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下经济”现象调查

“地下经济”是处于政府管理、监督之外，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政府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统称，是不合法、不公开、藏身于“地下”的经济行为。它既包括非法经济活动，也包括属于未申报经济的“影子经济”。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现象，地下经济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黑洞”。福建是我国地下经济活动频发区之一，各种地下经济“形态”一应俱全。记者最近赴福建明察暗访，揭开了地下经济的一角面纱：其经营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卷入人员之多、所得收入之巨，令人咋舌，发人深忧。

形形、规模庞大的“地下产业链”

地下工厂是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源头。记者在福建采访了解到，福建的地下工厂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从假烟、假酒、假证到电器产品，无所不包。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擅自使用与他人特有的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名称、包装、商标或者标记；擅自使用他人特有的企业名称；在商品上隐匿依法应当标明的质量、产地、有效期限等，或对此做虚假的表示等，不一而足。

如今的制假贩假已向产业化发展。云霄县是近10年来全国影响最大的假烟产区，曾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列为全国30个假劣产品生产区域之一，鼎盛期甚至出现“村村冒烟”局面。另据漳州、南安、宁德等地查明，许多山区农村都成了“制假专业村”。记者在南安看到，民宅成了制假“地下工厂”。这些民宅周围都安装了防盗网，房屋的外墙上还安装了摄像探头，监视门口动静。

假证制造也十分猖獗。近年来，厦门连续查获“东南亚制证集团公司”、“环球证件公司”等地下假证制造工厂。厦门警方调查显示，违法犯罪人员主要来自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莲源县和邵阳市的新邵县。他们以经营小商品、摆地摊为掩护，制、贩、销一条龙，犯罪组织专业化，参与人员分工明确，相互之间多为单线联系。今年5月，厦门警方捣毁一特大专门制造假证“地下工厂”，缴获伪造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印章、印模近千枚，做好的假证书“品种”达数百种。　 走私是恶性抗法经济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沿海一直是我国走私重灾区，过去曾出现过赖昌星走私集团这样的集团化走私活动。随着打击走私力度的不断加大，大规模走私活动得到了遏制。但记者调查了解到，如今走私分子为挖空心思逃避打击，出现了新的“蚂蚁搬家”式走私犯罪活动方式，其活动仍然十分猖獗。

据厦门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有关人士介绍，“蚂蚁搬家”式走私成品油的犯罪活动有明显抬头之势。仅去年上半年厦门关区内就查获7起成品油走私案件。其主要作案手法是：国内较大型船舶驶往台湾海峡或外海海域，从外国油轮上过驳成品油，在沿海近海将油品分驳给小型船舶，再由小船卸驳给岸边的油罐车，运往私人加油站非法销售。从事此类走私活动的小型船舶多为特制的“三无铁壳船”或是经过改造的当地渔船，造价不高，一旦被发现就弃船逃跑，然后再重新购置船只继续走私。

消费，触目惊心。资料显示，福建犯罪的贩毒数量明显增加，大宗化越来越突出。2000年全省共破获各类案件3000多起。其中，万克以上案件6起、千克以上10起、百克以上的24起。另据有关部门分析，犯罪中团伙犯罪倾向日趋突出。境内与境外、内地与沿海的贩毒分子相互勾结，形成了生产、销售、贩运、走私的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去年8月14日，福建省公安厅成功破获涉及福建、内蒙、浙江等地的特大制贩冰毒案件，先后抓获制、贩冰毒犯罪嫌疑人14人，摧毁制毒工厂1处，缴获冰毒332.1千克。

地下金融，能量惊人。福建沿海民间资金充裕，成为非法金融活动的频发区。农村非法集资活动屡禁难止，民间标会以互助名义进行诈骗，大肆吸纳民间资金。据了解，标会一般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若干人参加，约定每月、每季或半年举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数量的钱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福建省长乐市标会活跃期出现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标会。今年上半年被石狮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一家标会“会头”蔡亚顺、邱秀勉夫妇，1995年至2000年间，以“标会”的形式在祥芝镇吸收公众“入会款”、“存款”1900多万元，涉及公众270多户。

地下钱庄十分活跃。据人行福建省长乐市支行查明，长乐市李金泉等人借知青服务部之名，行私人钱庄之实，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达五、六年时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达1.3亿元。一些地下钱庄还非法从事外汇交易兑换，莆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查获的一家地下钱庄，非法进行外汇交易金额已达数千万美元。调查还表明，地下钱庄的经济活动，往往和偷渡等非法活动紧密相连。

“地下保险”是近些年新出现的一种非法金融活动。记者在晋江、石狮暗访了解到，近年来一些境外保险机构未经批准进入福建沿海多个城市非法拉保现象十分严重，形成了一个“地下保险市场”。同内地合法的保险公司相比，境外保险机构在内地抢单，以多项诱惑性承诺打保单争夺战，寻保手段主要是以高额回报、人民币缴款美元理赔等许诺吸引客户；一些境外寿险公司对内地投保人还推出与香港居民相同的多种优惠。它们选择的客户群主要集中于沿海高收入的私人业主等富裕人群，所签的保单多是年缴保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的大额保单，造成的保费流失十分惊人。

非法，为害甚烈。福建农村民间成风，以地下非法活动为甚，有人称之为“农村的瘟疫”。据了解，奖券系香港奖券管理局委托香港赛马会经办的奖券游戏，仅在香港地区发行，内地出现的属于“私彩”范畴，是未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批准，由个人自行销售的，属于非法经济活动。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福建地下“”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有人估计私彩一年的销售额有几亿元人民币，而这些巨额资金都在国家税收和财政体系外流动。

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使地下经济更加泛滥无序。几乎所有的涉黑组织都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而这些“黑帮”在打造经济基础时，无一不带有暴力性质。

据调查，福建涉黑经济类型大致有两类：一是企业化经营型，涉足的是合法生意，但其经营手段完全属于非法，采用暴力手段进入多个行业，驱赶原来的经营者，迫使其他人退出市场，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掠夺垄断利润，最后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凡属这一黑帮组织涉足的行业，所有的人都“自动退出”，不敢与之竞争。二是以暴力为资本型。主要是指靠暴力手段开设，放高利贷，绑架勒索，入室抢劫，聚敛钱财。近年来，公安部门破获的几起案件均具有以上特征。

危害严重，不一而足

地下经济的危害已经远远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围和纯粹的经济领域，扩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游击式经营决定了地下经济缺乏信用，严重危害地区金融秩序。据一些保险业内人士介绍，近几年，一些境外保险机构非法进入内地展业，由于未经合法注册登记，都没有设立业务基地，有的业务员就采用“游击战术”吸保，在投保人签单交钱后，就改变联系电话，投保人连业务员也联系不到了。

一些地下经济活动直接危害了社会的稳定。长乐市民间标会诈骗活动直接使当地数千个家庭受害，已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受害者不断到市政府上访。受害者被诈骗少则三五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其中不少人是受发财神话诱惑而借债入会的，现在不仅多年储蓄化为乌有，还整日被债主逼债。不女是背着家庭入会寻找发财梦的，由此引发了众多的家庭暴力和离婚事件。

“地下经济”对正常的经济统计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困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分析说，经济活动中的“地下现象”，由于掩盖了部分事实，扭曲了一些经济参数，使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观察有可能偏离实事求是的轨道，使政府搜集的经济数据可能是不完全的，以此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计划、政策有可能被误导，从而破坏正常经济秩序。

长期研究地下经济现象的一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地下经济是引起和加速国有资产流失的挖掘机和助推器，成为蚕食国民经济正常发展资源的黑洞。从资源配置方面看，地下经济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导致资源配置的失效，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增长水平。而且，“地下经济”由于逃避了政府管制和税收，其产品成本较合法经济低得多，从而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极不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地下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逃避政府和公众的监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国家的税收流失，每年造成的税收流失量之巨大无法估算。福建省国家税务局一位同志说，由于“地下经济”活动的大量存在，政府为打击偷逃骗税，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随着逃税者逃税手法的更加高明，逃税手段更加隐秘，这一投入还在不断增加。“地下经济”活动大大提高了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

此外，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参与地下经济活动，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据调查，影响较大的地下经济组织大多有腐败官员支起的保护伞为其撑腰，这类非法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党在地方的领导权，践踏法律的尊严，造成极大的民愤。更有甚者，一些黑社会组织利用地下经济力量向权力阶层渗透，从当地权力层中寻找他们的人，与掌权者相互勾结，同时网罗地方无业游民，这种权力庇护和暴力手段的畸形结合，使涉黑组织已在一些地区与社会底层成员中成为一种“公共权威”，形成“另类社会权力”，挑战地方政府权威。

打击不力，症结何在

地下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高额利润的驱动。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位同志分析说，在体制转型期间，由于旧的经济管理体制正在被破除，新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还未健全起来，必然产生许多政策和法规“真空”。

经济领域中的体制缺陷为地下经济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许多民间游资是因为投资体制不完善才转入“地下”的。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实业尚有许多“隐形壁垒”。尽管许多地方都在放开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但许多“放开”还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质性动作，一些垄断性行业对民间资本大门紧闭。一个市曾对全市82个行业进行调查，发现外资进入的行业有60多项，而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才40多项。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富余资金就很有可能被迫投向地下经济或非正式经济中去。一些银行的服务观念落后，也使一些地方农村的富余资金投资无门，在发财的心理驱使下，只能选择比正式利率高一些的民间非法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仍不完善，仍然受到各种歧视、掣肘，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在贷款融资方面。一些专家认为，由于金融机构自身改革的滞后性，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这等于给地下金融活动“让”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民营企业只好到民间金融市场去寻求资金。　 　地方保护主义是地下经济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这在“打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地方领导对制假的危害性认识不够，为其撑起保护伞，甚至直接参与造假。据了解，近年来，福建南安市每年也经常开展打假行动，每次打假都组织数百人的打假队伍“重拳出击”，但制假窝点仍然随处可见，制假活动仍然十分公开。受巨额经济利益的驱使，当地一些党员、干部及干部亲属都参与造假，客观上给打击造成了很大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洪大用指出，少数官员之所以愿意尽力庇护制假者，向上级隐瞒真实情况，是因为他们和企业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这些企业能平安生存下来，不仅可以推动所谓的“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塑造自己的政绩，甚至可以谋取自己的私利或保证自己的私利不受损失。在这种意义上，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往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双方的合谋形成了假打瞒报现象背后的“潜规则”。

立法的不完善也使不法分子有空可钻,规避刑事处罚。以走私为例，据厦门海关侦查分局介绍，我国刑法第153条对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5万元以上的都做了具体的处理规定，但对走私5万元以下的没有具体规定，仅第三款有一句“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许多走私分子清楚刑法第153条的规定，于是钻法律的空子，将每次走私成品油的数量控制在5万元以内，使有关部门无法对其进行刑事处罚。因为“蚂蚁搬家”式的走私活动可以“合理”规避法律制裁，由此出现了“抓了罚，罚了放，放了继续干”的恶性循环。

对“地下经济”的研究亟待引起重视

日益庞大的地下经济已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安，到了扰乱正常经济秩序、影响稳定的地步。这些未出现在政府统计中的财富、生产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统计的精确性，并构成了社会经济的潜在危害力量。加强监管，完善立法，加大打击“地下经济”的力度，已是刻不容缓。然而我国理论界对地下经济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少而又少，系统的理论分析更显不够，社会关注的许多与地下经济有关的问题得不到正确解释，无法为打击地下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政府在制定宏观管理和调控措施时，如果对地下经济估计不足、分析不够、情况不明，只是依据公开的官方统计资料作决策，可能导致某些政策指向与客观事实有偏离，使政策效应不能充分发挥。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控，绝不能忽视地下经济问题，加强研究与关注已是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