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财富故事

温州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以来，温州经济一直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排头兵，特别是温州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不仅让温州的民营企业及产品遍及全世界，而且也开始让大量的财富与资本向温州地区积聚。

可以说，温州在打造出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财富故事之时，也在咄咄倒逼中国投融资改革。

民间资本“搭脉”

浙江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民间资本溢出地，据不完全统计，“九五”以来浙江至少外流了七千多亿元民间资本。

而温州民间资金到底有多少，一直以来是人们关注并猜测的问题，说法不一。温州银监分局负责人认为，温州民资的计算不能是简单的相加，更不能把存在银行的生活资金作为社会资本来计算。民间资本应是民间社会资本、银行间歇资本、以个人外币形式存在银行的资本、一部分不能区分是否完全用于生产投资而无法记入调查的银行储蓄和企业内部资金、民间借贷资金、企业内部集资、企业投向外地的资金及个人在外地的投资等等。温州银监分局的调查表明，目前温州的民资应该在一千五百亿元左右，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数字。

温州银监分局的调查还表明，20世纪80年代温州企业融资结构基本上是银行储蓄、民间借贷和社会自有资本；90年代末，温州民间资本的总量扩大了一倍，已达到一千多亿元，尽管银行储蓄的基数上涨了，但比率却从原来的33%下降到24%，民间借贷也下降为16%。90年代融资总规模则比80年代翻了一番，2003年企业自有资金比率更为突出，占到了58%，银行借贷为36%，民间借贷为6%。

温州跨地区流动资金活跃，2004年4月温州银监分局对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抽样调查统计出的数据表明，仅企业投向外地资金一项，温州至少有三百七十余亿元资金常年跨区域流动。这三百七十余亿元跨区域流动的资金，还不包括没有在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跨区域资金流动，也不包括居民个人自有资金在外地购置房产的资金量。业内人士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资金跨区域流动，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温州中小企业经济总量持续扩张、投资领域拓宽、外向度提高、企业规模日益扩大和组织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新趋势的需要，也是企业经济主体行为完全市场化，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的需要。

日前，温州银监分局对该市750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重点分析了103家企业的资金运营情况。除银行贷款外，企业所有营运资金31.47亿元中的8.07亿元，投入到温州辖区以外用于购置土地、房产和其他经营之中，约占26%。若按照目前温州拥有的社会资本1000亿元计算，则有260亿元资金直接在外地使用。在对103家企业调查中发现，若按照3月份中小企业贷款余额737亿元计算，根据测算将银行贷款用于外地投资占8.5%，则有近63亿元贷款直接被企业移用到外地。另外对个人消费贷款也进行了调查，发现有60%的资金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或购置房地产，其中的27.6%用于温州辖区以外。如按照2004年3月份温州个人消费贷款余额300亿元计算，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或购置房地产的资金占180亿元，其中的50亿元资金直接在外地使用。

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银行贷款利率上浮及企业融资困难增大等影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持续攀升，成为温州金融市场的一大话题。有关部门对温州市300户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点统计显示，进入四五月份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持续上升，4月份该市民间借贷发生额达6362万元，是2003年1月以来16个月的最高点。民间借贷利率也有所反弹，4月份加权平均利率为8.999‰，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上月上升了0.493和0.008个千分点，并呈加速上升趋势。而5月份借贷发生额达6492万元，又比4月份增加130万元。

据了解，目前部分资金需求量较大的经济发达集镇借贷利率已升至10%～20%左右，而且常常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融资者即使提高借贷利率，仍难以筹措到所需要的资金。

在温州农信社大面积推开存款利率浮动改革之前，温州民间至少积蓄有2000亿元的民间资本，而其中的大部分就是在民间借贷往来中流动着。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在温州具有深厚的根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个月至12个月居多。

钱庄的困惑

温州地区肥沃的私营经济土壤，从一开始就为民间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养料。1984年9月29日，苍南钱库镇，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方培林是第一个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人物的钱庄老板。

为了寻找政策上的依据，方培林还四处翻寻中央文件，结果竟真的在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方培林立即进行了大胆的“方氏解读”。

为了长远的发展，方培林还在经营管理中采取了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采取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还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

在方兴钱庄开张的当日，方培林就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也更为灵活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月息1%；3个月以上为1.2%，贷款利率为2%。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在开张不到1年的时间里，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恰恰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律体系内运行的各种制约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的服务时间是法定的8个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服务，贷、存款随时可办，钱庄因此生意兴隆。有时，手头现金不足，他就凭自己在当地的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如一旦需要时，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

对钱庄的定性，在金融界也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且大多数金融界的权威人士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本该持有由金融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才可经营的钱庄，在几年金融经营活动中，一直是无证经营。因此方兴钱庄的经营活动，严格地说是不合法的。

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予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进而产生社会的混乱，所以银行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成为由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欲以此与方兴钱庄竞争，而挤掉钱庄。从这一点看，钱庄的出现，对加快当时银行、信用社利率改革的步伐起到了推动作用。

抬会的灾难

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不得已便以民间的方式进行互援自救。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方式应运而生。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各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

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抬会的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动力。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也就是那位因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气颇大的老温州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再是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始了。

叶三凤是一个快40岁的很会算计的女人，在镇上开了间杂货店，这一年，在别人的怂恿下，她也办起了一个抬会。她的那一套规矩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叶三凤最风光时，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仅乐清一县，像叶三凤这样的抬会会主就有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会主年收入1970万元。在两年时间里，温州所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参加，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一位经历当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不出两个时辰，两头的钱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脚都插不进。”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益比，自然造成抬会以几何级数地发展新会员作为其得以支撑下去的惟一手段。在当年，最疯狂的会员发展方式是所谓的“短会”：入会交1.2万元，第二个月就还给会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本息两清。会主虽然要亏损6000元，但可以此来引诱更多的人入会。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官会：此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三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的百姓来入会。

1987年冬天，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抬会体系，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间悲剧上演了。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信用社风波

1986年11月1日，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的青年厂长苏方中创办了第一家由他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

他们的信用社不但获得了由市一级人民银行颁发的货真价实的许可证，并且得到了市农业部门和体改办的大力支持。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一股民间力量创办金融机构的浪潮从温州悄然涌向沿海其他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那个全民办金融的年代，温州曾经出现过五花八门的金融机构――农委批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体改办批的民融服务社，还有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部、融资办事处。到1993年，由于乱集资现象严重、高利贷横行，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对这些机构进行了清理，比照城信社标准将一部分质量较好的加以改造，随后又顺势成立了一批新的农村金融服务社。

如果现在翻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资料，你会发现关于农村民办金融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以农业部为主管部门的。以个私经济极为活跃的苍南县为例，当初基金会的“爹娘”就是县农委和体改办，到了省里就是省农业厅和省体改办，因为他们掌握着基金会的审批大权。据一位机关干部讲，那时两家机构红极一时，让其他部门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们间的竞争也是如火如荼。用农业部一位老专家的话说，基金会是在商业银行不经意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仅存款一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1991年为99.9亿元，1992年为165亿元，而1994年一下跃到454亿元，到了1996年则达到1083亿元，实实在在地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在温州，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当地较成规模的33家小金融的总资产已达到20亿元左右。其中较有名的几家的存款金额一度超过1亿元，股东权益实际上已逾千万。一家服务社负责人更是声称：“如果允许办分点，我搞几个亿出来都有可能。”而各地办了几十年的属于官方的农村信用社一般只有四五千万元的规模。农村金融服务社的实际投资方大部分是民营资本，尽管个人投资有10%的比例限制，但一些个人通过旗下的企业参股，个人股份已经占到了30%以上。

一般说，小金融最大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服务到位。由于大家知根知底，一般谁有资金动向，服务社就会派信贷员上门服务，跟踪调查。几乎所有的农村金融服务社的工作时间都是超长的，从早上7时到晚上7时30分，一年只休息一天，这比起农信社中午休息、周末放假来说要方便得多。

在风险控制上，温州小金融的机制显然要比其他地区宽松得多。首先是采用抵押或担保贷款，每个信贷员也都承担追收责任，但惩罚力度并不大；其次是实行贷款经理负责制，设立专门的贷款评委会，评不出来不给贷，5万元或者10万元以上的贷款则集中由总经理来批；第三是《商业银行法》的约束，贷款不超过存款的70%。这样的做法产生的实际效果参差不齐。

事实上，由于先天的和体制监管上的种种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问题不断显现，挤兑风、逃债风、卷款风频吹。

民营财团整合

近些年来，温州行业内的整合和民间资本的自发整合蔚然成风――六十多家家具企业组建起“家具航母”，统一品牌经营、统一市场服务、统一兴建生产基地；40家拉链企业投资3.5亿元，扛起了联合大旗；模具业也筹划组建温州模具实业总公司，联手进行技术攻关……中瑞和中驰的成立，更是把这种整合推向了一个高潮。

2004年6月16日，中国最大的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控股公司在温州市发展大厦17楼正式挂牌运营。这是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的以“财团”命名的股份公司。有人说温州人这种财团整合完全是国内民营企业的一种创新，它使温州人“人人当老板”的传统经营模式走向了历史。

同时，业界甚为关注的中瑞财团投资方向也随之浮出水面，当天的开业盛典举行了中瑞财团首批投资项目共四大项目的签约仪式，这四大项目是：温州泰顺抽水蓄能电站、温州鹿城环保污水处理工程、与世界500强法国欧尚集团的合作项目和与银行的合作项目。

这是迄今为止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史上最大的合作个案。据了解，中瑞源起于去年12月的一个“房产沙龙”，当时认为“沙龙”能够组成真正的投资实体，于是十多家企业成为了第一轮谈判的对象,最终确定为九家企业，各种投资咨询专家也介入了中瑞的预备工作。财团未来运作方向将“集金融、实业和贸易为一体”。对温州民营企业组建财团这种重大经济事件，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

行业间财团的出现是一种挑战，是对传统温州模式的创新。民营经济要继续发展壮大，联合是一个有效途径，中瑞就是温州民营企业通过资本联合的组织制度创新而发展壮大的尝试。就资本运作而言，阵容强大的多家企业共同投资组建财团，可以突破单个企业资本薄弱的局限，从而有助于温州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无论是从温州企业的整体形象，还是从温州经济的前瞻实力看，这种尝试都是一种较好的提升。

中瑞财团董事长郑胜涛先生自信地表示，中瑞的九个股东是从30家“戴红帽”（即企业品牌优、规模大、讲诚信、不偷税漏税、无不良信用记录）的温州企业中挑选出来的。中瑞财团酝酿、发起设立之初，即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团队组成“中瑞财团战略发展委员会”，着手研究和制订其战略发展规划，并就中国民营经济的历史、现状、发展和制度创新等设立课题研究小组，完成了一批专题研究论文，为后来中瑞财团的发起设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些温州的巨头自动捆绑在一起，凭借着强大资金实力和社会资源，今后要做什么？“希望中瑞财团聚集和调动一切合法的社会资源，参与国家重点建设，参与企业改组中的并购和转股改制，带领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合”。四大已签约项目中，前两者表明了中瑞在地方乃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态度，而后两者则表明了中瑞意图在商业流通领域和金融领域谋取一片天地的决心。

郑先生私下透露，“中瑞的未来是要搭建一个庞大的商业平台与金融平台”，通过打造一个透明的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司组成的产业群，营造合法合规的企业公民形象，从而获得监管机构的认同，最终真正进入金融领域，完成企业帝国的建造。事实上，风险很大。除了财务风险之外，还有政策上的风险。因此中瑞财团的股权设计也不无巧妙――每家一股，从一开始中瑞就有别于九个股东自己的家族企业。

中瑞总裁杨新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瑞并非单纯的金融机构，而是更注重对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一体化融合，这是它与其他模式的以金融为工具的企业的本质区别。至于该财团发展的瓶颈，杨认为将会是在对传统思想观念的突破上，具体体现，一是对财团这种高级模式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的认识；二是从思想意识上的注重意识；此外恐怕还要考虑整个宏观经济和大的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经济改革发展的秩序问题。

尽管中国经济界期待着温州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但是中瑞的突然崛起，多少还是有点让人感到意外和吃惊。因为它来得太快，而且规模如此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