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应用研究

[摘要]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形态纳入分析范畴，为各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人文地理领域的应用也日渐增多。本文在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类归纳评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不同分支研究领域的应用主题和方式，并就研究的深度、广度、影响力进行国内外对比。研究表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一致看待及其通过转译过程解析网络关系的研究模式，除强化了经济地理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之外，也为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地方发展、政策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引入该理论的人文地理研究引用频次高，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目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的直接套用，极少涉及分析框架改进和理论思考，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研究仍有差距。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 人文地理 述评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4）-4-340-2

1引言

伴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北美人文地理学以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尺度转向（Scalar Turn）为特征的第三次重大理论转向，人的主体性日渐受到新兴研究的重视。空间不再是一个工具性的容器，而被视为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Masseyet al， 1999）。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结构”（Structure）与“作用因子”（Agency）的结合，认为只有将特定社会形态下资本与权力的运作轨迹以及社会过程中各利益团体的行为动机相结合，才能全面地解析空间形态变迁的机制（石崧等， 2005）。

人文地理学对人本主义的重视催生了质性研究的发展。质性研究认为社会现象是动态和多元化的，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要求“自下而上”地去看社会，从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角度提出对于问题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分析和理解，尤其强调在原始数据基础上的理论建构（Denkin etal， 2000； 文军等， 2010）。除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并构建各类研究专属的模型外，质性研究还积极借鉴其他科学领域的理论来架构研究模型，从而实现对物质或社会空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具体而微”和“互动深描”全方位的解读与诠释（冯健等， 2011）。其中最常用的理论之一即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形态纳入分析范畴，为各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网络、地理信息系统、通讯交通、管理学、发展策略等学科领域。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方法从微观角度讨论物质空间如何形成与变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在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归纳述评近期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各分支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和对该方法的反思，并对比分析国内外研究的差距。

2行动者网络理论概述

行动者网络理论最早由M. Callon、J. Law 及B. Latour 等人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提出，属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这一理论在哲学意义上消解了传统的主体与客体、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法，将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相结合，构建了科学实践研究的总体思路，为揭示知识和社会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行动者网络理论以3 个概念为核心，即行动者、异质性网络和转译。行动者既可以指人类、也可以指非人类的存在和力量；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而非中介者，不同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是异质的；网络稳定性取决于各行动者利益的不断转译，网络内部也可因异议而出现偏离网络的力量。转译过程是行动者网络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4 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指核心行动者通过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使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从而结成网络联盟，同时使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强制通行点”；“利益赋予”通过各种装置和策略强化问题呈现环节中对行动者的角色的界定，其结果是行动者被“征召”而成为联盟成员；“动员”即建议者上升为整个网络联盟的代言人，并对其他联盟者行使权力，以维护网络的稳定运行，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异议需要克服。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的行动者通过转译过程的展开，互相嵌入、共同建构或演进成一个异质性网络，并通过不断互相解释，界定各自在网络中的角色，将来自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一切因素纳入到统一的解释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是通过关注行动者和网络之间的并置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来揭示网络构建的动力与模式，分析网络的稳定性与可能发展。

3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对地理学科而言，空间形成和变迁是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行动者网络理论有效地联系空间关系和复杂网络，为解释空间变化提供了新的角度（Murdoch， 1998； Thrift， 1996）。在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传统的“地方空间”与全球化所导致的“流动空间”越来越倾向于发展为“行动者网络空间”的关系型聚合体，并不断被重新整合（艾少伟等， 2010）。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一致看待，及通过网络关系来考虑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模式，该理论不仅可以加强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也为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地方发展、政策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因此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3.1 国际研究

3.1.1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乡村地理中的应用。乡村地理是人文地理领域最早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空间联系分析为评价自然和社会（文化）在农业空间建构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Murdoch et al，1995），其在乡村地理研究中的应用主要针对乡村发展，包括发展模式、农业政策检验及全球化影响等。其中，乡村发展模式及农业政策检验研究多采理尺度上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动者“社会―空间关系，认为正是经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塑造了资本主义时空经济的多样性。这一认识使经济地理学转向“生产的社会组织”研究，从而促成了“网络”研究――网络范式、网络经济、网络地理――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兴起，并导致了经济地理学对企业的再发现和对经济行为者行为的社会根植性的再认识（Coe et al， 2004； Dickenet al， 2001； Hendenrsen et al， 2002； Storper， 1997；Yeung， 2003a， 2005）。强调情景性、路径依赖、权变性的理论框架被建构起来（Bathelt et al， 2003）并得到了应用。如Murdoch（2006）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分析经济空间中信任的建立过程；Graham（1998）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地理空间与电子空间的协同演化以及技术、空间、地方的关系建构；Hitchings（2003）以私营园艺为切入点，分析园丁与植物在不同背景下表演地位的转换；Adrian（2003）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从3 个层面上研究了斯洛伐克地区将服装行业的泛欧洲供应链和服装企业的区域集聚相连接的权力关系；Hughes（2000）诠释了切花产业零售者如何透过管理、技术、科学知识、采购、美学、赠礼的文化含义等行动者关系，对复杂的网络施加影响并进行调整。在分析方法上，Kim（2006）首次提出了一个多空间尺度的网络方法――即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嵌入到各种空间尺度中―― 用于研究跨国企业和外国投资。

Jones（2008）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拓扑理论构建了一个关系型和联合型方法，用于研究一系列当代跨国公司的特征和运作。综上所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过程思维为经济地理学家注入了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使经济地理学家通过对各种行动者及其之间关系网络的分析，透视空间经济的建构过程、各种行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在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网络机制的演化，在理论建构和方法演进上对经济地理学起到了支持作用。

3.1.2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旅游地理中的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旅游地理领域的应用首先是引起认识论层面的变化，如Van der Duim（2007） 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异质性联结的思路提出了旅游景观概念――旅游景观实际上是一种包括人、物体、空间、权利等异质性元素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网络。Tribe（2010）则将旅游研究解释为行动者（研究者）交织而成的网络的不断重迭与变迁――循环、改变、消解、合并、解散。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旅游地理实证研究中的主题较为分散。行动者网络理论广义对称性原则和对非人类行动者的强调，强化了对旅游中自然与技术因素的关注程度（Valkonen， 2010），并有助于对相应的行动者作用的识别（Ren， 2011）。通过寻找行动者网络中的强制通行点，Povilanskas 等（2011）分析认为，在后大众旅游时代，传统意义的码头、旅馆、乡村地区的饭店等，由于联结起了当地人、旅游者、技术和资源，成为海滨度假区复兴的关键环节。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过程，则可为旅游区的合作建立一个概念化、情景化的解决路径，用于应对日后出现的冲突（Arnaboldi et al， 2011），也可以用于解释旅游领域的商业创新（Paget et al， 2010）。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旅游地理领域的应用相对较晚，但其首先拓展旅游地理研究者的思维与认识，其对非人类行动者的强调、强制通行点的设置及转译过程的展开等，则为不同的研究主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3.1.3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其他人文地理领域的应用。在人文地理的技术领域，也有少数学者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分析技术的社会建构与实施。如Martin（2000）通过分析社会和相关技术的相互关系来分析GIS 的应用效果，并解释了为什么相似的GIS 应用步骤会产生不同的应用结果；Harvey 等（1998）阐述了在评估GIS 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中边界对象的效用；Comber 等人（2003）基于乡村调查，对英国1990 和2000 年的土地覆盖地图项目实施进行了对比，并尝试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探讨土地覆盖地图项目的发展历程。总体而言，近年该方面研究尚不多见。

3.1.4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局限性研究。早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论战中，Reed（1997）便认为，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主要理论之一的后结构主义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层级单一、结构清晰的社会架构，但在现实社会多层级的制度背景下，行动者及其行为实际上很难定位并对其加以解释。进入21 世纪以来，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用途和地位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3.2 国内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国内实证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在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均有所应用。其湾地区的乡村发展研究较早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中，不仅通过文献综述指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意义（马学广等， 2012），各领域的实证研究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也日益广泛：① 在乡村地理领域，张环宙等人（2008）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浙江浦江仙华山村内生式发展研究。② 在城市地理领域，赵强（2011）总结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城市治理实证研究中的基本思路：围绕城市治理特定问题界定行动者及其利益，再观察网络利益联盟的形成以及其中的推动力量与冲突；王爱民等（2010）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土地利用冲突作为一个渐进性的持续演化和利益博弈过程展开，并尝试从行动者网络的角度出发，采取建立合作治理网络、参与沟通网络、小区共管网络、利益协调网络以及冲突预防和调解网络等多种途径解决冲突。③ 在经济地理领域，马海涛等（2009）在对产业集群学习过程剖析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内部和外部网络，构建以提高产业集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为强制通行点，包括企业、组织、物质和概念在内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④ 在旅游地理领域，郑辽吉（2009）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了边境旅游的行动者网络体系，并强调必须通过“强制通行点”简化入出境手续，构建区域合作机制，才能达到边境旅游产品创新的目的。目前，国内从行动者网络角度对研究范式转变的理论探讨仅出现于经济地理和旅游地理学领域，且集中于少数研究者。如艾少伟和苗长虹认为，在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不同区域尺度下，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解经济地理学中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主观性与客观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维平台，并对二分空间逻辑进行了分析和阐释（艾少伟等， 2009， 2010）。两位研究者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方法论，以尺度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以空间技术学习为分析对象，构建了以“学习”为核心的高层次综合理论和概念框架――“学习场”理论，通过“通道”这一特殊角度，以苏州工业园为案例，来阐述跨国公司在开发区地方化结网的主要过程与机 制（艾少伟等， 2011）。朱峰等（2012）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当前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将其与其他范式进行比较，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发现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联结和过程方面具有理论优势，这一理论优势与旅游现象快速变化的特点及复杂性等相适应（朱峰等， 2012）。

3.3 国内外研究对比

对比国内外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相比国外，国内在人文地理应用研究的开展时间和成果数量，特别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还有较大差距。从时间和数量看，国外研究从20 世纪90 年代看出，相比国外，国内在人文地理应用研究的开展时间和成果数量，特别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还有较大差距。从时间和数量看，国外研究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陆续增加，首篇论文出现于1995 年，目前人文地理领域已有相关论文100 余篇；而国内从2005 年开始陆续展开相关研究，文献总数不足20篇。研究开展时间的相对滞后和实践较少导致国内研究多集中于方法论应用范围，在理论建构方面的思考仍较缺乏。即使在实证研究领域，现有研究也多为套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极少进行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模型的改进。而国外研究不仅能够根据需要进行模型改进和理论构建，且已深入到对行动者网络的理论反思与应用局限性思考。从影响力看，Murdoch 在乡村地理领域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开拓性应用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引用率达到400 次以上。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引发的理论更新也形成了重要研究流派，其代表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Hendenrsen et al， 2002）引用率高达800 多次。此外，在城市地理研究中，多篇应用行动者网络的论文也有超过100次的引用率；即使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最晚的旅游地理领域论文的引用率也有不少超过50 次。与之相比，国内研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尚未受到重视。就引用频次来看，经济地理领域对其较为关注；旅游地理领域虽然引入较晚，但已有论文引用率达30次，显示出该理论在国内旅游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较好。

4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最早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文献综述表明，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广义对称性原则”，及其对异质性网络和转译过程的强调，该理论不仅可以强化经济地理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也为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地方发展、政策实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应用该理论的人文地理研究成果引用频次高，学术影响大。目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

框架的直接套用，极少涉及分析框架改进和理论思考，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研究仍有差距。

有鉴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局限性，该理论更适用于中微观范畴的研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式是预定的框架，行动者清单的确定具有一定主观色彩；为求得所有行动者的平等，可能囊括过多难以跟踪的行动者，或者忽略了各行动者在构建网络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因此，在行动者网络构架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网络大小的控制和角色的选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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