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因教致贫”现象的理论阐释

教育对个人发展、民族强盛和社会进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教育本该成为促进个体和家庭向上流动的有效工具。但近年来，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却出现了因教致贫现象以及与之相伴的失学辍学现象。据《2012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知识改变命运”的希冀与因教致贫的悖谬，发人深省。

一、何谓因教致贫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比传统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具有更为优越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通过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进行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收益最广、收益率最高的资本投入方式之一。

从学理上讲，对教育的投资带来的应该是“因教致富”而不应该是“因教致贫”。在我国当前出现的“因教致贫”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制度、政策、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而出现的失常现象。具体来讲，“因教致贫”是指接受教育的社会个体因教育成本的投入而影响了个体或家庭的正常生活，并因此造成家庭经济贫困的现象。“因教致贫”又可分为“因教成贫”和“因教返贫”两种类型。

“因教成贫”是指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为了使子女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把有限的收入尽数投入到教育中去，造成家庭生活窘迫，经济拮据的现象；“因教返贫”是指家庭经济状况原本良好，因受教育子女较多或追求优质教育资源，造成家庭经济支出方向单一、额度过高从而导致的家庭经济贫困现象。

“因教成贫”或“因教返贫”现象，可能是短期状态，如果受教育者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或能够学以致用，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就会获得相应的回报，从此逐步改善“因教致贫”的困境；但教育投资存在着很大风险，如果受教育者在消费了大量教育投资之后没有得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或无法将所学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收益和回报便无从谈起，家庭极可能长期陷入困窘不堪的泥淖，无法自救。如果这种失常的社会现象长期延续，将会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极大隐患。

二、因教致贫之害

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变革、发展对社会影响至深。因教致贫是社会失范的一种表现，此反常现象不仅会影响受教育者个体或家庭的生活，更直接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1.合理社会流动受阻

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当底层人群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他们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因此，正常的社会流动，可以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并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团结。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重要机制。即使在阶级社会里，通过教育来吸纳下层精英，并通过教育再制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优势地位的有效途径。何怀宏先生曾指出，“古代科举考试曾使入仕者中平民比例达到半数以上，在宋以后大多数情况下都至少保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每次科举可以使统治层得到来自民间、下层三分之一以上的新血补充。”

而因教致贫却限制和阻碍了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渠道。和社会优势群体子女相比，底层人群子女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方面本已十分欠缺，通过教育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是他们与前者竞争、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但因教而致贫，因贫而失教却中断了他们向上流动的道路。在北京高校大学生中，上个世纪80年代，来自农村的学生占到30%，90年代中期只占到17%了，现在则低于12%。这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被缩窄。此类情况在城市低收人家庭子女身上同样存在。合理社会流动受阻会使社会结构断裂，加剧社会排斥，致使一部分人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

2.阶层差异代际转移

社会分层与教育关系密切。科林斯说：“在现代美国，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已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长期以来，因教育不均等而导致社会成员阶层准入的标准和机会不均深为世人诟病，社会学家布迪厄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是文化再生产的工具，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通过教育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代代相传。现在看来，这种隐忧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通过教育使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从而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果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效果，低阶层家庭子女尚可通过教育完善自己的才能，遵循公认的规则把握机会，实现自我，改变父辈的阶层状况，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但因教而致贫，因贫而失教会使低阶层家庭子女无法获得与高阶层家庭子女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或因贫困不能利用与之同样的教育资源，从而造成教育效果的非主观性差距，进而导致文化身份的差距，最终进人较低层次的职业和阶层。客观上复制了父辈的阶层关系，形成了阶层差异的代际转移。正如《望》周刊所载文章称，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人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人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3.读书无用思想重现

社会交换理论的价值命题指出：对个体来说，其行动的结果越是有价值，他就越有可能从事这种行动，反之亦然。许多低阶层家庭希望子女通过接受教育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不料想，一人读书、全家受贫。小学、初中、高中的费用负担已很沉重，能否考上大学还是未知数，大学毕业工作如何更是前途未卜，供孩子上学就像一场赌博。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难以确定的教育收益以及实践性差的学校教育，使一些家庭对教育产生了怀疑。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一些地区滋生蔓延。据中国社科院《二一二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2012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3. 45%和4.91%，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4.社会不安因素积聚

目前中国的发展既是快速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如何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是保持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提。因教致贫带来的“教子如赌博”的教育投资风险，不仅仅是个体和家庭的风险，尽管这个风险首先是由家庭承担，但这种风险累加起来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许多人以“赌徒”的气概投入到教育赌博中时，喻示着除此之外社会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好的改变自身现状的机会或可能，这是他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当一个人的行为没有得到所期待的酬赏，或者得到意料之外的惩罚，他就会非常愤怒并有可能做出攻击性的行为”。因教致贫本身就会加剧低收人家庭的社会边缘化和社会排斥，如果这种教育投资没有回报或回报甚微，那么他们期以改变现状的希冀便破灭了，对社会不公的抱怨与生活的窘迫无望若长期积聚便可能成为引爆社会不安的导火索。

三、为何因教致贫

如欲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和矫正这种失常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首先认清因教致贫的症结所在。

1.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失衡

“任何社会成员获致某些可能有价值的事情的新能力，都必须始终被视为是其所在社会的获益。教育活动具有上述特征，其收益不具有垄断性和独享性，受教育者个体、家庭、社会、国家都将从中受益。按照“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原则，四者均应分担教育成本。但我国现行的教育成本分担体制中，个体或家庭的份额过大。“2012年，我国的教育经费共占GDP的5.35%，其中政府财政性经费占GDP的3.41%，社会资金占1. 94%。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社会资金超过2%的极少。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应由政府提供，而我国在2006年之前，几乎全由百姓买单。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个人承担一部分教育成本无可厚非。但在我国，这一部分也显过高。2012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同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人700亿元，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达到36%，大大超过《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25%的设计比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日常运行成本每生约1.4万元左右，实际上学生分摊比例达44%，而国外通常在15%左右。此外，因缺乏相关政策等原因，我国社会团体、企业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也很小。这种失衡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因教致贫的首要原因。

2.个人教育费用投入过高

持续攀升的各项教育费用也是因教致贫的重要原因。教育费用可分四类，其一是学费。近年来我国教育费用持续攀升，绝大多数家庭为供养子女读书，不得不抑制其他消费支出。据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和城镇低收人群体的子女义务教育支出，约占家庭纯收入的3/5。大学收费更高，普通大学每年学费动辄五六千元，一些名校名系高达万元。其二是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等选择性教育支出。在非高等教育阶段，出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人们争相交纳数目不菲的择校费以求子女能进人重点学校就读。其三是各级学校巧立资料费、洗涤费等名目的乱收费。据报道，2010年1月至2012年8月，两年半时间，各地和有关部门共查处教育违规收费18.6亿元。其四是因物价等因素不断增加的生活费用。凡此种种高额的教育费用可能会把大多数低收入阶层子女淘汰出局。

3.弱势群体教育成本补偿不够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占有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四个标尺。社会弱势群体对上述四种资本的占有一般都很欠缺。此外，对某种资本的占有并不一定都与社会地位直接相连，社会地位的获得是与一定的社会身份认同相对应的，这种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加偏重于个体与某社会阶层共享的价值观等主观因素，而非职业、居住地等客观因素。而教育对个人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形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现代社会里，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关系更为密切，这也是人们尽管对教育颇有微词，但投资教育之热情不减的根本原因。

在现代社会里，接受教育是一个人成为合格公民的必经之途，举办教育更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职能。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必须由国家来保证公民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从世界范围来看，学历层次划分为学前和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后中等非第三级教育、第三级B类教育、第三级A类教育共六级，各国普遍将前两个阶段视为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教育（也有部分高福利国家如北欧的瑞典等将后几级教育全部或部分免费），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社会团体、宗教组织等能够提供机会较多的奖学金、助学金，保证学生不致因贫失学。

我国也将前两级教育视为义务教育，但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高额的学费和长期教育支出的困难积聚，使我国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个数目庞大的特殊群体――贫困生。据统计，2012年全国公办高校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约占20%。虽然有奖、贷、助、免、勤等解困措施，但作用有限。民政部门的救助资金主要用于解决五保户、军烈属、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和突发性事件的救灾工作，扶贫部门的有限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农村的生产发展和贫困户的扶持，两者在资助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方面资金很少。我国社会团体、慈善组织、民间基金会等发育缓慢，还未能有效介入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救助。在此情况下，因教育而带来的贫困和因贫困而放弃教育的风险和责任绝大部分落在受教育者个人和父母的肩头。

4.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因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过分追逐是因教致贫的又一原因。因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占有状况的不同，普通阶层子女在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和工作收人的机会上处于劣势，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文化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获得社会地位的迅速提升，而优质教育资源有助于实现这种梦想。但现实是在可以选择的中小学阶段，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城市、发达地区和重点学校，体现在师资、设施、经费等多个方面，受教育者不能共享这些优质资源。普通人家的子女如果要得到优质教育，就要通过转学、择校、转班等非正常途径，拿出比正常途径多数倍的钱，负担因此加重。按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行动者对某一种特定类型资源的需求越迫切，同时得到的可能性越小，则这种资源对他越有价值；对个体来说，其行动的结果越是有价值，他就越有可能从事这种行动。因此，虽然负担加重、代价昂贵，但为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许多家庭不惜举债将孩子转往城市学校、重点学校，甚至还额外参加各种辅导班，由此造成因教致贫。

四、因教致贫之解

教育是关系民族未来和国家发展的关键一环，是实现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站在保持社会稳定、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高度来分析和解决因教致贫问题。

1.构建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马克思早在1886年就提出“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和每一个公民的真正利益”。既然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公民享有基本权利不应以贫困为代价，那么国家就应充分发挥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起实施教育的首要责任，构建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其一，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教育（此项自2006年始在全国逐步实施），并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义务教育年限。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该通过政策、经费等手段保证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其二，国家要确保教育经费投人。可以考虑制订《教育投人法》，明确各级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责，确定各级财政安排教育经费的责任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坚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4%的最低目标并逐步提高。家庭和学生主要承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教育成本，具体比例应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层次、类别的不同而科学划定。此外还要重视社会力量在教育中的作用与责任，国家可制定一些鼓励性政策如《教育捐赠法规》等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教育投人，比如成立基金会，设立奖学金、助学金，资助专项教育活动等。

2.保证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供给

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应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公平化。应加强政府作为，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从源头上治理择校费、赞助费等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缓解因教致贫问题。为此，中央要加强宏观调控，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其一，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遵循“存量在地区内均衡，增量向薄弱地区倾斜”的政策，首先实现各区域内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缩小校际差异，充分贯彻就近入学原则，以减少额外的择校费用，其次是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分配要向落后地区、薄弱学校、弱势教育单位倾斜。其二，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认真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等有关发展农村教育的战略决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的刚性差异，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实现城市教育向农村教育的“反哺”。其三，处理好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关系。办好公办学校，保证其办学水平，控制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转化成民办教育资源的不良现象，避免因一定区域内公、私立学校教育质量差异过大而导致学生被迫择校现象。

3.实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与收缴制度

科学的成本核算、适当的分担比例和公开的缴费项目是控制学费和乱收费的前提。首先，对各地区各级教育的成本进行科学核算，并向社会公布。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及民间教育中介组织，定期对各级教育成本进行评估、监控，并督促各学校向社会公布年度费用开支及成本情况，避免政府、社会和个人等方面的教育投入流失。同时要精简教育机构，厉行资源节约，控制非直接教育支出以降低教育成本。其次，应科学划定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或个人承担的比例。此点是决定家庭教育支出的关键。第三，严格控制教育乱收费行为，政府应公开各级教育阶段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禁止各项搭便车的收费行为，加大对乱收费的打击力度，减少家庭不必要的教育支出。最后，依据“不均等地对待不同者”的公平原则，对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通过减免学费、发放助学金或“教育券”等方式实行适当经济补偿。对文化资本欠缺的家庭给予辅导、补课等文化补偿，减少他们为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而额外支出的教育费用。

4.完善教育投资收益的回馈渠道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们投资教育能够获得回报。如果受教育者在毕业后能够很快找到理想的工作，其收益会弥补早期的教育投人，缓解因教致贫的家庭状况。但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上升，2001年为115万，2002年为145万，2012年规模已达到680万人，然而就业率却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委屈就业，甚至出现零工资就业，同时每年还有约占毕业生人数30%的毕业生无业可就。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受教育个体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期望相距甚远。我们首先应该疏通就业渠道，规范就业市场，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使人力资源尽快转化为人力资本；其次各级教育要准确定位，调整目标结构与教育内容，革新教育方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第三是要开展就业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观念，增强就业的灵活性，提高就业率。惟此方可健全教育投资与收益的有效链接，实现教育解困的目标。

5.引导理性的家庭教育投资

就业压力的增大和文凭的贬值并不会降低人们投资教育的热情，反而会激发更大的教育竞争，引起更多的教育投入。但是教育投资收益具有长期性、滞后性和风险性。教育的层次、接受教育的时间、教育的投入并不一定与教育收益成正比。因此政府和社会要引导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投资观念，结合家庭经济状况和学生发展水平进行合理规划、理性投资，避免无谓的浪费；同时注重孩子教育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纠正部分家长头脑中存在的“花钱买教育”的不当思想，发挥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积极影响，以较少的教育投入获得相同的教育效果。

综上所述，因教致贫现象是社会失范的一种表现，会造成合理社会流动受阻、阶层差异代际转移、读书无用思想重现和社会不安因素积聚等社会危害。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失衡、个人教育费用投入过高、弱势群体教育成本补偿不够和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通过构建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保证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供给、实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与收缴制度、完善教育投资收益的回馈渠道、引导理性的家庭教育投资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因教致贫现象。

（作者单位：湖北十堰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