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研究:以后的上海

今年是上海开埠170年。前不久，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以来的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丹麦以及中国的近60位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在新启用的上海社科院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就上海记忆与都市文化的重塑、秩序重建与上海的再中心化、都市语境与社会的国家化、城市建设、生产革命与产业变迁等议题展开密集的讨论与圆桌对话。与会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评论第一场讨论时说：“这次会议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可能是上海史研究第二波的开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第一波上海史热主要研究从晚清到民国的上海，很少涉及1949年以后的上海。”曾经在上海社科院工作20余年，如今是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研院资深研究员的杨国强很感慨地提醒道：“我们开这个会不能忘记唐振常（著名文史学者、上海史专家，1977年调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曾任研究员兼副所长），对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上海史研究以及上海学术界的上海史研究，他都有筚路蓝缕之功，如今在大树下乘凉，不能忘记种树的人。”

据了解，上海史研究这些年方兴未艾，国内外学术界以此为主题形成了卷帙浩繁、琳琅满目的著作、论文、资料丛书等，但将1949年之后的上海当代史作为研究对象，并重构民国时期的上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上海之间的断裂与延续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却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第一次。

上海的多元文化

此次学术会议筹备人之一、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认为可以用一对关键词——“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来涵盖20世纪以来上海文化的兴替轨迹。他在报告中指出：“百年的上海都市文化经历了极其深刻、复杂的变迁，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面貌，但在看似断裂的历史中又存在着不易抹去的连续性。近代上海文化是由江南文化与欧美文化融合的产物。当代上海都市文化，从表面上看，是革命文化一枝独秀，和中国其他城市并无差别，但实质上，上海并没有完全成为北京、广州等其他城市，仍然具有迥异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个性，原因在于上海独特的历史传统。”在周武看来，当代上海都市文化除了革命文化这一重构造之外，还存在着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二重构造。他说，尽管在1949年以后，上海和其他城市一样，革命文化已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对上海都市文化形态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在许多方面“再造”了上海文化。但革命文化并没有成为当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全部，由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融合而成的近代上海文化当然也并没有彻底地退出历史，上海人仍然保持着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仍然发挥着正面的影响。

日本学者、千叶商科大学副教授岩间一弘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追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在日本游客心目中的形象变迁史，他认为从二战前到改革开放时期，日本游客一直以“西式中国风”（日语所谓的“中国趣味”）的眼光来看待上海。在二战前，把上海塑造成“魔都”的日本媒体，到了1980年代以后，以同样的视线重新包装了上海梦幻。不同的是，在战前，日本享受“西式中国风”的以知识分子阶层及富裕阶层为中心，但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一般大众游客也能尽情体验了。同时，“西式中国风”一词唤醒了曾在上海盛行一时的对西洋化中国的憧憬，让日本游客在重温怀旧浪漫情调的同时舒展身心，寻一片安宁。在当今的日本，虽然“西式中国风”已不被特别强调，但日本游客仍然从上海的中国式中西融合中感受到异国情调。

上海出版业的变迁

民国时期上海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棋盘街一带的报刊出版文化，当时的出版物超过整个中华民国出版物的半壁江山。上海报刊出版史的变迁也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现任教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陈细晶在做主题报告时指出，1950年代初期上海的私营报刊业和出版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国有化，是“受到了抗战时期及战后的变革的影响。首先，中共仅仅定下原则，取缔党报，准许某些‘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统治的派和民间团体’出版的私有报纸继续出版，就相当顺利地接收了上海报业。至于其他私营报纸，中共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关停反对共产党、拥护的反动报纸；保护同情中共的报纸；不关停、不查禁中间性的报纸，但未经注册也不得继续出版。”陈细晶研究发现，可以轻而易举地接管曾与日军和政府合作的报纸，相似的，逃离大陆后留下权力真空，中共也可以轻易地接收党报和有背景的报纸。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新闻出版处负责接收上海报业。军事管制委员会认真调查每家报社的历史，并决定如何处理。根据该政策，中共接收了党报和军方报纸，其中包括《正言报》《立报》《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及《和平日报》。中共还支持重建采取反内战、反立场的《文汇报》和《新民晚报》。最后，诸如《申报》《新闻报》这样虽为私有但被CC系（陈果夫、陈立夫组建的特务性秘密组织“中央俱乐部”）控制的报纸，也为中共所接管，但史咏庚的私有股份仍保留下来。

上海社科院李志茗对建国后上海出版业的研究，正好与陈细晶的研究形成呼应关系。他通过对大量图书出版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统计分析指出：“1949年后至‘’以前，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出版业的中心，但仍然是个重镇，上海出版业在全国所占的份额至少在15%以上。然而，‘’期间，上海的出版业遭遇空前浩劫，大量优秀书籍被封存，能上市流通的不多，新出图书也少得可怜，一般只有数百种，最少的一年只有16种，这导致上海出现严重的书荒。自1978年开始，为满足人民群众强烈的读书需求，上海出版界以最快的速度重印过去长期被禁锢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工具书等，无论出书品种，还是总印数、总印张数都较‘’期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上海读者排队踊跃购书的热情，也加快了图书的流通，使上海的图书出版在短时间内就达到占全国份额10%的水平，但仍然难以企及‘’前的水平，因此说这个时期是恢复阶段。”

这个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期并未延续太长时间，就因为各种因素出现巨大转折。李志茗说，1985年—1993年为下滑阶段。1985年以后，上海出版业的增长势头不复存在，图书生产能力逐年下降，开始走下坡路，到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跌入谷底。这时期全国的图书出版也出现严重的滑坡现象，其原因是中国出版业正经历一个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阵痛期。1990年代初上海重启改革开放之后，出版业才重新迎来一个“小阳春”。据李志茗介绍，1994年至今为缓慢回升阶段。1994年以后，上海的图书出版尽管还存在着一定波动性，但总体呈回暖增长的态势，然而总印数仍然没有能够突破1980年代前期的最高纪录，只有总印张数从2010年起有所超越，由此也可说明上海的出版业并不是一到新时期就有新发展、新进步。李志茗说，反观全国出版业，自1995年以后明显有大幅度增长，并总体上呈逐年增长的态势。

1990年代的文化怀旧热

1990年代以后，上海兴起强劲的怀旧热潮，民国上海的爱恨情仇与民国上海的政治、经济史一样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张爱玲阅读热即为一例。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叶文心教授的《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等学术著作，以及王安忆、陈丹燕等人以上海和上海人为题材的小说，都让上海文化及历史中最西化、精致和复杂的面相呈现了出来。这次与会学者自然也没有轻视这一主题，多位与会者的报告涉及解放前后上海人情感表达的方式。

德国学者史通文通过对民国上海著名歌手周璇的《何日君再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人群中的遭遇，展现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史通文认为《何日君再来》之所以广为流行是缘于多种因素的巧合，比如“周璇的歌唱天才、歌曲旋律和歌词的品质，而最重要的是这首歌的影响力所造成的对其歌词的多种政治解读”。史通文介绍说，最初，作为一首传统商业性质的爱情歌曲，它的唱片销量一度高居榜首。而后，由于战时上海敏感的政治形势，其歌词被解读出抗日、卖国和等多重涵义，竟使它作为一种政治威胁而受到审查机构的非难。1949年后，这首歌由于“代表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而被禁绝。

但人们对被批判的靡靡之音背后隐含的人性表达和情感宣泄，却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旧梦重温。1980年代，台湾歌手邓丽君翻唱的《何日君再来》以一种特殊的“周璇风”回归上海，史通文对于周璇的前世今生以及不同代际的音乐记忆，充满了一种今夕何夕的感慨：“青年一代欣赏着自己版本的《何日君再来》，他们认为这纯粹是爱情歌曲，而对于它的最初版本和曾经围绕着它的政治争论并不了解。市场上新老唱片的大量发行引起了人们对于周璇的谈论，她最著名的一首歌因此被复原。”现在，距周璇去世已50多年，史通文说，正如乔纳森·斯道客所言，她被认为是老上海文化独立的标志。自1990年代早期起，伴随着现代上海的发展，产生了一股浪漫的怀旧气氛，而周璇个人生活和先前出名时各个方面的不断揭秘，把她置于这一气氛的中心。如今，周璇几乎出现于所有展示现代文化的产品和消费品领域，很多店铺都或多或少地加上了关于她生活的真真假假的故事乃至传说。

私人生活的公开化

和歌曲《何日君再来》一样，新中国前的30年，民国上海发展出来的布尔乔亚文化遭遇了系统的压制，甚至上海人在私人生活上表达感情的方式也遭到了压抑，组织出面安排婚姻成为主流模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通过对上海援建的皖南小三线八五钢厂的男女婚恋的研究发现，面对当时在这个山坳里的众多上海男青年的结婚老大难问题，工厂的党委和团委想方设法，甚至通过面向全国公开征婚的方式来缓解青年人的婚恋困境。据他的研究发现，1979年1月23日，八五钢厂的中共党委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必须从速解决男青工的婚姻恋爱问题”，“男青工的婚姻恋爱问题已成为爆炸性的问题”。同年党委责成团委开展婚姻介绍工作，并要求各车间都要积极支持介绍工作。在厂有关领导和上海青年报社的同情和大力支持下，于1980年10月10日在上海《青年报》第一次刊登八五钢厂团委为男青年寻找对象的启事。这则启事可谓石破惊天，随后小三线各企业纷纷效仿，类似的启事于是铺天盖地。在1980年10月10日启事刊登后的头10多天中，八五钢厂团委收到来自上海、黑龙江、新疆、云南、甘肃、四川、贵州、江苏、山东、浙江、安徽和江西等地的677封来信，这些姑娘中有干部、科学院翻译、演员、医务人员、技术员、工人、财会人员、大学生、教师、农场职工、公安人员和营业员等。其效果之好，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徐有威介绍道，根据这一征婚启事的作者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的回忆，当时收到的应征回信，除了、台湾没来信以外，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有！据后方基地局主编的内部情况通报性质的《后方情况》记载，在一段时间中，收到各地来信923封，填写婚姻介绍登记表637份。有些女青年是通过后方基地的各个厂在上海设立的报名点，经过选拔统一从上海到后方工作。还有一些人则是看到了登报的信息，通过写信到后方企业，经过企业对于本人照片和要求等的筛选，最终抵达小三线企业的。团委在此活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在组织女青年报名和甄别过程中尤其突出。原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回忆说：“我们把她们的照片、表格初步看一下，看适不适合，随后让可能配对的小伙子来看照片和表格。小伙子看中后，由团委征求小姑娘意见。双方联系上后我们就不管了，等成功了，跟我们说一声就可以。”据回忆，最快的一周就成功结婚了。这一细节充分折射了时代上海支边支内青年的婚姻模式。

而到了今天，知青一代却在上海的人民公园为其子女的婚恋操心，以前由单位等体制化组织承担的使命再次转移到了家庭，并且将私人情感生活再次公共化和公开化了。华东政法大学孙沛东老师通过对上海相亲角“白发相亲”现象的探析，试图分析知青一代父母的集体焦虑。据孙的调查，每逢周末和其他节假日，在面积不到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征婚父母人流量过万，他将此现象称为“白发相亲”。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回乡大潮中，成为“大龄青年”的知青一代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他们也曾在公园中聚集，为自己寻找配偶，这是“自发相亲”；20多年后，其子女进入择偶阶段，他们又自发组织了“相亲军团”，这次，他们是“白发相亲”。由“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这在孙沛东看来是婚恋模式上的一种路径依赖。孙沛东从社会学、传播学和社会心态的角度对相亲角为何形成且长盛不衰做了尖锐的批评：“知青一代在婚恋问题上曾经被‘党疼’‘国爱’，而当他们的子女要解决婚姻大事时，国家已经从私人情感领域退出，市场业已上位，婚介费用攀升，相亲、婚庆与旅游等相关产业都盯着他们的钱包。而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要么对‘剩男剩女’问题危言耸听，制造‘剩女话题’；要么利用当事人的情感需求和普通民众的娱乐消费需求，赚足注意力，从而收获更好的收视率、阅读率和更多的广告支持。再加上随缘结识、通过亲友介绍、婚介、网络和传媒征婚方式等其他各种结识异性并发展婚恋关系的方式存在各种问题，在这种社会情境下，相亲角的比较优势在很多知青一代父母眼里被突显出来。”

为期两天的会议，还讨论了新中国上海社会主义工厂里的劳动竞赛文化，“”时期上海的卫星城建设，1950年代、1960年代上海生育节制的普及化，时期（1959年—1961年）上海的粮食紧张以及应对方式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