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需要净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赵国玲教授在给英国学者伊冯・朱克斯《传媒与犯罪》中文版的序中写道：“传媒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的垃圾筒’，其内容充满着色情、暴力、怪诞等成分。戏剧化和娱乐性成了决定能否登上新闻日程的重要参考。”

当然，赵教授是站在这个传媒的视野下批评媒体的。平心而论，作为“社会的垃圾筒”媒体，绝不仅限于广播和电视。不过，就当前大众传媒制造的“垃圾”看，按危害社会的程度排列，电视和广播，显然“名列前茅”。

公共舆论的抨击，主管部门的制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媒体需要净化。

广播性节目的预设是“患病的一代”。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只要你一不留神参与进来，注定就是病态的。被主持人或医生恫吓，最终推销诊治机构或药品，是最可能的选择。电视娱乐节目的预设是名利双收。只要你能角逐成功，自然会有人给你包装，给你机会，给你钞票。一句话，选秀即名利。这是时下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对受众的间接“教诲”。如此势利的“导师”，从灵魂到外表，能干净得了吗？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制造娱乐和性节目的全体参编人员，当如是自问了。

不久前，笔者在《媒体的“洗耳池”今安在？》中，曾援引过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据《巢县志》记载，古巢城东城门有个“洗耳池”，池边有条牵牛巷。相传5000年前，巢父在池边牵牛饮水时，批评一代圣贤许由“浮游于世，贪求圣名”。许由自惭不已，立即用池中清水洗耳、拭双目，表示愿听从巢父忠告。后人为颂扬许由知错就改的美德，遂将该方池取名为“洗耳池”，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也由此产生。

其实，媒体的“洗耳池”就在媒体所有从业者的内心里，只要内心清洁，节目自然干净；假如经营媒体的思路出了毛病，学许由没得用，因为脑子的水是浑的，怕是越洗越浊。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一些媒体片面追求收视（听）率，不惜将受众当作摇钱树，其思路自然是有问题的。

据业内人士分析，很多电台之所以制作性节目，其实都是和性用品、性药品广告直接挂钩的。如此一来，怕是该到法规这个“洗耳池”、“洗眼池”里强制性保持自身的“卫生”了。

就像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自觉洗脸一样，也不是每家媒体都能首先考虑受众的利益。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作为广电行业最高行政主管部门的“家长”，国家广电总局教训“子女”并非有错，怎奈这有越俎代庖之嫌。

纵观海外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综艺、纪实、新闻、财经节目，安排得很均衡。虽然有涉性节目，但也没有满天空的拿性开涮；虽然选秀，也没有误导这么多青少年；虽然有主管广播电视的机构，也没见这些部门动不动颁布“禁令”叫停这个那个的。奥妙何在？也许，给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内容事先划定一个红杠是有必要的。有了具体的，再明确违规的制度性成本，严重者吊销执照，看它还敢不敢我行我素？

“国家广电总局作为国家产业管理部门，应当把握宏观。”“广电总局，你难道不能制定具体的节目制作标准吗？”观众的声音，无疑在呼唤国家对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出台一个标准。换言之，就是要依法管理节目，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禁令”封杀某个节目，找几个当事人当作替罪羊，甚至拿聘用人员当作出气筒，扫地出门了事。

正如有识之士所言：顾及到电视和电台影响范围较大，需要有关部门制定关于“度”的规定，在“度”上面做文章，而不是封杀，也不能是单纯的叫“停”。

麦克卢汉曾经断言：“信息不仅是我们最大的产业，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的教育事业。”本该是信息的载体、传播文化阵地的电（视）台，如今在一些地方成了献丑、调侃、的集中营，成了传播低俗的通道。一个民族，倘若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她还会有作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