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摘 要】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的时候，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势必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声声慢》的四个英译本中，各具代表性的译者因其文化身份的不同，对翻译策略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译者；文化身份；翻译策略；声声慢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的转换过程，所以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会对其翻译策略的选择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则会使译文在译入语中的形象不同，因此同一个语言项目在不同的译者的笔下会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鼓励存在的。

二、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策略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开始转向文化层面的研究。因此，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文化层面的研究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在近三十年，当翻译研究开始注重对译者的研究之后，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一个动态的因素，译者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媒介，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而构成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因素包含有译者的生活经历，译者受教育的情况，以及译者的研究领域。张裕禾曾经指出，文化身份有五个部分构成，即：价值体系，语言体系，家庭构成，生活模式和精神世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拥有的这些文化身份都会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

要弄清楚什么是翻译策略，首先得清楚策略的含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对策略的定义是：适合具体情况的做事原则和方式方法，是可以先买目标的方案集合。故翻译策略可以描述为在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的集合。翻译策略作为一种宏观的原则和方案，其分类必须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紧密联系起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处于翻译活动两级的参与者为“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因此，按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这两者的取向的不同，翻译策略可分为归化和异化这两类。

Nida是首位将归化这一概念英语于翻译理论中的学者。他认为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的语言具有同等的表现力，据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了翻译的“功能对等”。葛校琴曾在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域一文中根据《译学词典》对归化做出了如此的描述：归化是在翻译中采取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程度的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

当谈到异化的时候，德国著名翻译家施莱尔马赫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曾经说过：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原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谭载喜：2002）。可以说这是对异化的雏形。到了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学者Venuti从文学、文化和政治的高度对异化做了新的诠释。《译学词典》上对异化做出了如此定义：异化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抑郁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

三、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声声慢》的四个英译本为例

（一）《声声慢》

《声声慢》是宋代著名女词作家李清照晚年的名作，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此词创作之时正是李清照一生最孤苦寂寞的时候，与之志趣相投的丈夫客死他乡，国破家亡，流落异乡。在此背景下创作了《声声慢》这首词，以哀婉凄苦的笔调书法了自己孤寂落寞，悲凉凄苦的心绪。开篇的十四个叠字的应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叠字应用上的一代绝唱。十四个字无一个愁字在里面，却写得字字含愁，达到了如歌如泣的效果。末尾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既是对全词的总结，又让人回味无穷，可以说是言尽意未尽，唯有让读者来体会了。

（二）《声声慢》四个英译本的译者的文化身份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对《声声慢》进行了翻译，在此笔者选了其中的四位最具代表性的来进行对比研究，即林语堂，Kenneth Rexroth，杨宪益和许渊冲的译本。这四位具有非常典型的文化身份，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林语堂，中国文学家，发明家，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留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务，1936年后移居美国。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从林语堂的生活经历来看，他属于离散译者，从1936年开始直至逝世均生活在海外，而且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于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他所受的教育使得他拥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础和文化底蕴。

Kenneth Rexroth，中文名王红公，著名的美国诗人，汉学家。Rexroth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所受教育均来自于父母，年轻时无所事事，有事打打零工，后来成为政治激进分子，并结交许多左派人士，参与前卫运动。他以翻译中日古典诗及现代诗闻名。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诗人，当他在翻译中日古典诗及现代诗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按照诗歌的风格来处理译作。

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1936年至194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在那里结实了一生的伴侣戴乃迭，并于1940年携戴乃迭回国，二人合作翻译了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在海内外皆获得好评，并产生了广泛影响。杨宪益自小首启蒙老师的影响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古典典籍，故对中国的古典文化和语言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夫人戴乃迭出生于北京，五岁后回到英国学习，二人的结合是中西合璧，二人联手进行翻译可以把中西的语言和文化做到最佳的结合和传达。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诗译英法唯一人，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云纹的唯一专家，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48年到巴黎大学留学，1951年回国。海外生活的经历为他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许渊冲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长期从事中国古诗词的翻译使得他对中国古诗词的理解和应用异于常人。

（三）《声声慢》四个英译本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受到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对同一文本的处理和应用也完全不同，故他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不同。《声声慢》的这四个译本来自于四位具有典型文化身份的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他们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例（1）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

林语堂： Let fallen flowers lie where they fall.

To what purpose.

And for whom should I decorate？

Kenneth Rexroth： Gold chrysanthemums litter.

The ground， pile up， faded， dead.

This season I could not bear，

To pick them. All alone.

杨宪益： Fallen chrysanthemums piled up on the ground，

So withered，Who would pluck them up now？

许渊冲：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

Faded and fallen in showers.

Who will pick them up now？

在原文中，“黄花”指的是黄色的。但是从字面的意思来，“黄花”可以指一种黄色的花，但是不确定到底是什么花。在这四个译本中，由于译者们文化身份的差异性，他们都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Rexroth，作为一名西方汉学家，为了让他的目的语读者充分理解“黄花”的含义，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把黄花直接译为“gold chrysanthemus”。

林语堂的特殊生活经历让我们可以总结出他是一名离散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他的翻译策略会试图寻求归化和异化的和谐统一。对“黄花”一词的翻译上译者试着让二者达到和谐统一。林语堂把“黄花”翻译为“fallen flower”，一方面他是想要目的语读者明白这是一种花，另一方面他试图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地上落满了各种花朵的想象。

从杨宪益中西合璧的婚姻对他的文化身份有着特殊的贡献，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这一类译者，他们会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采取归化加异化的方式。故“黄花”一次在他们的译文中采用了“fallen chrysanthemums”，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非常明确这是一种，同时他们的脑海里会有地上落满了的景象。

许渊冲，非常典型的中国译者，在他的翻译过程尽量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式来处理原文中的“黄花”，直接译为“yellow flower”，这种译法直接带给译者的就是那里有很多黄色的花，至于到底是什么花，这就需要读者自己来查询学习了，这样就增加了译文读者来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例（2）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林语堂： By the window shut， Guarding it alone，

To see the sky has turned so black！

Kenneth Rexroth： Motionless at my window，

I watch the gathering shadows.

杨宪益： Leaning on the window，

How can I pass the time till night alone？

许渊冲： Sitting alone at the window， how

Could I but quicken

The pace of darkness that won’t thicken？

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独自坐在窗边，就好像在守着什么东西一样，非常的无聊，希望天能够尽早的黑，这样就不会看见那些令人心烦的事情了，但是事与愿违，天却黑得越来越慢，越等时间变得越漫长，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从上面不同的译文我们可以看出，针对这个句子，受到不同文化身份的影响，译者们均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四、结语

当翻译研究开始进入文化层次的研究后，我们必须注重对译者本人的研究，特别是译者的文化身份。上述四位不同的译者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身份，故他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Kenneth Rexroth这一类的西方汉学家在翻译时更多的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而以许渊冲为代表的中国译者则偏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像林语堂这样的离散译者会试图寻求归化和异化这二者的和谐统一，杨宪益夫妇这样的中西合璧的组合则会在翻译的过程中选择归化加异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