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5 07:26:30
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如果现在还活着，针对当前全球经济走势，他可能在重要国际场合有话要说，并有可能列举中国。
他会说什么呢？人们在竞猜其演讲内容之前，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其人。凯恩斯因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中国学者所知晓，人们一般认为他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是现代国家干预论的鼻祖。实际上，凯恩斯不H是个举世公认的经济学家，他还是个哲学家、伦理学家、管理学家、审美家和数学家。他不仅是个专才，更近通才。
从凯恩斯的一些核心理念看，针对当今的一些经济问题，他有可能不屑一顾，并说咎由自取。
首先，他对自由贸易从来就不充满激情。凯恩斯高度重视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认为增加就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若主要依靠出口来推动发展，则最终会在国际上激起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融合的过程中，凯恩斯力主“强有力的自我节制”。
但凯恩斯的这个主张并不为其后的新自由主义所接受。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几乎把凯恩斯主义送入了坟墓。但遵从“华盛顿共识”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似乎反证“华盛顿共识”并不是一剂良方。日本和德国的经济长期停滞，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华尔街股市崩盘，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英国脱欧及其余波，似乎预示着自由主义在很多领域失灵，而解决这些动荡所引起的经济不确定性，无一不依靠政府的强有力干预。这样，“好事”让自由主义占着，“坏事”让政府顶着，这在经济学上本身就形成自我否定。
纵观二十世纪后期，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本差异带来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资本日益演变为跨国资本，跨国资本使国家的治理能力受到削弱，而接受这些产业转移的开放较快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成长为人们耳熟的新兴经济体，受上述经济波动不确定性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负面冲击，通过不同的途径演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新自由主义激起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差额的矛盾聚焦于因汇率问题而孕育的货币对外定值的外交口水战。
特别是，一些高度发达国家警惕跨国资本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进而影响国内的就业和经济竞争力，开始采取多种经济政策吸引跨国资本回流，这似乎是凯恩斯理论在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很有意思的是，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大多不置可否，代之以静观其变。
其次，对经济波动，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波动，应以平常心态对待，因为经济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是无法预测的。凯恩斯认为，工商业的投资与经营决策是基于长期预期的，而这种长期预期又在事实上缺乏客观的基础，因为不可能找到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这充分揭示了经济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复杂性，经济行为的结果是可以通过数量来考察的，但经济行为又决定于经济心理，而经济心理又受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难以稳定地量化。
经济的不确定性是凯恩斯的一个重要命题。正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应对经济波动的经济政策也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当前人们的认知方式，为经济政策灵活性设置了不小的障碍，以至于经济理论落后于经济实践，经济理论解释不了经济实践，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那我们当前的认知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呢？归纳到一点，就是对经济现象以简单的量化数学推理替代缜密的理性思考，对定量分析的要求高于对定性分析的判断。当前国内一些所谓顶级的经济学学术刊物，据说没有大幅数学模型的推演，再好的文章也发不出来。仔细观察也确如此。据不懂数学模型的专家说，带数学模型的论文看不懂，一些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都是人们熟知的常识，这些研究成果无任何实际意义。据懂数学模型的专家说，所谓权威刊物发表出来的数学模型推导，太过简单，且大多是仿制或移植国外已有的学术成果，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敬仰经济学巨匠的过人之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通篇没有一个数学公式，也仅在一处提到“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但其通过分析定性指出的方向，至今没错，始终被人们奉为法宝。凯恩斯作为数学家写过《概率论》的专著，但在《通论》中也没有使用一个数学公式，所谓的凯恩斯模型是借助文字叙述表达出来的，其通过分析定性指出的国家通过公共工程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主张，至今被人们奉为法宝。由此，经济定性分析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确定方向，定量分析确定程度。对于认识方法上的这种差异，严重影响经济分析研究的质量和经济决策的水平，进而影响应对经济不确定的能力。
再次，对外汇储备和汇率应从交易双方通盘考虑。凯恩斯信奉汇率稳定，并推崇通过国际协定来进行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他经历了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货币战，即国家通过操作汇率的手段来达到国际贸易上的竞争优势。他反对通过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进而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做法，并反复强调，外汇储备不是为了持有，而是为了应用。
凯恩斯的这个理念似乎不太合时宜，因为当今鲜见实施固定汇率制的经济体，不同形式的浮动汇率制已成常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浮动汇率制的运行中，人们的政策目标仍是企求汇率的基本稳定，这似乎又与凯恩斯一百多年前的汇率理念无多大差别。
汇率水平与外汇储备的规模既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外汇储备规模太低不行，太高也不行，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国际上针对适度外汇储备这个问题，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也不能将其视为金科玉律，应因国别而有异。贸易差额、外汇储备、浮动汇率已成国际经贸关系中的敏感议题，也难怪一些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动辄拿着“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到处贴，以支持自己的政策主张。
最后，凯恩斯的哲学理念也指导其经济思考。凯恩斯不仅是个经济学家，而且在哲学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他将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相结合，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作为一种事业，才具有正当性。换一种说法，即对经济收入和经济福利的追求应取得某种平衡，经济学和伦理学应有某种结合。
但现实情况是，人们在一些不知所以的理念诱导下，消费享受有失控的倾向，伦理价值追求逐步成为“酷爱金钱”的俘虏。追求经济收入，似乎是市场行为选择的导标，也是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动力；追求经济福利，似乎更应强调政府在确保福利公平方面应有所作为，市场自由选择更应以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正义为前提。凯恩斯在这里，将人们的道德改善作为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的一个标准，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在利他中实现利己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若遵从经济先哲的这些理念，则用当今时兴的说法，即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的作用，实现两种力量的有机匹配。这在我国当前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国当前出现众多“传统产业+互联网≌新产业”的趋向，这是否就是一种新型的业态？市场根据逐利原则在野蛮生长，但政府的理性引导明显滞后，由此带来的经济福利经不起公平正义的道德拷问！如电商平台，在给人们提供经济便利的同时得到巨大发展，但其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价格优惠引诱消费者，而价格优惠的重要前提是税收、货款支付和产品质量上的监管套利。再如共享单车，在方便人们出行、减轻城市交通压力的同时，在押金管理、停放区域、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等方面，政府处于无语默认状态。殊不知，这种私人资本的运作，本质上还是利益诱导为上，公共福利在为资本逐利的本质服务。以共享单车的押金制为例，低费使用上的便利是以预交近百元或数百元的押金为前提的，这在金融的本质上，实际上是一种以单车为介质、以社会大众为对象、以押金期限为期限、以使用费用为利息的变相集资活动。共享单车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解决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解决了众多困难自行车厂的销售问题，但私人资本蜂拥进入这个领域并展开激烈竞争，通过海量的小额押金形成巨额的押金池，这种变相通过社会分散小额集资来进一步快速集聚巨额资本的本质未变。有没有风险？该不该管？怎么管？人们似乎并不太关心。但现在是应该关心的时候了！