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档案馆:行走在名人档案的征集途中

人是需要交流和感动的，成功人士也同样需要这份情感，而桐乡市档案馆的成功，正是抓住了这个环节。

2007年年底，获知茅盾先生的六大箱档案、丰子恺先生的部分档案捐赠给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时，笔者将信将疑。一位是中国文学巨匠，一位堪称中国漫画鼻祖，如此重量级人物的档案，怎么会以一个县级市档案馆为永久归宿地。于是利用赴沪开会机会，笔者专程绕道桐乡，准备探个究竟。

果然让人惊讶，《茅盾日记》原件、《茅盾访苏日记》原件、《回忆录》手稿、《人民是不朽的》翻译手稿、茅盾文艺评论笔记及读书笔记等手迹全部入馆。此外还有茅盾生前的谈话录音、照片、图书等。丰子恺先生翻译的《内山完造传》手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译稿手稿、先生为女儿制作的结婚证书以及婚礼来宾签名册、先生在世时日常支出账单、参加先生追悼会的来宾签到簿等也都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档案柜里。档案馆同志介绍，此次捐赠的档案已经整理出目录，茅盾生前档案共计1054件，其中手稿610件，计14287页，谈话录音18盒；丰子恺档案有88件。

这样的征集力度，不下一番特殊工夫显然难以成就，于是笔者与档案馆潘亚萍局长相约，如果她有机会赴京，一定要和她一起去拜访这些老人，作一次征集过程的全程记录。

“档案捐到家乡档案馆，他们会不断弄出新花样”

2008年早春三月，突然接到潘局长电话，他们已经到京，准备第二天拜访茅盾档案捐赠者、茅盾先生的独子韦韬先生，于是我们相约一路同行。

看得出，潘局长与韦韬先生关系熟稔。一篮水果、一盒点心，像晚辈探望自家老人一样温暖。潘局长告诉韦老，入馆档案已经整理出了16个专题，目前正在进行全文扫描，随时可以整理出版。此次来，是想请韦老帮忙协调，对已经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和现代文学馆等单位的档案进行复制，并将那些保存在茅公亲朋好友和研究者手中的档案也复制进馆，把“飞”在外面的档案都集中到桐乡，让桐乡市档案馆真正成为研究茅盾先生的资料中心，档案馆也可以整理出版完整的《茅盾珍档手迹》系列成果。

曾听说现代文学馆和上海图书馆一直不懈地联系茅盾档案捐赠事宜，这些都是部级大馆，威望高、馆库条件好，但为什么这些档案却最终“花落”家乡?韦老的讲述解开了笔者心中的疑团。

“其实茅公档案捐赠给现代文学馆和上海图书馆都是应该的，文学馆是全国作家的档案库，而上海是茅公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活动地。我也正准备把档案分为两份，交予两家保存。后来，家乡档案馆找到我，让我改变了主意。我是这样考虑，全国作家的档案都集中在文学馆，但针对每一个具体作家而言，文学馆可能不会有过多精力深度挖掘。在文学馆，茅公的档案是‘之一’，而在家乡档案馆，这些档案却是‘唯一’。家乡热爱茅盾、研究茅盾的氛围很浓，连小学生都对茅公有很好的理解。茅公祖居这里，骨灰也安葬于此，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桐乡无疑是研究茅公、关心茅公、保存茅公档案和文物的最好地方。再说，桐乡市档案馆也很不简单，他们的执著感动了我。这些东西交给档案馆，有很好的保存条件，还能整理出版。捐赠时间不长，‘茅盾珍档手迹’《留苏日记》就已经出版发行。家乡档案馆会不断弄出新花样，让档案发挥更好的作用。我相信，档案回家也是父亲最想看到的结果。我终于可以为自己26年整理父亲档案资料的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韦老对档案工作也颇有见地，他说：“国家对档案工作很重视，但市县级的档案宣传工作还不够，桐乡市档案馆征集家乡名人档案，这个方向是对的。每个地方都有各自值得保存的人物和事件的档案，如果各地都积极开展征集工作，全面开花，中央不足，地方补充，就可以形成档案保管的层次，这样我们国家的档案就全面了。”

六大箱档案进馆后，桐乡市档案馆马上进行了整理。尽管韦老很细心，已经对一些档案进行了分类，但深入细化的整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更加谨慎小心。一周后，档案馆就把完整的目录交给了韦老，他非常满意，对这些档案的归属也可以放心了。潘局长告诉笔者，今后，《茅盾珍档手迹》系列丛书将会陆续出版，而且馆里也正在培养自己的茅盾研究专家，有那么丰富的一手资料，档案馆自身小开展研究就太可惜了。我们辛辛苦苦搜集档案，不是为了让档案在库房里睡大觉的，一定要开发利用起来，发挥档案的社会功效。

“征集工作是需要方法的，要培养感情，不能急，要慢慢来”

显然，开展名人档案征集工作的第一步是要与他们接上联系。

潘局长说：“我很幸运，家乡人杰地灵，走出了许多全国级甚至世界级人物，茅公和丰子恺先生之外，还有摄影家徐肖冰、篆刻书法收藏家钱君句，出版家陆费逵、著名越剧演员茅威涛、名模陈娟红等，他们是桐乡的一笔财富。桐乡是茅盾文学奖的永久颁奖地，我原来在文化局工作时，就利用这些机会与名人的后辈或本人有过一些接触，当时就想，如果把记录他们工作和生活情况的文物、档案收集起来．该是多么珍贵啊。2004年我调到档案局工作，正好有了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于是就筹备了一个‘情系家乡档案征集展’。我们首先向所了解到的数百位散住在全国各地的桐乡籍知名人士及后人发函，向他们说明了家乡档案馆征集名人档案的意向和范围，希望他们支持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时隔不久，竟然收到128封回函，而且大多数人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样的效果鼓舞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与他们进行深入沟通。”

潘局长接着说，“征集工作是很需要方法的，要培养感情，不能急，要慢慢来。比如征集丰子恺先生的档案，当时先生的女儿丰一吟正在上海家中利用这些档案撰写父亲传记，我们登门拜访时看到，她为了撰写这部书，收集了很多资料，自己还专门做检索卡片，这些基础工作当然会占据不少时间，她最迫切的希望就是有人帮她整理。见到这种情况，我们并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征集档案的事，只是提议，派馆里一位年轻同志到忙，而且吃住自行解决。丰女士考虑再三，还是嫌麻烦没有同意。不过她很愿意将手中暂时用不着的材料，让档案馆拿回去整理。就这样，我们把一份《侍父日记》带回了桐乡。这是丰子恺先生去世前在上海龙山医院治疗时子女照顾父亲的日记，每天的用药、饮食，说什么话，都很详细，但字迹有些潦草。日记拿回档案馆，我们立即派专人进行整理、打印，并很快装订成非常规矩的线装本送到上海。丰一吟很感动，档案馆的认真和效率让她始料未及。不过通过这件事，老人对档案馆的确多了一份了解和信任。她对我说，你们给我点时间，我找找看。这之后，我们每次登门拜访都颇有收获。老人平常整理中发现合适的档案材料，也会发短信告诉我。她还专门带外甥来档案馆，说要认认路，以后有东西可以及时拿过来。”

成功征集到茅盾和丰子恺两位大师的档案，是桐乡市档案馆征集工作的得意之笔，这让他们对下一步工作开展充满了信心。目前，档案馆正在寻找征集工作新的“突破口”。潘局长告诉笔者，“两次成功征集起到了无声的宣传作用，这就像是活广告，现在不用我游说，大家已经知道家乡档案馆的诚意和意图了。我们档案馆还编辑了一本内部季刊《桐乡档案》，利用档案介绍桐乡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定期邮寄给居住在全国各地的桐乡籍成功人士，很受欢迎，也由此密切了我们和他们的联系。”

笔者一路目睹桐乡市档案馆的征集过程，也颇有感触。人是需要交流和感动的，成功人士也同样需要这份情感，而桐乡市档案馆的成功，正是抓住了这个环节。尽管如今拜金主义已不少见，但财力并不是征集那些“重量级”档案的唯一渠道，桐乡市档案馆借助名流对家乡的热爱，对文化传承的责任，用自己执著的态度，细致周到的体谅，专业高效的服务，让他们感动，进而信任，进而放心，进而心甘情愿地将多年的珍贵档案交到档案馆保存。事在人为，桐乡市档案馆的经验，或许能给业内同仁一些有益借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