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碧血将军柔水情

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将军在北京逝世。洪学智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少年成长为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高级将领，在军内外享有盛誉。洪学智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对百姓却充满了绵绵情意，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即使身处逆境，洪学智也不忘替百姓说话

洪学智将军戎马一生，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1913年2月2日，洪学智出生在河南商城县汤家汇（今安徽金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洪学智少年时父母双亡，他放过牛，养过蚕，做过工。16岁那年，洪学智毅然参加了红军。红军时期，洪学智曾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洪学智曾任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洪学智曾任东北野战军六纵司令员、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10月，洪学智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1955年9月，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被撤销军内外一切职务。1959年8月18日至9月13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心议题是揭露的错误。在批彭的一片声浪中，也有人敢于仗义执言，洪学智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义愤填膺地说：“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的晚，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抗美援朝是的指示，彭总执行得很好，总不能也说错吧？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洪学智为自己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在这次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方毅、参谋长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被迫交代所谓的“反”的“罪行”。洪学智领导之下的总后勤部被诬为的“黑窝子”，说什么洪学智和关系不一般，对洪学智进行了批判。

1959年10月，洪学智、邓华等人被撤销军队领导职务，转业到地方工作。邓华到四川担任副省长，洪学智到吉林担任省农业机械厅厅长。

虽然从正部级领导降到了正厅级，但是洪学智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而无所作为。 作为农业机械厅厅长，洪学智认为自己在实现农业机械化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积极行动，与厅里其他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下到县、乡、村调查，了解农民的需要，制订发展农业机械的规划、步骤、办法，主持制造了国产的收割机，大大提高了农业机械生产能力和水平。经过几年的努力，吉林省农业机械生产能力和水平上了个新的台阶，所生产的农业机械不仅能满足本地、本省的需要，而且有不少产品还销往其他省市，受到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农业部的高度评价。

1962年，吉林省进行机构精简，农业机械厅与重工业厅合二为一，称重工业厅，洪学智被任命为重工业厅厅长。在农机厅和重工业厅工作期间，洪学智接触到了新的行业，学到了新的知识，与工人、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虽然职务降了不少，但洪学智从内心爱上了这新的工作岗位。看到在自己和其他领导的筹划下，一个个新工厂建成投产，一件件新产品投放市场，洪学智感到自己没有虚度年华。

1966年“”爆发后，造反派开会批斗洪学智，让他揭发的问题。洪学智说：“我跟随在朝鲜战场几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洪学智想，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绝不能为了免受批斗，免遭痛苦，说违心的话。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是伤天害理的事。造反派骂洪学智是“三反分子”。洪学智就说：“我是三反分子，我一反封建压迫，二反帝国主义，三反反动派。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造他们的反，‘三座大山’，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洪学智这样说后，造反派便骂他态度不老实，又臭又硬。

在揪斗“走资派”告一段落后，“造反派”见从洪学智身上挖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又“态度不好”，他们就想把他下放农场改造，不能让他“白吃闲饭”。他们把这个决定报告给上级，上级没有批准，把洪学智下放农场的事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1970年9月，“造反派”未经组织批准，擅自把洪学智下放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安排在加工连劳动。金宝屯胜利农场地处“防修”、“反修”前哨，已经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复退军人、知青、贫下中农分别按班、排、连、营编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刚到农场时，造反派指示农场把洪学智和浙江知青孙炎锋安排在一间土瓦房住。洪学智与孙炎锋同睡一铺土炕，平时在集体食堂就餐，同在场干部职工同等待遇。洪学智并没有什么将军的架子，他自己拎着小饭盒到食堂打饭，同志们都很喜欢他，亲切地叫他“老洪头”。

刚到农场时，军管会并未给洪学智分配具体的工作。但是洪学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保持着当年老红军的作风，自觉承担起清扫军管会大院的任务。每天早上，洪学智一大清早就起床，在锻炼一阵之后，拿起扫帚开始清扫大院里的垃圾，还不时捡起地上的树枝、纸张。他一边打扫一边自言自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见洪学智如此积极主动，军管会不久给他分配了工作，让他去养猪。洪学智当时已经年近六旬了，但是身体健壮，仍与年轻人比试扛粮食。洪学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被安排在加工连，喂猪、喂鸡、磨豆腐、磨面粉等等，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那时，我已接近60了，可我身体好，个头大，一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我还能扛得动。”

浙江知青孙炎锋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军管会认为他比较可靠，就让他和洪学智在粮库旁边共同养猪。洪学智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他对孙炎锋说：“自古至今的军事史说明，后勤保障十分重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在战争年代，让战士用热水泡上一次脚，吃上一碗猪肉饭，就能够极大地鼓舞战士的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因为猪饲料供应有限，所养的50头猪常常吃不饱，饿得嗷嗷乱叫。饥饿的时候，它们很不安分，把粗木围成的猪圈拱倒，然后一哄而散，糟蹋庄稼。洪学智和孙炎锋不得不四处追赶猪，把它们赶回猪圈。洪学智幽默地对孙炎锋说：“这群‘猪八戒’真是难管，连本将军也不放在眼里，看来非请孙悟空不可了。小孙你也姓孙，快向你的本家师傅求救吧。”几天后，洪学智想出了个主意，让小孙每天去酒厂挑三桶酒糟，掺合在猪食里喂猪。因为酒糟内含有一定的乙醇成分，猪吃了就睡，醒了再吃，不但不再拱猪圈，还长得特别肥壮。洪学智和孙炎锋的养猪成绩，让军管会的头头们刮目相看。孙炎锋在感到格外自豪的同时也认识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问。

一次晚饭后，洪学智与孙炎锋一起散步。走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时，他们发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拾玉米的老乡。洪学智便问这是怎么回事？孙炎锋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洪学智沉吟了一会，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孙炎锋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洪学智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

在回来的路上，碰巧看到军管会主任也出来散步。洪学智让孙炎锋去把军管会主任请过来，严肃地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玉米的政策。消息传开后，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鼓与呼。”

在农场劳动期间，洪学智和周围的人越处越亲，关系十分融洽，他们有话都愿对他说。有人对洪学智说：“你这么大的官，这么平易近人，真不错。”洪学智说：“我和你们一样，不是什么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说：“你是有贡献的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当时曾有人问他：“从总后勤部部长降到一个省的厅长，你不觉得亏吗？”洪学智回答：“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官，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我就干。被降职使用我也不懊恼，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事情，也就别无所求了。”

天长日久，洪学智在农场广大职工心目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有几次下工后，洪学智总会发现家门口放着一堆新鲜蘑菇，很是纳闷。有一天，他在家休息，才看到送蘑菇的人是农场里的一个哑巴。原来，那个哑巴经常一边放马一边采摘野生蘑菇，然后悄悄地给洪学智送去。这种人间真情，令洪学智十分感动。

菩萨心肠洪学智

一天晚饭后，洪学智和孙炎锋正在下棋时，洪学智专案组组长带着四名警卫员来了。洪学智让小孙为他们倒了几杯开水，并请那位专案组长坐下。孙炎锋看出来者不善，像有什么重要谈话，便说了一句：“首长，你们慢慢聊吧。”然后，他拔腿要走，被洪学智喝住了：“小孙，别走，你还要添壶续水。”洪学智说话时，仍然端坐在下棋的位置上，纹丝不动，坚如磐石。洪学智抬头问那位专案组长：“有什么事吗？”专案组长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一脸板正地说：“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洪学智平静地道：“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二不反对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然后，洪学智接着说：“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忠于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在沉默几分钟以后，专案组长又问：“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这下洪学智发火了，一拍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

慑于洪学智的一身正气，专案组长只好带着警卫员怏怏而去。对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洪学智敢怒敢言，凛然不可侵犯；而对那些弱势群体，他则是一副菩萨心肠，四处救济。1970年冬的一天，洪学智的夫人张文来农场看望他。傍晚时分，有位老汉带着14岁的女儿急匆匆地顶风冒雪从洪学智的房间经过，恰巧被他看见。这个小女孩背着书包，穿着单薄的外套，在大雪中瑟瑟发抖。此情此景，让洪学智萌生了怜悯之心，他急忙喊住这对父女，又对老伴说：“张文，快把你的短呢子大衣拿来。”洪学智亲手给女孩子穿上了大衣，对她说：“你每天上学来回好几里地，这件衣服就给你挡挡风吧。你要好好学习，做个的好学生。”虽然这只是一件半新半旧的呢子短大衣，但在“”期间，对于一位农民而言，它也算得上是一件奢侈品了。

在农场劳动期间，洪学智虽然没有任何职务，但工资没有停发。他是行政六级，别说在农场，在吉林省也是最高的。在当时，多数人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像洪学智这样拿行政六级工资的，算是“富人”了。更何况农场偏僻闭塞，也没什么可买的，因而洪学智的工资每月都有很多结余。无论谁家有困难，菩萨心肠的洪学智都乐意接济和帮助他们。1971年春节，许多知青都回城市与家人团聚去了。有一个天津知青说不走了，就在农场过年。洪学智对这个知青说：“别人都回去过年，你干嘛不回去？”他有些难为情地说：“我家里困难，平时挣的一点钱都寄回家了，再回去就没有路费了。”洪学智说：“没路费好办，我给你出，家里有困难，更应该回去看看父母亲。”洪学智把路费塞给了这个知青，还多给了一些，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天津与家人团圆去。

1971年9月事件发生后不久，问：“洪学智在搞什么？”说：“洪学智在东北的什么地方。”事后，向领导询问洪学智的情况，吉林省革委会负责人听说后，才赶紧把洪学智从农场调回长春工作，担任省石油化工局局长。在洪学智要离开农场之前，省革委会派人到农场，召集十几个人给他提意见，实际上就是发动人批判他。结果这十几个人都说洪学智好，“批判会”开成了“摆功会”。召集会的人说：“让你们来是给他提意见，不是让你们给他评功摆好的。”加工连的老孟说：“这个老头最好了，是大好人，我们没意见，要提意见我就退席。”加工连的另一个人站起来对着主持人说：“我们讲真话，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们对他没意见。”结果，给洪学智“提意见”的会没开成，早早收了场。

此后，洪学智虽然还没有完全“解放”，但在集团覆灭后，他的处境毕竟好多了。一次，孙炎锋到长春去看望洪学智。在请孙炎锋吃饭时，洪学智显得非常开心：“小孙啊，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洪学智呢！”1977年8月，中央军委派专机到长春接洪学智回京开军委扩大会议，他才回到了阔别十七年的北京。经邓小平亲自点将，洪学智走马上任，当上了国防工办主任。1980年3月，总政治部下发了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关于洪学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决定为洪学智彻底，恢复名誉。

洪学智的绵绵桑梓情

自1929年参加革命后，洪学智就离开了家乡。1953年7月，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洪学智终于有了空闲，回到了阔别25年的老家――安徽金寨。洪学智要回乡探亲的喜讯传到了他的故乡金寨县双河区后，乡亲们纷纷奔走相告。金寨县、区、乡（按：建国初期，我国农村主要实行“小乡制”，在县、乡之间设立了“区”的建制）各级领导为了保证洪学智的安全，准备将他的食宿安排在区委机关，并从县公安局警备大队抽调一个班具体负责保卫工作。洪学智轻车简从，带了警卫员一个人回到家乡。

当时金寨的交通非常落后，汽车只能开到县城。洪学智下车后，在县领导的陪同下步行30多里，来到当时双河区委所在地龙凤湾。区委书记滕乃忠提出：“家乡刚解放，社会治安情况还比较复杂。为了首长的安全，请您在区委机关食宿。”洪学智诙谐地说：“我这次是请假回来探亲的，如果食宿都不在自己家里，那还叫什么探亲呢？探亲嘛，就是要住到家里去。”最后，洪学智住在了堂弟洪学成家里。

两天后，洪学智发现一些武装哨兵在家门口出现，大为不解。洪学成告诉他，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县里的领导特地从县警备大队抽调了一个班来警备。洪学智听后很生气，他对区委负责同志说：“我这次只是回乡探亲，县里派了这么多人来保护我，不是增加财政负担吗？再说，我走到哪里，哨兵就跟到哪里，也不方便我和乡亲们交往，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让区委同志转告县里，一定要把派来的武装人员全部撤走。

当警卫员小漆发现洪学智很喜欢吃野菜，便开始提意见：“首长，您吃野生食物一定要注意卫生，防止食物中毒啊。您的身体吃坏了，我可无法向组织交代啊。”洪学智笑道：“小漆啊，你没有生长在大别山，可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吃的这些东西，不仅不会中毒，在灾荒年代，它还救过我们穷人的性命呢。现在我是回乡探亲嘛，你就不要再用北京的那些规矩来要求我了。要不然，我就不能很好地和乡亲们接近，乡亲们也不敢认我洪学智啦。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啊。”

从1953年到2002年，洪学智曾经先后七次回家乡，其中有四次是在1978年以后。洪学智每次回到家乡，都是轻车从简，拒绝当地政府的任何接待。据曾经接待过洪学智的原安徽六安地委秘书长张洪祥回忆，洪学智每次回家乡，都是下塌在金寨县政府的招待所。“那个时候，我们金寨县的接待条件可能算是全省最差的，我们曾经多次提出来要给他换个地方住，但他坚决不同意。”有几次，为了住宿问题，洪学智差点和张洪祥“吵”了起来。“我是金寨人，我来金寨就是回老家了，就是家里人了，回家还要搞排场吗？说不过去嘛？”这样“吵”了几次，张洪祥他们也就“悉听尊便”了。

1983年6月，时任安徽六安地委秘书长张洪祥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会议期间，他前往洪学智家拜访这位特殊的“老乡”（按：金寨县属于六安地区）。敲门时，张洪祥心里忐忑不安，不住地打鼓。像他这样的一个七品芝麻官去拜访官居部长的高级领导干部，会不会碰钉子呢？洪学智见到家乡来人时，非常热情和客气，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他用浓浓的家乡口音忙着招呼大家坐下，还催着警卫员赶紧上茶水。等到大家都坐下后，洪学智开始询问家乡的情况，他一遍遍地问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家乡的生产有没有搞上去，对家乡的情况特别重视。张洪祥老老实实地告诉洪学智，家乡的经济状况不太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洪学智听后心情很沉重，他说今后要再回家乡看看，也要尽力帮助乡亲们。

虽然少小离家，但洪学智内心深处那份“家乡情结”却异常浓厚。张洪祥每次去北京到洪学智家探望时，总是带些长江毛鱼、六安瓜片、大别山野菜等六安地区的土特产，因为洪学智有言在先，给他送“礼”必须是家乡的“东西”，你送给他的东西再好再值钱，没贴上“大别山”的“商标”，他也是不会让进家门的。

由于工作的关系，现任金寨县委书记陆秀宗也曾几次接触到洪学智。每次见面，洪学智都非常热情，拉住陆秀宗的手问个不停，每次都要聊一两个小时。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家乡人民的生活问题。洪学智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粗茶淡饭，他特别喜欢吃家乡双河镇的臭豆腐干、小河鱼、挂面。陆秀宗每年都要专门寄一些到北京，洪学智收到后总是一再道谢。

如何让家乡富起来，成为令洪学智晚年牵挂的一件大事

洪学智每次回到家乡，都邀请儿时的伙伴相聚共餐，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他给父老乡亲们说：“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伸手向国家要这要那，国家还很穷，你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家乡的面貌。”洪学智曾经多次对金寨的同志们说：“像大别山这样的山区，如果光靠种粮食，农民是永远都富不起来的。那么怎么做呢？应该多种一些适合山地的经济作物，比如说板栗、茶叶和野菜等，特别是要多种板栗。山上一定要多种板栗，板栗这个东西真是个好东西，既能当饭吃，又能当菜吃，为什么不能让农民们多种板栗呢？”

根据洪学智的建议，金寨县从1983年开始广泛地种植板栗，通过多年的种植，目前这个县的板栗产量已经位居全国前列，仅去年的板栗产量就超过了2亿斤，成为名副其实的“板栗大县”，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两千元。

1985年初，洪学智派出调查组深入金寨各乡镇，调查山区流行的地甲病状况。同年3月，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后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组派医疗队支持老区卫生建设的通知》。卫生部、第二军医大学、安徽省卫生厅派了七支医疗队奔赴金寨，打响了一场军民携手共同防治地方病的战役。这些医疗队都是免费为老百姓治病，这让金寨的老百姓非常高兴。经过三年的奋战，终于消灭了山区人民的顽疾―地甲病。

洪学智一直非常关心金寨的发展，每次回来都不忘问问老百姓能否吃得饱。当得知改革开放后的金寨县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时，他颇感欣慰。作为六安地委的秘书长，张洪祥每次去找洪学智时，他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总是：“‘父母官’又来了？又给我带来啥任务啊？说吧。”在洪学智的协调下，合（肥）―武（汉）高速公路确定经过金寨县境，从此结束了金寨县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2002年皖西学院筹建时，张洪祥等参与筹备的同事们一起再次到北京找到洪学智帮忙。最终，皖西学院的筹建得到了教育部等部门的批准。张洪祥曾感激地对洪学智说：“洪老，你老人家的‘条子’真管用，您为家乡办了这么多好事情，我们真得好好谢谢您啊！”洪学智却幽默地说：“哪里的话啊，你是‘父母官’嘛，我还得听你的哟！”

有一次洪学智因病住院，张洪祥因为有公务在身，不得不去医院“麻烦”他老人家。医生说老人家身体不好，不宜多说话，老伴张文也面露了难色。躺在病床上的洪学智见状非常生气，他用手使劲地摆了摆说：“你们都闭上嘴，我家乡的‘父母官’大老远地跑来了，他是来找我办事的，你们管什么管？你们谁都不许！”见洪学智发了脾气，周围的人这才不吭声了。

洪学智心里牵挂的是家乡的广大人民，对于自己的亲属没有给予任何特殊的照顾。金寨县人大副主任洪崇英是洪学智将军的远房亲戚。据她说，洪学智最不喜欢家里的人找他办私事。洪学智对她说：“我是在战争年代走出去的，虽然曾经担任过一定的职务，但我不是神，希望家乡的亲友凡事都要靠自己，我不可能给他们安排什么。”洪学智的亲外甥，至今仍在金寨县南溪镇农村务农。每次返乡时，洪学智都坚持由自己来承担亲友看望自己时的花销，决不让县里花钱。

资助革命老区的贫困学生

洪学智虽然为家乡办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为人非常低调，不愿意别人宣传他。2002年，为了宣传金寨籍的老红军老战士，金寨县有关部门计划编写、出版一本《金寨县将军传》。洪学智是金寨县最具知名度的老将军，县里很认真地组织人员为他撰写了“洪学智篇”。在审阅书稿时，洪学智生气了：“这哪是在给我写传呢？这是在吹捧我啊！”县里又组织人员写了第二稿，在文章末尾增加了一段洪学智关心家乡经济发展的建设的文字。洪学智建议将这一段也给删掉：“你们不要这样写行不行呢？你们这样一写，好像我洪大麻子心里只想着自己的老家，不关心其他地方似的，我啊，还是得避避嫌哦。”

洪学智不忘把炽热的情感投入到对祖国年轻一代的培养和教育上。一次，他看到《光明日报》刊载首批高校收费生情况一文中，特别提到北京大学一位来自革命老区的贫困学生学习刻苦，但生活的困难给学习带来不便。事情牵动了洪老的心，他与老伴张文商量全家如何捐助贫困学生。洪学智夫妇感慨道，革命军队的发展始终没离开过群众的支持，当年我们都在老区打过仗，对老区的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如今老区的孩子能考上北大不容易，我们就是节省点，也要为他们做些事情。

于是，洪学智夫妇和子女中的六人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一帮一地捐助八名来自湖北红安、山东沂蒙、四川、广西等老区品学兼优的学生班干部。每逢端午节来临之即，洪学智全家还给这些学生送去粽子，中秋节时送月饼。在洪学智的带动下，二女儿为学生买了手表、收音机，还让孩子到家中学电脑，到家里吃饭；小女儿照顾着八名学生中唯一的女孩，特意为她买来夏秋两季穿的衣服；儿媳为所捐助的学生又是买毛巾被，又是送饭，关心程度不亚于自己的孩子。学生们被洪学智一家的真情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表示要发奋努力学习，立志报效祖国。如今，这些学生中的多数已经在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洪学智吐露内心的朴实情愫：“我们力所能及做点实事，尽一份责任，关键的是通过对这些孩子的关心，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洪学智曾语重心长地表示：“要教育后代热爱祖国，继承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不断发展与胜利的法宝。”多年来，洪学智的生活一直很简朴，一身衣服，一双素面布鞋一穿就是几年；一日三餐也是简单普通，从不浪费饭菜。老伴张文还自己纳鞋底，做布鞋。洪学智夫妇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