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业融资政策及启迪

以色列科技创业融资政策作用机理分析

以色列科技创业融资支持政策的效果,可以通过创业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进行分析(图1)[4]。在创业企业早期阶段,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为负值,企业需要取得某种形式的外部投资作为补偿,保证正常运转。在技术发明阶段,政府是主要投资人。而产业化阶段,则主要依靠私人投资者。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转折点A发生在企业刚起步、资金需求最为迫切时。这个阶段,企业家自有资金、天使投资、种子基金等融资渠道所能提供的资金非常有限,风险投资还不愿意进入。一般情况下,风险投资要等到产品销售基本稳定(负净现金流不再扩大)后才会产生投资意愿。随着市场发展趋势逐渐清晰,销售规模不断扩大,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这时在经营净现金流曲线上,出现向上的拐点B,企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点A与点B之间,企业一直处于资金缺乏状态,随时可能由于后续融资不继而遭遇失败,这个阶段就称为创业企业现金流死亡陷阱(见图1)。以色列政府科技创业融资支持政策对现金流死亡陷阱发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前种子期和种子期项目的资助,使财政资金对企业的支持跨度向下游延伸,使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转折点A后移到A'。同时,孵化器计划、BIRD计划等吸引私人投资者的制度安排,有效降低了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妨碍私人投资决策的首要因素[5],信息透明度增加使私人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对科技企业的介入提前,即投资临界点由B前移到B'。两相作用,现金流死亡陷阱的宽度缩小。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融资与辅导紧密结合,引导创业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以全球视野整合产业化资源,把国际市场作为企业成长的腹地和依托。高科技企业在引进外部资金的同时,能够得到孵化器经营者、风险投资者和国际合作者的管理经验、人际网络、销售渠道等方面的支持。这些支持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各种创业风险,顺利进入市场,特别是潜力巨大的国际市场,并且可能带来经营现金流的提前改善。以色列政府强调资本配置的市场导向,坚持只承担风险,不参与股权投资和经营管理的政策边界,其合理性在于:一是给私人资本提供一种激励机制,满足资本逐利性要求,使更多私人资本能尽早参与科技创业的风险投资;二是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尽量减少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保证市场效率,降低制度成本,避免创业企业Y因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失败。

对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实际,逐步制定了覆盖科技创业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融资支持政策。如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向创业企业提供场地、融资、辅导等支持;2000年国家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为种子期创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2007年制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拨出专项资金,通过风险分担,引导创业基金投资早期创业企业;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创业板,支持创业企业上市融资。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孵化器的市场化运作[6]、对早期企业的支持[7]、对国际合作的鼓励、对民间资本的引导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学习借鉴以色列的成功经验,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不断完善我国的科技创业支持政策。(1)积极深化科技孵化器运营制度改革。国有孵化器企业要朝专业化方向发展,把单纯的物业出租业务与专业孵化器分开经营。创办专业孵化器要引入风险资本、产业资本、天使资本等,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并尽量避免国资绝对控股,实现市场化运作。同时,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和专业人才创办技术孵化器,在市场准入和政策支持上一视同仁。通过机制改革,使科技孵化器有效凝聚社会各种创业支撑资源,具有全面的孵化功能,即提供场地、参与投资、辅导创业。(2)改革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制度设计,加强创业初期的财政支持力度。学习以色列孵化器计划的经验,把基金资助与项目孵化结合起来。赋予专业孵化器项目申报推荐权,前提是对推荐项目承诺一定比例的投资,获得的基金资助可转化为股权,在创业者与孵化器之间合理分配。让政府资助在风险最大的早期阶段发挥关键作用,解决孵化器由于资金不足、风险过高而难以市场化运营的问题。财政补偿机制的建立反过来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创业企业的孵化培育,形成良性循环。(3)支持创业企业开展国际合作,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推进科技产业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化使科技创业必须具备全球化视野和思维。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整合全球科技与产业资源,才能在全球市场的大背景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产业和企业。以色列保持自身在科技研发中的领先优势,以技术拓展市场,通过国际合作实现成果在国际市场上的产业化[8]。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制造技术,产业链配套完善,加上广阔的市场空间,构成了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优良土壤。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把国外尚不成熟的技术和国内的产业配套能力、集成创新能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相结合,完全能够孵化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产业和企业。近年来,科技部在全国各地批准设立了一批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进行了有益探索。但由于国家支持国际科技合作的经费有限,对于合作基地及合作项目的财政扶持远远不够。(4)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创业资本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和民间资本投资高科技产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成功的创业企业家群体,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和民间资金充裕。第一代成功的企业家从创业开始转型投资,出现了一大批职业天使投资者,如以“创新梦工场”为代表的一些民营技术孵化器,以及类似鼎辉、同创的一批知名本土风险投资机构[9]。各级各地政府在探索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而不主导,补位而不越位。国有资本只当先行者和引路人,不要与民争利。同时,国家要适时制定和完善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结构性减税的契机,通过税收优惠引导社会和民间资金流向高科技产业。(5)强化绩效约束,防止资源错配,保证更多财政资金投入早期创业企业。以色列对成功产业化的政府资助研发项目收回投资,把收回的资金继续用于支持新的产业研发活动。这种机制通过强化受助者的责任,保证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最需要的环节。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财政资金更为紧张,应参考以色列的做法,让有限的资金更多用于支持受孵企业,有效矫正目前完全无偿资助导致的资源错配。而且,对受助项目施加刚性约束,将鼓励企业家更加重视诚实信用,并有效压缩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