能方面的资格要求，于是提出了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构想。九十年代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工作提上日程后，国家法律、政府文件都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推进“双证书”制度的建设工作。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双证书”制度作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举措。尽管两项制度已实施多年，但总体感觉实施效果不佳，与制度设计的初衷有相当的距离。我们不禁要问：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果真是一种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吗？“双证书”制度究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还是指挥棒？所以，检索相关文献，开展相关研究，是一项既具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意义的重要工作。

一、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联系劳动就业和教育培训的桥梁和纽带。当职业资格成为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条件时，自然会激发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动机。另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原本就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试成为职业资格制度内容的那一刻起，职业资格制度就具有了教育的属性和功能”。甚至有学者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特别是职业培训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早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刚刚提上日程的1994年，就有学者撰文，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契机。

括而言，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互动关系说”，一种是“辩证关系说”。

“互动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北京教育科学院原院长马叔平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究员邢晖，二人共同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教育学科国家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研究》（课题编号AJA010029）。他们认为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是分属于教育培训（人才培养体系）和劳动就业（人才使用体系）两个不同领域的社会现象，但由于他们共同服务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就业这一根本目的，因而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或者说内在统一的关系。就业准入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首先，职业标准的建立为职业教育目标的确定、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的选择提供了依据。职业技能鉴定有利于客观、公正、有效地评价职业教育的质量，有利于改进职业学校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次，职业资格证书为职业学校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促使职业学校积极主动地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最后，就业准入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拓展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对就业准入制度的影响与作用表现在：首先，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提高不是“考”出来的，而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培养”出来的。所以，职业教育是就业准入制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其次，职业学校承担着组织学生接受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工作，有的学校还要承担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任务，所以，职业学校是我国推行就业准入制度的一支重要力量。最后，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动了就业准入制度的完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里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教育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主要是指正向的影响及作用，这与我们通常对互动一词的理解是一致的。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作用亦有正负之别。所以，将职业资格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定位于积极影响和正向作用的互动关系，笔者总感这种观点有失公允，有偏颇之嫌。于是，当有学者提出“辩证关系说”时，笔者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刘春兰认为不能只强调高职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联系，而忽视二者的区别（职业分类和职业标准是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起点，职业资格证书是这个制度的终点。高职教育则以学历证书教育为主，专业分类和教育标准是国家学历文凭制度的起点，专业教育是这个制度的主体，学历文凭证书是这个制度的终点。）以致高职教学走入误区：在实践教学中，用职业技能鉴定大纲取代实训大纲，仅仅强调具体操作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在理论教学中，曲解“必需、够用”原则，降低教学要求，使学生未能掌握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霞晖提醒我们：在看到职业资格考试对高职教育的促进作用时，也要看到前者对后者的反拨作用，如可能会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助长学生学习的浮躁心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副教授蓝欣等亦警示我们：职业教育存在片面追求职业资格，将职业教育演变成新的“应试教育”的危险。

相比较而言，辩证关系说更令人信服，更有益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正如刘春兰所言：探讨联系，是为了将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更好地融入高职教育，实现二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使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更加鲜明。发现差别，是为了不降低高职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了让高职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这两种有着不同使命的教育，都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二、关于职业学校实行“双证书”制度的研究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决定性的。所以，政府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双证书”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推进“”制度。学者们关于实行“双证书”制度必要性及重要意义的论据，除了其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及提高就业率，其他与前文“互动关系说”有关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职业教育影响及作用的观点大同小异，故此处不再赘述。以下将对该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完善的对策研究进行综述。

（一）现存问题

“双证书”制度的实质是将职业标准融入课程标准，实施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目前，多数职业院校的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未能有机融合，存在“两张皮”的现象。经检索，笔者发现与“双证书”制度相关的职业院校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两个方面均存在问题。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存在的问题，除了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范围令人质疑、职业技能鉴定质量不高、证出多门，影响职业院校两种教育有机融合的因素主要是职业标准。首先，国家现行职业标准的覆盖面小，且主要侧重操作性岗位，尚未包括服务、技术和管理的复合型职业岗位。所以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及职业院校学生取证的需要，致使某些专业无证可考。这一问题在职高、中专较为明显，高职院校尤为突出。这意味着职业院校某些专业不具备推行“双证书”制度的条件。其次，有关规定为高职学生考取与自己学历层次相适应的高级资格证设置了障碍。高职学生在校时间为二至三年，职业技能鉴定不能越级报考的规定，导致学生不得不经历两次报考才能取得高级资格证。这不仅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学校教学安排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高职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的积极性。再者，有的职业标准滞后于实践，跟不上职业变化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种教育有机结合的效度。

对于具备实行“双证书”制度的专业，大多也存在两种教育不能有机融合的情况。这主要是职业院校自身的问题。除了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工作不到位，主要是职业院校的软硬件不能适应同时开展两种教育的要求，如双师型教师缺乏，教师开发双证课程的能力不足，为技能教学服务的设备、实践教学基地不符合要求等。

（二）完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有学者认为，推行“双证书”制度的前提是制定统一而完整的职业标准。根据需求，增加职业资格证书的种类，尤其是技术类、复合技能类和面向第三产业的职业资格证书。依靠行业，制定科学合理的、与时俱进的职业资格标准。

完善国家职业标准固然重要，但是，由于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所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了解决高职院校某些专业无证可考的问题，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陈兴东建议有关部门合作开发适应于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职业技能证书，并研究制定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鉴定的标准和办法。有证可考的专业如何实现两种教育的有机融合，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壮国桢提出三种双证课程融通的模式，即一体化课程、阶梯型课程、模块式课程。

关于职业院校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些靠自身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如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工作不到位，实训设备、实践教学基地不符合要求等；有些问题的解决则必须借助外力，如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双证融通的课程等。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沈凤池建议实行校企合作，充分发挥行业专家在推行“双证书”制度中的作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汝志认为职业院校可以和行业、企业合作修订、编制职业技能鉴定中不成熟、不完善工种的考试大纲及教材。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田秀萍认为应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一个由教育专家、职业专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专业认证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专业教学标准，规定专业设置条件，并对各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认证。

三、从现有研究之不足看未来研究可能的创新与突破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文献不可谓不多，笔者共检索到88篇，其中71篇是专门探讨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的，但有分量的、发人深省的文献并不多。在专门探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17篇文献中，提到应辩证看待二者关系的文献仅4篇。71篇专门探讨“双证书”制度的文献（其中5篇是硕士学位论文），仅有1篇论文对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提出了质疑。分析原因，笔者认为是众多研究者未能很好地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研究。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基于充分理性和客观事实而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评价的能力与意愿。批判性思维能深入追溯一个问题，全盘把握一个问题思考或讨论的广泛过程的各个方面，所以可以保证对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批判性思维并非仅仅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能力——它可以给出关于某一事物更多可选择的解释，并能运用所获得的新知识来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批判性思维并非是一种偏执型思维，这种批判并非“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一种基于公正立场，客观、实事求是地批判。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分析“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研究”，二者关系可能有互动的一面，与此同时，有没有一方对另一方限制或者双方互为限制的另一面呢？另外，从理论层面言，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确可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否据此就可以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呢？从有关史实来看，是不能轻易下此结论的。一方面，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已近二十年，但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我国的职业教育曾出现过基础不牢、时间不长的繁荣期，当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还处于纸上谈兵的酝酿期。所以，二者的关系绝非用一“互动”即可定论。如果在研究的起始阶段，即将二者的关系明确为“互动”，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很可能会出现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产生“为互动而互动”的问题。如为实现二者的互动，邢晖提出的对策有：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职业院校培训、鉴定、取证功能一体化。笔者认为，就业准入制度实施得再严格，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职业；而培训与鉴定功能一体化，更是违反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教考分离”、第三方鉴定的根本原则。所以，若以“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关系研究”为题，进行正反两方面的研究，可能研究价值会更大，研究效果会更好。

如果用批判性思维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以及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进行分析，我们就会有种茅塞顿开之感，值得追问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职业资格证书有证明获证者职业能力的标识作用，这种作用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是否越多越好？是否越多越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所有的职业都需要一个官方制定的职业标准吗？为什么职业院校推行的“双证书”制度困难重重？难道仅仅是观念、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有无可能是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问题？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专业与职业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打造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在有限的时间内既开展学历教育又开展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并做到双证并重，这符合唯物辩证法吗？职业院校真的能培养出与劳动力市场“无缝对接”的技术人才？企业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职责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对上述问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那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积极推进”“双证书”制度还是调整为“稳步推进”的好。

有了研究的问题，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研究，即研究方法的问题。笔者认为，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需要用到历史研究、质性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历史研究法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了解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如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当时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无变化？若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目的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有无变化？若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学校职业教育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当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学校职业教育是什么关系？后来，这种关系有无变化？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质性研究法是指在自然情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或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研究的方法。笔者认为，探寻职业院校在实行“双证书”制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离不开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田野研究、个案调查等研究手段。比如，如果研究者能到一所学校亲自参与某一专业双证融通培养计划及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一定会收获颇丰，并写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比较研究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准确界定前文提及的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专业与职业间的区别，显然得用到比较研究法。另外，我国职业院校在实行“双证书”制度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他国家的职业院校是否也在实行同样的制度？他们是否也曾遇到我们遇到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是如何解决的？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很可能会有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